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儒将原始儒学的“礼—仁”纳入到天理论体系，导致儒学的学术体系、思想体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应该如何理解、评价这一思想改变？这里，我们主要是从儒学史演变发展的评价尺度，对宋儒的天理化仁学作一粗略探讨。
  从总体而言，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宋儒的天理化仁学在儒学史上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表达了儒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升与哲学建构。宋儒天理化仁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强化、提升了儒家仁学的哲学意义。当然，儒学本来就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全面涉及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文明体系，它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全体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信仰、道德、审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习俗等各个方面。因此，儒学是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全体大用之学，是集中代表中华文明、东亚文明知识体系的综合性学科。②虽然儒学并不能够等同于哲学，但是哲学确是儒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知识维度、精神维度。因为儒学是一门全体大用之学，而深入探讨形而上之体与形而下之用关系的哲学化儒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思想维度。宋儒推动了仁学的重要发展，使仁爱情感理性化、仁义原则普遍化、仁道观念形上化，最终推动了仁学的哲学化。从价值体系来说，仁、仁义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但是宋儒已经将这一套价值体系奠定在坚实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宋儒建构的新儒学，是一种包括理气论、道器论、理一分殊论、心统性情论、格物致知论的哲学体系。应该说，宋儒将原始儒学的礼、仁，统统纳入到理学体系之中，大大提升了儒家的哲学意义。
  其次，宋儒天理化仁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强化、提升了儒家仁学的信仰功能。周公制礼作乐而创造礼乐文明，但是礼乐制度必须依据于天神、祖宗的宗教信仰；孔子以礼归仁而创造了道德文明，从而淡化了三代的宗教信仰，而强化了道德主体意识。但是，儒家礼乐文明不能够仅仅建立在这一道德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还必须依托在终极实体的信仰基础上。所以，两汉儒家通过回归上古三代的方式，建立一种对天道、天神信仰的文化体系，但是这一神秘化信仰逐渐受到具有理性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的怀疑。所以，宋儒需要重建一种理性化的道德信仰，他们不仅将仁义与天理连接起来，而且将仁、理归结为一种最高意志、最终目的的“天理”“天地之心”，以强化仁学的信仰功能，解决仁义道德的终极意义问题。所以，宋儒强调仁义不仅仅是一种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道德原则，而是具有更加神圣的信仰意义。宋儒将“仁”看作是“天地之心”，他们论说天理、仁的目的性，如《朱子语类》载：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切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会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为天地之道。”……“如此则《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如何？如公所说，只说得他无心处尔。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①
  朱熹认为“仁”“天心”既是无心的，没有人格神的那种思虑营为；又是有心的，体现着宇宙精神“自定”的目的。此即如朱熹所说：“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灵，但不如人恁地思虑。”②仁道经过这一种“天理”“天地之心”的超验化提升，就具有更加神圣性的信仰意义。朱熹要求个人由外到内均要保持对“仁义”等天理的虔敬态度和信仰精神，保存“对越上帝”敬畏心理，即所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要求，这一种要求其实是强化了儒家仁学的信仰功能。
  可见，宋儒以理释仁，使早期儒家仁学的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儒不仅使儒家的价值意义能够奠定在坚实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同时还使得原来的道德之仁具有了更加神圣的信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