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文献资源建设是文化建设重要内容之一。朱熹非常重视礼学文献建设，不仅撰写为数可观的礼学类文章，编纂多部礼学类著作，还修订、刊刻了多种礼学类书籍，建构起庞大的礼学理论体系，将儒家思想通过具体的礼仪活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用以改变唐五代以来世俗民风多为释道二教所浸淫、儒学在民间的地位受到削弱的尴尬局面，以兴起民众，兴起国家。本文围绕《家礼》撰写、复得、刊刻与流变情况，考察朱熹及朱子后学的文化建设，以资鉴于当代社会文明建设。一、朱熹撰有两个版本的《家礼》朱熹继承与弘扬儒家思想，将礼当作“天理之节文”，读《周礼》《仪礼》《礼记》等礼学著作，发现古代礼文繁缛甚至差误，不便于推广至民间，难以将儒家思想由上层社会下移到普通民众，于淳熙二年（1175）完成《祭仪》之后，以司马光《书仪》为底本复加删削，参考程颐礼书内容，编成《家礼》一书，使之文字趋向简洁，节次更加分明，仪式易于操作，欲使之通用于整个社会，让普通家庭在举行冠昏丧祭等重要仪式时有文本依据。淳熙三年三月中旬，朱熹怀揣《家礼》等书稿，偕蔡元定北上婺源，约浙东学者吕祖谦于开化县讲论学问。朱熹与吕祖谦会晤，讲论九日方别，其中就有《家礼》的修改讨论。不料《家礼》手稿在半途中“为一僧童窃以逃”，其后无法进行修改。
  为了弥补此事的缺憾，朱熹于绍熙至庆元间组织一批知礼的弟子共同纂修《仪礼经传通解》，由朱熹、黄榦、吴必大、李如圭、吕祖俭等人分写《家礼》的冠昏丧祭之礼，规模大致如前作，而有所损益。庆元三年（1197）十月，朱熹外出回到考亭，写信给流放在湖南道州的蔡元定说：“所需《律序》，乍归未暇检寻旧本……《礼书》未附疏，本末可写，以见喻再三，恐亟欲见其梗概，已取《家礼》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纳一哥矣。其后更须年岁间方了。”①信中提到的《家礼》四卷，就是晚年新修本。朱在《跋仪礼经传通解目录》明确说经朱熹润色而定，分块融入《仪礼经传通解》。
  南宋后期朱子后学对《家礼》创作时间的表述各自不同，缘于对李方子《紫阳年谱》的误读，笔者有所梳理。②误读导致后人怀疑该书非朱子之作，史上有过真伪之争，如元代至元年间，钱塘人应本就对《家礼》是否出自朱子之手表示怀疑，作《家礼辨》。明儒丘濬在作《文公家礼仪节》时对应氏辨疑又作了反驳。到了清代，作《朱熹年谱》的王懋竑又推广应氏之说，作《家礼考》等文，明确否定《家礼》为朱子之书，四库馆臣也从王氏之说，主要围绕“《家礼》载于《行状》，其《序》载于《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于《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于《家礼附录》”而展开学术争辩，而王氏考辨没有提出真正的力证，难以令人信服。当代著名学者如陈来、束景南、蔡方鹿①等做了大量正本清源的工作，使《家礼》这一重要的礼学文献复归朱子名下。
  淳熙手稿本与庆元定本两种《家礼》，于朱熹生前皆未刊行。庆元本是经过朱熹审定，作为鸿篇巨制《仪礼经传通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服从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的编写逻辑与要求，不作通盘考虑，就不能与整部著作格调一致，达不到兴起国家的著述目的。由于两个文本的撰写时间跨度大，面向不同层次的读者，撰述的侧重点不同，所存在的差异自不待言。概而言之，淳熙手稿本属于“士庶之礼”书的简明本，庆元本则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之礼”书，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充实。
  二、《家礼》失而复得与版本流变
  朱子门人黄子耕说：“先生既成《家礼》，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易箦，其书始出，今行于世。”杨复也说：“《家礼》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订。先生既没，而书始出。”（《家礼·附录》）陈淳也说朱熹“旧亦略有成编矣，在僧寺为行童窃去，遂亡本子，更不复修”①。黄子耕、杨复、陈淳皆是晦翁门人，都说朱熹作《家礼》且失而复得，所本来自朱在对陈淳所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也就是在庆元六年（1200）十一月二十日朱在葬父之前，才获得淳熙手稿本的抄写本，《家礼》实被埋没了二十五年。失而复得的《家礼》，自然是“不及再加考订”“不复修”的未定本。学界至今没有弄清是谁最先录得《家礼》交给朱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能否从顶着庆元党禁压力前来送葬的晦翁弟子之列找到答案，尚待时日与有心者的钩沉。
