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学的形成演变过程漫长，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过程做一个大的概括，将其简缩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礼（周公）—仁（孔子）—理（朱熹）。三代先王及周公完成的礼乐制度是中国儒教文明的基础，孔子及其早期儒学创建的仁道精神则是儒学的成型，而宋儒及朱熹完成的天理论却是古典儒学的最高形态。
  殷周之际，历史发生巨大变迁，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创造了礼乐制度文明，《六经》就是礼乐文明的经典文献。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以礼归仁而创造了仁义道德的精神文明，早期儒家诸子著作则是仁义道德的经典文献。从春秋战国到汉晋隋唐时期，记载上古典章制度的《六经》之学一直是经典体系的主体，而早期儒家的著作则只是诠释《六经》的传记之学。所以，汉唐时期儒学、儒教的思想文化被合称为“周孔之道”。“周公”创造的典章制度之“礼”才是主体，是能够设置“博士”的专门之学，而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术的著作均只是诠释《六经》的传记之学。这样，在汉唐经学体系中，“仁”其实是依附“礼”的。“周孔之道”中“周”是主，“孔”是从。
  唐宋之际，历史再次发生巨大变迁，表达“封建贵族”“士族门第”精神的礼教秩序不断受到冲击，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学体系和学术教育制度受到普遍怀疑。代之而起的是“白衣秀才”身份的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崛起，他们追求、突显一种文化主体性的仁义精神及其相关的义理之学，以早期儒家诸子之学为主体而创造了《四书》的新经学体系。两宋以后的儒学被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的儒学核心思想已经从“礼仪”“文章”转移到“仁义”“心性”。“孔孟之道”其实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已经成为儒家学术的主体，同时也是强调儒家诸子之学已经逐渐成为儒家文明的主体。
  历史上的儒学先后曾被称为“周孔之教”“孔孟之道”，这两个不同称呼其实源于儒学在经历“礼—仁—理”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思想重心的转移。早期儒家的“礼—仁”建构的结果，到汉唐时期形成了以建构国家礼乐制度为重心的“周孔之教”；而宋儒建构、完成的《四书》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脉络，才形成了以仁义精神为重心的“孔孟之道”。而且，宋儒建构的《四书》学，不仅仅确立了仁义道德的“孔孟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更加重要的是，朱熹将《四书》学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与信仰体系中去，从而将儒学史上“礼—仁—理”的历史演变与时间过程，化为一种以“天理”统摄“礼—仁”的逻辑体系与空间结构。
  所以，宋学兴起是儒学史的一个重大演变和发展，在原典的《论语》《子思子》《孟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而在宋儒建构的《四书》学思想体系中，“理”终于成为整个新经典体系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本来，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均是十分重要的核心范畴，而且两者又是相互规定和诠释的关系。但是，宋儒在诠释《四书》时，将孔孟著作中的礼、仁均以一个“理”来概括，最终以“理”来统摄礼、仁。我们发现，先秦诸子只是偶然讲到的“理”，宋儒则将其提升、发展为一个普遍的、形而上意义的核心范畴。早期儒家倡导仁、礼是作为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宋儒进一步将其抽象化、普遍化为“理”。一方面，宋儒将周公之礼抽象化、普遍化为“理”，朱熹在注解《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一章时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①宋儒反复强调，他们所说的“理”，其实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体现为“制度品节之可见”“人事之仪则”的“礼”。另一方面，宋儒也将孔子之“仁”抽象化、普遍化为“理”，朱熹解《论语·颜渊》时说：“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②其实，宋儒诠释的《四书》伦理道德规范不仅仅是礼与仁，他们认为孔子提出的所有伦理道德均是“理”。朱熹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之规范和准则，均看作是人伦日用不得不遵循的“理”。他在诠释《孟子》性善论时说：“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①可见，早期儒家提出来的仁、义、礼、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宋儒统统归之于“理”。
  在宋儒那里，“理”不仅仅是人文之理，同时还是自然之理，意义已经拓展到自然天地，成为既有普遍性又具必然性的形而上意义的范畴。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提出，“理”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还是天地自然的普遍性、必然性法则，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这样，“理”也因此成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君臣父子、人伦日用等一切自然的、社会中事物的普遍本质与法则。为了说明统一的“理”和社会、自然中具体之理的关系，朱熹还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这样，他不仅将礼、仁的人文之理统一到“一理”之中，还将自然之理也统一到“一理”之中。朱熹在解《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③根据朱熹的“理一分殊”原理，主宰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均是同一个“理”，所以称之为“理一”，而早期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却是“万殊”之理。同时，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更细致的“万殊”之理，如“礼”就包含着无数细致的具体节目。
  由此可见，宋儒通过诠释《四书》而建构的新仁学，完成了以“理”为中心的知识、价值与信仰的重建。他们通过一系列哲学化的思辨，将“仁”作了形而上的提升，使原典儒学中作为人格精神的仁，重新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宇宙意义，纳入到一个更加具有哲学性、系统性的天理论体系之中。所以，宋儒的《四书》学，已经大大不同于早期儒家诸子学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如果说早期儒家的《四书》还是以“仁”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话，宋儒的《四书》学则已经建构了以“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和信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