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唐宋时期，家礼的发展明确呈现出了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唐代家礼修撰始终与世家旧族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家礼文本的著述者主要出身于世家旧族。其次，家礼修撰的事例亦主要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再次，承续礼经旧文而来的家礼修撰，与世家旧族的家学渊源和传承有着直接关系。唐代家礼的世家旧族色彩始终凸显，因此唐代家礼的行用始终有很大局限，并不具有广泛意义。与此相比，宋代家礼则呈现出了别样的面貌。北宋时代局限于世家旧族之中的全面承袭古礼仪制的家礼已基本上不复存在，由普通的科举官僚士大夫修撰并遵行的家礼，表现出了明显的远离经典旧文、参以时宜、遵从民俗的特征，其内容仪制所呈现出来了的庶民化亦日趋明显起来。换而言之，北宋家礼已经表现出了明确的下延及庶民层面的迹象。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首先表现在其修撰者大多是普通的科举官僚士大夫，而其生活已经接近庶民生活层面。北宋家礼修撰和遵行引起士人的广泛关注，家礼影响日渐扩大，与社会变迁家族观念的淡化促成敬宗收族意识的兴起直接相关。然北宋家礼的影响能够超过前代，还有一点无疑不可忽视，北宋家礼修撰者多当朝之名人。据《宋史·艺文志》记载诸家礼文本撰作者，有名相贤相如杜衍、韩琦、司马光、吕大防；又有学古力行之士人宗师，如程颐、张载；其他几人虽不及杜、韩、司马之闻名于世，亦是一时翘楚、宋史有传之名臣，如吕大临、吕大钧，又如范祖禹。这些时代风标性人物修撰和积极遵行家礼，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家礼的影响。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名垂青史，但是不能否认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科举入仕的普通官僚士大夫。宋代官学发展迅速，家学衰微，类似前代世家大族的家学渊源、礼学传承早已不再。因此，这些普通科举官僚修撰和遵行家礼，其顺应世俗、参以时宜的特点就尤为明显。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还可以从具体礼文仪制规定的顺应世俗表现出来。细观北宋家礼仪制，可以发现，虽然仍有如杜衍家祭“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①这样的例子，但是“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②的评语却恰恰表明北宋家礼整体而言与杜氏家礼明显有异，事实上诸家家礼清晰可见的正是“迁于世俗”，正是顺应世俗、参以时宜。例如，韩琦参合前代七家祭礼，撰述韩氏家祭礼十三篇，名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序中云：“采前说之可行，酌今俗之难废者，以人情断之”③，即采用前人家祭礼可行之于今者，并吸纳世俗之难以轻易废除者。正是由此，韩氏家祭式明确顺应世俗，在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因其“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④这种“迁于世俗”“参以时宜”的做法，在张载家礼中也有明显表露。《宋史·张载传》载“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朱熹更是明确指出张载制礼多不本诸《仪礼》，自有“独撰”。亦可知其对“世俗”“时宜”的考量和参用。⑤