  朱在多年后才将《家礼》抄本出示给同门师兄弟，于是便有陈淳说：“嘉定辛未（1211），自南宫回，过温陵，值敬之倅郡，出示《家礼》一编，即就传而归。”陈淳说稿本“为篇有五：《通礼》居一，而《冠》《昏》《丧》《祭》四礼次之，于篇之内各随事分章，于章之中又各分纲目”。这个格局与今日通行五卷本《家礼》一致。所及内容，贯穿人生整个过程。朱熹于书中论及所行、所用、所宜、所忌、所尊、所辟，要求后世视具体情况择检参用，不必拘泥，既表达了要以礼仪规范来匡正世俗的思想，也体现出作者与时俱进、合乎时宜的治学理念，具有从俗、从俭、从简、从今的特点。《家礼》的出现，标志着儒教仪礼由思想落实到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
  朱在为了不让先父的劳动成果湮没无闻，总在寻找刊刻的机会。当朱子门人廖德明得见《家礼》后，率先于嘉定五年知广州时刊刻于郡学。五羊本，是所能知的最早版本，距初作已过了三十五年。一作一逸，一出一刊，可谓经历曲折。宋室燕懿王八世孙赵师恕于嘉定九年知余杭县时，刊印《家礼》，黄榦作跋（江夏黄氏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卷20《书晦庵先生〈家礼＞》）。陈淳又按余杭本考订五羊本之讹舛，对错序者进行调整，并作《家礼跋》，由知严陵郡的长溪人郑之悌于嘉定十年刊刻于严陵。①多年后，朱子门人杨复以五羊刻版漶漫，又依朱熹手稿进行整理，即为廖氏刻本作附注，将考订者附注于各条之下，成《家礼杂说附注》，由知广州的朱子后学方大琮于淳祐二年（1242）刊刻之。淳祐五年，上饶学者周复又将杨复整理者别出一本而刊行之，即将原来分散于《家礼》正文下的杨氏注文集中附于书末，形成《家礼》五卷，《附录》一卷的格局。还有一个版本就是由赵崇思刻之萍乡者。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家礼》五卷。右朱文公所定而赵崇思刻之萍乡者。潘时举、李道传、黄榦、廖德明、陈光祖序跋附焉。”
  有意思的是，嘉定十年《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本在南康学宫首次刊印，其中就包含朱熹审定的《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未经裁定的《王朝礼》十四卷。经由朱熹审定的《家礼》五卷，一直没有单独刊行，可能是不能从各卷中抽出、组合成独立本，后人也不敢将它们割裂出来。基于对淳熙稿本与庆元定本的比较，朱子私淑弟子李性传在《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说“《家礼》编成而逸，既殁而其书出，与晚岁之说不合”①也就不难理解。元代黄瑞节编《朱子成书》，收入《家礼》，不分卷目。明代刊本甚多，主要还是五卷本，如嘉靖间刊题朱熹撰《家礼》五卷、杨复撰《附录》一卷本，也就是周复整理本的再刊。清初有仿宋刻《家礼》五卷《附录》一卷者。另见有康熙间刻张文嘉编辑《齐家宝要》二卷本，书名页题《文公家礼》，版心题《齐家宝要》。乾隆年间纪昀、永瑢等编纂《四库全书》本《家礼》。同治四年（1865）也有《家礼》刻本。光绪六年（1880）公善堂刻《家礼》五卷，《附录》一卷本。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五卷本。光绪间《清麓丛书·正编》，收入《家礼》五卷本，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清代还有紫阳书院刻《文公家礼》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由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等主编的《朱子全书》，收入由王燕均、王光照校点本《家礼》。以上多朱子《家礼》不仅有单行本、手抄本，还有重编本、节缩本、合编本、解说本等多种形式行世。如元代刻有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的《文公家礼集注》十卷本。明景泰元年（1450）汤氏执中堂刻汤铎撰《文公家礼会通》十卷本，正德十三年（1518）常州府刻丘濬撰《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隆庆五年（1571）刻王叔杲撰《家礼要节》一卷本，万历三十六年（1608）晋陵钱时刻朱熹撰、丘濬辑、杨廷筠订《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万历四十六年何士晋刻朱熹撰、丘濬辑《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明刻彭滨校补《重刻申阁老校正文公家礼正衡》五卷本。