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终其一生，无论就自己的思想形成和展开，还是就理学的传播，他都始终致力于知识基础的铺设，这个知识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文本。从大的角度讲，朱熹的学术思想历程可以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他接续二程理学，确立思想体系的阶段，最终的标志性文本是成于1173年44岁的《伊洛渊源录》与1175年46岁的《近思录》；后一个阶段是他思想展开与成熟的阶段，相应的文本建设则是遍注儒家五经，而最重要的当然是《四书章句集注》（其中《论孟集注》初成于48岁），历经多次大的修改，直至临终仍作最后的完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思想标志，而且更使儒家的经典发生了重大的拓展，《四书五经》从此成为儒学的经典基础。《四书章句集注》虽然完稿于临终，但它的雏形却来自朱熹1172年43岁思想形成初期的文本《论孟精义》（其基础更在1163年34岁时的《论语要义》与《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既是朱熹思想形成的标志，又是其接续二程思想的表证；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相比，后者近似于梳理新道统与新思想的教材性质的文本，①而《论孟精义》却是新思想直接接续孔孟，从而使儒学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文本。概言之，程朱理学实由《论孟精义》而获得建构，并最终成熟于《四书章句集注》。
  关于《论孟精义》的成书过程，朱熹先后有《论孟精义序》与《书论孟要义序后》作了清楚说明；而此书在朱熹的整个《四书》学的权重以及关系，今人也有详尽梳理，②此不必赘述。这里只从文本的角度来分析此书对于程朱理学的话语建构所具有的意义与作用。
  宋儒从汉唐经学中摆脱出来，以分析的批判的方式重新面对经典，从中抉发出新的思想以回应时代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意识到了后来合称为《四书》的文本更适合他们思想的表达，或更有益于他们的关怀，其中尤以《论语》与《孟子》为重。程颐曰：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③
  这里已明确指出《论语》《孟子》对于《六经》的优先性与根本性。为什么呢？除了《论语》《孟子》本身所具有的完满性，即朱熹所讲的“《论语》之言无所不包，……（《孟子》）七篇之指无所不究”④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论语》《孟子》对时人更具有接受意义上的作用。人们直接研读《六经》，虽然理论上也可以领会经典的旨义，如果足以用心的话。但现实中往往会发生困难，产生疑问，而能够帮助人们解疑的权威当然无过于孔、孟，而孔、孟既已不在，《论语》《孟子》便成为最可依靠的了。故接着前引的话，朱熹连续引程颐的几段话，将这番论证呈现得极为清楚。程颐曰：
  1．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2．或问：“圣人之经旨如何能穷得？”曰：“以义理去推索可也。学者先读《语》《孟》，如尺寸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某常
  语学者，必先看《语》《孟》。今人虽善问，未必如当时人，借使如当时人，圣人所答不过如此，今看《语》《孟》之书，亦与见孔、孟何异？”
  3．或问：“学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将圣人语言玩味，久则自有所得。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4．又曰：“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学者一部《论》《孟》，见圣人所以与弟子许多议论，而无所得，是不易得也，读书虽多，亦奚以为？”
  上述引文的标号与下划线，以及分段，系笔者所加，为了顺便说明一下《论孟精义》与后来的《论孟集注》的异同。上述引文是《论孟精义纲领》中所引程颐读《论语》《孟子》法的前面四则，对勘《论孟集注》前的《读论语孟子法》，有两点不同。一是《读论语孟子法》在引文上作了进一步的精选，上引划线部分是被保留的。《论孟集注》本是《论孟精义》的完善本，作此精选自然在情理之中。事实上，《论孟精义纲领》被《读论语孟子法》删去了许多段。重要的是第二个不同，上引的前后秩序1、2、3、4，在《读论语孟子法》中，2被后移到第8条，即倒数第2条，而4则前移为第2条。众所周知，作为升级版的文本，《论孟集注》与《论孟精义》在形式上最大的不同，一是《论孟精义》除了张载外，其余皆是程门师生，而《论语集注》虽以程门为主，但广及汉唐与宋代各家，堪称《集注》；二是《论孟精义》所引完全是宋儒说经的新表达形式，而《论孟集注》则加入了汉唐经学传统的字义训诂，这正是上引之4在《读论语孟子法》中被前移为第2条的原因，这表证了朱熹在经学上实已超越宋代，融汉宋经学为一体。这个问题虽不在本文议题之中，但对于后文分析《论孟精义》有所助益，故先予表出。
  这里仍回到主题。除了文本的力量外，《论语》《孟子》得以为本的另一个更重要支撑是文本背后的人。读书的根本目的原本就是“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孔、孟既已不在，自然唯有读《论语》《孟子》才能见得孔、孟，《论孟精义纲领》首先引录的便是程颢有关此一方面的语录，概之为“论孔、孟气象”。理学家好言“气象”，此二字系形容，难以界说，但究其涵义无外于一物之状态及其性质，以之形容人，则当近似于指人所呈现的境界及其精神。因此，当二程高标《语》《孟》时，不只是文本，更在呈现于文本中的人，此即程颐所谓：“凡看《论语》，非是只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人气象。”①程颢则明确表示：“读其言便可以知其人，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②
  《语》《孟》与《六经》的关系确定以后，新的问题便是如何理解《语》《孟》。程颐曰：“读《论》《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而且，程颐更进一步指出：“传录言语，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③汉唐且不论，即便入宋以来，至二程同时代，释传《语》《孟》于今而知的便各不下十余种，甚至不乏佛门中人，④不可谓不多，但二程显然以为这些著述是未能见“道”的。故程颐曰：
  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⑤
