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先秦文献中对义的使用解说不少，其中属于文字学的解释是“义者，宜也”。以宜解义，虽然亦不能涵盖先秦文献对“义”的使用的诸意义②，但此说出现甚早，亦颇流行。其较早者，见于《中庸》：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朱子注云：“杀，去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③朱子强调，“宜”是事理之宜乎如此者。
  以宜解义，也见于其他先秦子书，如：
  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记·祭义》）
  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
  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管子·心术上》）
  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故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韩非子·解老》）
  义，宜也。爱，仁也。（《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三》）①《说文解字·宀部》曰：“宜，所安也。”从“所安”来看，可知宜的本意为合适、适宜，引申为适当、应当。所以宜字本偏重于实然，而非直指当然，其当然义较轻。故以宜释义，使得义的价值意涵变得不太确定，这是此种训释在伦理学上的弱点。这一弱点对“义”的后来发展，起了不小的影响。由于以宜训义出现较早，几乎成为既成的标准解释，故后来者几乎都要照搬此说，或在引述此说的基础上，再加以申发。
  从《中庸》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可知，其“义者宜也”，应属声训。按：古时的声训是用音近或音同的词去说明被解释词的字义或来源。声训起源很早。如《易传》说：“乾，健也；坤，顺也”（《说卦传》），“夬，决也”，“晋，进也”（《彖传》），如《论语·颜渊》“政者，正也”，《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这些都是声训。义者宜也，也是如此。但声训有时是出于猜度，主要是利用音义关系阐明某种主张，未必反映了语言的历史事实。声训之法到汉代应用较广，汉末刘熙作《释名》一书，专门用声训解说词义。
  西汉大儒董仲舒解说义字仍不离“宜”之：故曰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无之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谓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这是以宜和我二义合一，来解释义字的意义，只是他强调义者在我，故他解释的宜，也是宜在我。这与朱子所讲的宜是事之宜、理之宜是不同的。
  汉代以后，以宜解义还是较为多见的。《论语·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皇侃疏：
  信，不欺也；义，合宜也。②
  邢昺疏：
  人言不欺为信，于事合宜为义。③
  《论语·先进》“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邢昺疏：
  注“方，义方”。正义曰：义，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也。《左传》曰：“爱子教之以义方。”①《论语》二《疏》都是以合宜训义。邢昺《疏》讲宜是于事合宜，强调事之宜，这一点为朱子所继承。此前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②，也是以宜论义。可见这个传统的影响之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董仲舒的说法表示，义的对象是我，而义的本质是“正”。这在先秦儒家已多有其例，如我以前指出过的③，《礼记·乐记》已经说过“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丧服四制》也说“礼以治之，义以正之”，《荀子·赋》则说过“行义以正”。儒家以外，墨子更明确提出“义者正也”（《天志》），义者正也，表示义具有“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规范”意义。庄子“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天地》），也透露出以爱为仁，以正为义的用法。可见，除了宜以训义之外，以正释义，在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流行，并延续到汉代。相比起来，以宜训义，是一种训诂学的方式；而以正释义，是一种语用学的方式。
  另外，除了义的定义外，义的特性在古代亦有论列，如《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有“强，义之方；柔，仁之方”④之语，用刚强来刻画义的特性，与仁柔相对。《荀子·法行》“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明确以义为刚，以仁为柔。这一思想对汉以后的思想也有重要影响。《易传·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也体现了此种刚的特性所体现的伦理性质，及其与“以正释义”的关联。汉代扬雄《法言·君子》更说到“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我曾指出，郭店《五行》篇以亲爱论仁，以果敢论义，以恭敬论礼，其中对仁和礼的理解与春秋以来德行论基本相同，而以果敢论义，已表现出与春秋时代的不同⑤。这些与春秋不同的“义”的理解，正是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