还有一种是明刻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刘璋补注《纂图集证文公家礼》十卷本。上述《家礼》衍生本，清代也有刊刻。此外，雍正十一年（1733）教忠堂刻李光地辑《朱子礼纂》五卷本。乾隆三十八年（1773）博雅堂刻合刊本，包括丘濬辑、杨廷筠补《朱子家礼》八卷，宋纁辑《四礼初稿》四卷、吕维祺撰《四礼约吾》四卷。嘉庆四年（1799）刻龙光葵辑《四礼粹》四卷本，书名页题《文公家礼》。光绪二十一年照琴书屋刻梁杰辑《家礼全集》六卷本。民国时期则有民国五年（1916）上海江左书林石印丘濬辑、杨廷筠订《文公家礼》八卷本，民国十一年铅印杨务本编辑《重订家礼仪节》三卷本。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中华再造善本》，乃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影印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文公家礼集注》而成。
  从宋元明清直至现在的数百年中，朱子《家礼》一书不断刊印，说明该书是易被人接受的普及型礼仪读本，也能反映出该书是朱熹在礼学方面影响范围最广、接受人群最多的著作。图书刊印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实施的文化工程。刊印《家礼》，几乎是与礼学推广并步而行，得力于朱子家人、门人和私淑弟子，以及诸多传统文化研究者。朱子后学秉承朱子作礼以教化民众的为学旨意，意在振兴古礼以求自强。他们学有成就，步入仕途，或为一方长官，或为佐贰，有能力主持刊刻图书，或作文字校勘，或撰序跋推广，群策群力，无疑对《家礼》的刊印、流布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礼学推广与朱子后学的文化传播
  朱熹是一代儒宗，倡道东南，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牵头修《礼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为传统礼学注入新的人本主义理学精神的活力与生命。他打破闽浙赣皖湘的学派界限，遍请各地优秀学者如吕祖俭、路芾、潘友恭、余正甫、黄榦、蔡元定、吴必大、李如圭、刘砥、刘砺、赵师夏、赵师恭、应恕、詹体仁、叶贺孙、
  杨楫、廖德明、杨方、杨简、刘光祖、刘起晦、孙枝、杨复等参与分章编写活动。①朱熹去世后，受黄榦之请，朱熹孙女婿郑宗亮，与刘砺、郑文遹、潘儆等参修《仪礼》。黄榦去世后，杨复也仿师友的做法邀请同门修礼书，最终完成《仪礼经传通解》六十六卷。这个群体，在完成主体项目的同时，还各自有礼学著作问世，如黄榦《续仪礼经传通解》，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仪礼图》，叶贺孙《仪礼解》。此外，朱门弟子黄士毅著《类注仪礼》、陈孔硕著《释奠仪礼考正》，刘爚著《仪礼云庄经解》，刘垕作《家礼集注》，朱子再传熊庆胄著《三礼通义》，郑鼎新著《礼学举要》《礼学从宜集》等，都与朱子礼学文化建设密不可分。
  除撰述外，考亭学派中的诸多学者于自身所处环境中讲授礼学的人也为数不少，如永春人陈易崇尚伊洛之学，不眉浮屠，参酌古礼，乡闾化之。潮阳人郭叔云从学于朱门，回乡后在岭南积极推动朱熹《家礼》。②即便非朱氏传人，也尊朱子《家礼》行事，如四明慈溪桂氏在《家训》中就要求子孙遵行《文公家礼》。因此说，受朱子礼学文化的影响，南宋中后期大量学者讲授礼学、撰述礼书、刊印礼书，形成礼经考究与阐述并举的新局面。
  元代接替南宋，朱子礼学思想并未陵替，如高陵人杨恭懿承父之遗风，行“朱子家礼”于关中，③享有盛名。浦江人郑文嗣，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余年，一钱尺帛无敢私。至大间表其门“孝友”。文嗣殁，从弟大和继主家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丧葬，必稽朱熹《家礼》而行执。①明代朱子后学更活跃，诠释《家礼》也不在少数，如乐安人詹凤翔著有《家礼括要》。②学者对朱子著作不断刊刻，并加以宣扬和推广，使朱子《家礼》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推动，如洪武元年（1368）曾颁布政令：“民间婚娶，并依《朱子家礼》。”以朱子《家礼》无问名、纳吉，止纳采、纳币、请期为庶人婚礼定制。③“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这一背景下，《家礼》得到遵行与贯彻，如河津人薛瑄治理学，居父丧，悉遵古礼。鄞县人戴安仲，冠婚丧祭之礼，悉本朱子《家礼》。句容人樊继知兴国州，劝民丧祭诸礼用朱子《家礼》，抑制庵观僧尼。宁都人丁积，申洪武礼制，参以《朱子家礼》，择耆老诲导百姓。