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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四书》学的建立，是儒学史的一个重大转型，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型。宋儒将“仁”纳入到以“理”为中心的思想系统，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永恒的宇宙精神，确实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实：孔子提出的仁爱思想已经被宋儒理学化。如果说“礼”“仁”是原典儒学的核心范畴的话，那么，理学化仁学的建立，则代表了新儒学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和思想体系。
  在早期儒学那里，“仁”主要是一种爱人情感和道德情操，而到了理学体系中，“仁”的意义逐渐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仁的意义变化，主要是通过以理释仁的本体论诠释路径而实现的。
  其一，仁爱情感的理性化。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仁”明显是一种“情”与“理”相结合的道德观念，也就是李泽厚先生经常讲到的“情理结构”①。早期儒家反复强调：一方面“仁”是一种“爱人”“恻隐”的情感，这一种情感是先天的、自然的；另一方面“仁”又是做人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原则，体现为人与人之间能够具有推己及人的情感推理，即一种推己及人的理性。在《四书》体系中，这一推己及人的情感推理的叫法不太一样。《论语》强调这一种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是“忠恕之道”，《大学》称之为“絜矩之道”，而《孟子》则将其看作是直觉性的“恻隐之心”和推己及人。早期儒家主张以人人都有的情感来推导出自己做人的道德选择，在《四书》原典中，“仁”作为一种“情理结构”，往往是以“情”为本，“情”是“仁”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人为什么会有仁爱？仁爱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早期儒家肯定仁爱主要是一种人与人相爱的自然情感，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孔子为什么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因为孝悌之爱的情感源于自己的血缘关系，这是一种最自然、最强烈、最真实的爱。可见，在早期儒家的仁爱“情理结构”中，作为仁爱的本源、主导因素是“情”而不是“理”。
  但是，宋儒一旦将仁爱纳入到天理论的理学体系之中，“天理”就成为统摄仁义礼智的最高存在，从而改造了“仁”的“情理结构”，不是“情”而是“理”已经成为这一“情理结构”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这样解释仁：“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②既然仁是“爱之理”，“理”已经成为定义仁的主词，“情理结构”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就是理而不是情。那么，一个人遵循仁道原则，其道德源泉、精神动力就是来自于对“天理”必须遵循的道德理性，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情感、自然本性等因素。所以，朱熹强调：“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③一个人之所以服从仁道不是由于自己的内心情感、自然天性，而是因为他不得不遵循天理的理性原则，即所谓“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他不得不以“天理”作为自己的道德意志去战胜自己的感情欲望。所以，在朱熹新“仁学”的“情理结构”中，“理”作为依据和主导，贯穿、主宰了“情”。这是新仁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其二，仁义之爱的普遍化。
  在早期儒学中，“仁”完全是一种为人之道，而且首先是孝悌的爱亲之道。孔子及其早期儒家学者反复强调“仁者，人也”①，建立了一个人道论的仁学思想。儒家贵仁，“仁”一方面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相亲相爱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个体人格的独立和自觉。所以，儒家人道论的仁学，体现出人之为人的三个主体人格的精神要素，即仁的情感、仁的理性、仁的意志。可见，“仁”完全是以父子兄弟的爱亲为出发点，通过主体人格精神的开展，进而广泛地建立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
  宋儒虽然也强调主体人格精神的开展，但是他们并不把仁的情感、仁的理性、仁的意志局限于建立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而是将主体仁心作了极大的拓展，从仁民拓展到爱物，从人道推广到天道。所以，宋儒心目中的“仁”，不仅仅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还体现为人与天地自然的一体不分，特别还体现为宇宙自然的生生不息。正如二程所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②程颢特别表彰张载《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③，张载《西铭》表达的恰恰是仁道原则的普遍化，即所谓：“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④这是一种以亲情为基础、但是又完全超越了亲情的仁爱，已经从仁民拓展到爱物，从人道推广到天道。宋儒统合人道与天道，提升人道仁学的天道意义，将《四书》“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与《周易》的“天地之大德”的天道统一起来。这样，在宋儒的仁学体系中，仁爱精神已经超越人道，获得了一种普遍化的天道意义。
  其三，仁道原则的形上化。
  在先秦儒家那里，仁爱是一种生活日用的道德情感，仁义是一种人伦日用的道德要求，它们均是形而下的现象存在。《易传·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是早期儒家只是将“天道”看作是“形而上者”，而将“仁”纳入到对“天地之大德”的仿效、追随，“仁爱”只不过是伟大天道的显现与功用（“显诸仁，藏诸用”），是“与天地相似”“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一种具体表现。
  但是，宋儒大大提升了“仁道”的形上意义，他们不仅将仁爱情感理性化、仁义原则普遍化，而且进一步将仁道观念形上化。这样，宋儒强调作为“爱之理”的仁，不仅是从爱人的情感转化为爱人的理性，同时开始超越世俗而进入到形上意义的追求。特别是宋儒强调仁是“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仁已经从一般的道德意义转化为形上意义的“仁之体”。程颢在一篇专门讨论仁学的文章中说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①程颢所讲的“识仁”，就是指“仁之道”“仁之理”，在宋儒的思想体系中，此“仁之道”“仁之理”均是形而上者。
  由此可见，宋儒强调仁是“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仁已经从一般的道德意义转化为形上意义的“仁之体”。特别是朱熹的仁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这一个作为统一天道和人道的形而上之“体”是什么？就是“理”，仁之理。他认为只有仁之理才可以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因为只有“理”才是一种无形无象的形而上之体。作为一个宇宙间最普遍的“理”，它总是充盈于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人生日用之中的。可见，以理释仁，使仁的理性提升为形而上的天理，最终完成了仁的本体论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