  事实上，程颐坦承，二程兄弟也因此而引起士林惊疑，程颐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⑥“惊疑”二字极为传神。“惊”并无大碍，久之便转为平常，“疑”却是一种理性态度，必以理性的学术才足以释之，而这正是朱熹始于《论孟精义》的事业。在《论孟精义自序》中，朱熹曰：
  《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为之说者，盖已百有余家。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其溺于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骛于高远者，则又支离踳驳，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学者益以病焉。宋兴百年，河洛之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其于孔子、孟氏之心，盖异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发明二书之说，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使夫读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进于此者而得之。其所以兴起斯文，开悟后学，可谓至矣。间尝蒐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与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若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名曰《论孟精义》，以备观省，而同志之士有欲从事于此者，亦不隐焉。
  很清楚，朱熹将二程直承孔、孟，不仅使二程越出同时代人，而且超迈秦汉以来的所有儒者。二程之所以获此高评，总体上是因为二程承先启后，“斯道之传有继”，“兴起斯文，开悟后学”；具体而言，则是精神上与孔孟异世而同符，文本上既充分又精准地阐扬《语》《孟》，使读者既得其言，更得其意，最终“可以并其所以进于此者而得之”。这个“其所以进于此者”，就是二程理学所揭明的隐于事物中的“理”。
  显然，这样的肯定不可能是无依据的，《论孟精义》就是表证。朱熹的工作是细致而用心的，他将二程的论说附于《语》《孟》各章，又取张载及程门弟子共九家之说附于其后，从而使得二程学派的思想井然有序地绑定于《语》《孟》，从而成为新的经典文本。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对程颐研读经典的重要方法“类聚观之”的调整使用。《孟子精义》卷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下载程颢的问答：
  问仁。曰：“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①
  这个“类聚观之”，原本是将经典文本的相关论述加以归类，西方《圣经》文本的串珠本，以及学术著作中的术语索引，都有所相似，其长处是有益于核心概念的完整理解，但短处容易急迫而忽视整个文本的研读。朱熹对此有明确自觉，他在《论孟精义》成书后给张栻的信中曾因张栻喜用此法而指出：
  类聚孔孟言仁处，以求夫仁之说，程子为人之意，可谓深切。然专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长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蔽，亦不可不察也。②
  但在《论孟精义》中，如上所述，朱熹对类聚观之加以调整，将二程理学各家的论说类聚于相关的经典本文，由此，二程理学关于《语》《孟》的释传就不再是散乱的，而是围绕着经典而呈现的。因此，“蒐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的文本形式，当然仍可以就其形式而视为经学旧传统中的注疏合一，以及各种集注、集传、集说体，但朱熹限定于程门对《语》《孟》的传释，事实上就已成为由经学而转出的理学对《语》《孟》作为新经典文本的固定，使之限定为表达理学的唯一正确的文本。
  尤有意味的是，将二程上接孔、孟，“独得夫千载不传之绪”，朱熹似乎还不满意，他在《论孟精义自序》中更委婉地将二程进一步比拟于孔子。朱熹曰：
  若张公之于（二程）先生，论其所至，窃意其犹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一时及门之士，考其言行，则又未知其孰可以为孔氏之颜、曾也。
  程门弟子中谁为颜回、曾参，③当然是个问题，但终究不是大问题，正如程颐所谓“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顺着朱熹的思路，真正要问的是，若二程是孔子，则谁是孟子？因为“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圣人之学，非子思、孟轲，则几乎熄矣”①；二程以后，若无“孟子”，理学也“几乎熄矣”。在《孟子精义》卷八《离娄章句下》“孟子曰君子之泽”章，朱熹引了程颐、杨时、尹焞的论说，程颐给出解释，杨时是进一步作论证，而尹焞仿佛只是照搬程说，尹焞曰：
  臣闻之师程颐曰：孔子流泽，至孟子时未及五世，其泽犹在夫人也。孟子推尊孔子，而不敢比其泽，故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但能私善乎人而已。”②
  《朱子语类》卷十九载：
  问：“《精义》中，尹氏说多与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说得已明，尹氏只说出。”③
  如只是重复说出，则又何必引录？实际上，“恐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说为简当”④，而且尹焞的“只说出”也恐怕不只是重复，还是有程颐没有说出的话，如上引“闻之师程颐曰”中，“孟子推尊孔子，而不敢比其泽”中的“不敢”二字。孟子自然不敢自比孔子。然仿此句，以论二程理学在两宋的境遇，则也可以说，“朱熹推尊二程，而不敢比其泽”；而且，孔子经曾子、子思至孟子凡三传，二程四传为朱熹，程颐讲“其流泽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后斩”⑤，境遇何其相似。不难推出，朱熹编纂《论孟精义》，推尊二程为孔子时，便已自比孟子。二十多年后，朱熹于不经意间表达了这一自比。《朱子语类》载：
  象山死，先生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⑥
  综上所述，《论孟精义》的完成，形式上是经典传释，实际上更是程朱理学的基础奠定，它将程朱理学上接孔孟、梳理自身、程朱一体的三项指义集合于文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