高陵人吕柟谪解州判官，摄行州事，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④吉水人刘观，冠婚丧祭，悉如《朱子家礼》。三原人马理，居丧取古礼及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折中用之。上虞人潘府知长乐县，教民行《朱子家礼》。而清代研究礼学者更多，如张承烈专心理学，言行必以礼法为准。海康人陈瑸任台湾知县，兴学广教，在县五年，民知礼让。宜兴人任启运学宗朱子，以朱熹未注《礼经》，乃穷究《仪礼》《礼记》，终有成。漳浦人蔡世远崇尚朱子学，辑《朱子家礼纂要》等。仁和人沈佳治理学，学宗朱熹，著有《礼乐全书》。武先慎《家礼集议》二卷，乃“抄家礼原文，仍集各家之义，考得失以求一是”。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聚顺堂刊刻。撰有《四礼翼》的郑之侨师从理学家蓝鼎元，受程朱理学思想熏陶，重视经世济道，以朱文公《家礼》改变当地迷信落后习俗。①婺源江湾人江永博古通今，尤长于考据之学，著有《礼记训义择言》《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宫增注》《仪礼释例》《深衣考误》《礼书纲目》等。震泽人张海珊论学以程朱为归，著有《丧礼问答》，其弟子张履讲程朱之学，传布朱子家礼。南城人黄采笃志程朱之学，身体力行，事亲以孝，居家以《家礼》倡引后进，风俗为一变。阳城人田从典，学以宋五子为宗，居父丧，事必遵家礼。②元城人张梦维，居丧哀毁，准家礼，屏俗习。以上列举之人，既有朱子学后人，也有循吏和孝友，是践履朱子礼学思想的佼佼者，都被载入正史。当然，在国内尊《家礼》而努力践行者大有人在，数不胜数。
  上面列举之人，遍布大江南北，说明朱子礼学已不受区域限制而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也说明朱熹制礼，于古有征且简约易行，所拟定的冠礼简便易行、婚礼尚俭、丧礼尊亲、祭礼收族敬宗，切近百姓生活，为人所接受，故而成为一般家庭和宗族公认的治家礼范和行为准则。笔者受朱杰人教授推出《朱子家礼·婚礼》现代版的启发，为武夷山市朱子学校作《改进版拜师礼模板》，作为该校师生敬师、拜师的文本，又参与《朱子〈家礼＞与人文关怀》一书的撰写，目的就是想让现代人更好地了解朱子礼学文化、传承中华礼文化。
  总之，数百年来，朱子后学薪火相传，致力于文化建设，倾心整理《家礼》，在校勘考证，撰文宣传，注释推广，锓木刊印，发行流通等诸多环节都付出辛勤的劳动，把人本主义理学精神贯彻到现实生活中，终极目标是要达到家庭和睦，社会有序。

①基金项目：2011年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朱熹著述活动及其著作版本之研究”（项目编号：JA11271S），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朱熹著述活动及其著作版本之研究”（项目编号：12FZX006）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陈国代，武夷学院宋明理学中心副研究员。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8页。 ②郑春：《朱子家礼与人文关怀》，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①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424页。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本，第1168册，第608页。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本，第1168册，第610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1012页。 ②陈国代：《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③陈国代：《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第650页。 ①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452页。 ②陈国代：《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第711页。 ③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03页。 ④《明史》，第7243页。 ①陈国代：《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第793页。 ②赵尔巽：《清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