  司马光在家礼修撰方面卓有成就，其著述包括《书仪》《涑水祭仪》以及《居家杂仪》在内，详细规定了家族冠婚丧祭诸仪，尤其强调祭仪和居家杂仪。①今仅据《书仪》，②其沿用古礼而参以时宜、顺应今俗的特点清晰可见。《书仪》对冠婚丧祭等礼文仪式的规范，屡屡可见的是其行文之中“今从俗”、“且须从俗”、“今从便”之语。例如，“冠”中有礼宾之仪，注云：“今虑贫家不能办，故务从简易”。其实已经考虑到了士庶人家的财力有限，不能按循烦琐古礼行事。又如，“婚仪”中亲迎前一日，有“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之仪，注云：“俗谓之铺房，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亦是顾及到了世俗民情。后人或以为司马光家礼“从俗”最显著者，在于新妇入门拜先灵（祖祢）于影堂而废“三月庙见”的古礼。司马光在此注文中云：“古无此礼，今谓之拜先灵，亦不可废也。”设影堂以祭祖是北宋官僚士大夫家族时俗，《书仪》设有专门影堂祭祀以及影堂杂仪的条目，正是顺从这一世俗而来。但是恰恰这一设置，说明《书仪》家礼规范对象主要是仍是官僚士大夫群体，而非是普通庶民百姓。由此我们在理解韩琦、张载等人家礼中的顺应世情民俗的时候，也就不能将其对普通民俗的参酌估计过甚，因为其同样是主要针对官僚士大夫家族的仪制规定。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的是，北宋家礼是在按袭古礼旧文的基础上，比唐代家礼更为明确地加入了世俗、时宜的因素，更趋从俗、从众、从简易，亦更趋接近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亦可以从居家杂仪的关注上表现出来。《宋史·艺文志》列北宋时期的10部家礼，家祭礼有8部，家礼修撰主要集中于祭礼，显然承继了唐代家礼修撰的传统，这与自古以来的祭祖为家族重事有关。韩琦、司马光等人亦正是出于对士人之家祭祀“多苟且不经”、官僚之家祭如同闾巷庶民有着清晰的认知，才关注和强调家祭礼仪的规范，但顺应世俗、不违孝子之情的做法使其家祭礼中依然表现出了接近闾巷庶民的迹象。与此8部家祭礼不同，另外两部亦即司马光所著的《书仪》和《居家杂仪》，除了规范冠婚丧祭礼诸仪之外，却表现出了对日常居家杂仪的特别强调。司马光专门撰写了单行本的《居家杂仪》，又在《书仪》一书中专列“居家杂仪”篇。《书仪》卷四“婚仪下”中列有“居家杂仪”，其名目包括凡家长御群子弟及家众、凡诸卑幼事家长、凡为子妇者事父母舅姑、凡为人子弟者事父兄宗族、凡为人子者事父母、凡子妇侍父母舅姑疾、凡为宫室、凡卑幼于尊长、凡节序及非时家宴、凡子始生即教育、凡内外仆妾事主人等等内容，涉及家族内各成员的礼仪规范、日常居家的各个方面。居家杂仪的单独提出、专门规定，是对日常居家生活礼仪的规范和特别强调，这是唐代家礼中关注尚少的内容，无疑是对家礼修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和扩充。居家杂仪的突出规定，表明了北宋家礼日趋接近普通士庶生活层面的现实。
  检视家礼的发展历程可见，依据礼经旧文编撰家礼是南北朝世家大族的风习，唐代家礼修撰正是南北朝世家大族撰制家礼风习的延续。也正是在此传承礼经旧文的趋势特征中，关注冠婚丧祭诸仪而忽视日常居家礼仪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根源在于无论是南北朝的门阀士族还是唐代的世家旧族，其家学渊源、礼学传承都是非常明显的，所谓风教“整密”，垂髫换齿之时“便蒙诱诲”，习得“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①，因此居家日常行为规范并无需要特别关注。然至于宋代，世家旧族早已沦丧，不为人知，家学渊源、礼学传承更不见于私家，兴起于普通士庶层面的科举官僚士大夫们按循礼经、参以时宜、顺从世俗编撰家礼仪制之际，不仅要关注冠婚丧祭诸仪，更要专门关注家族成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居家生活的日常礼仪约束。因此，对这种居家杂仪的关注，正反映了北宋家礼日趋接近士庶民众生活层面的趋势特征。
  总的来看，以《书仪》为代表的北宋家礼，在按循礼经旧文的基础上，参以时宜、顺应民俗的主旨明确，日趋接近士庶百姓的生活实际，表现出了一定的庶民化的迹象。尽管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家礼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针对自家修订的礼仪规范，因此这种“接近”依然有限，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并未能有更大程度上直白地显露和进展。然这种庶民化迹象的影响依然不可低估，作为宋代家礼庶民化的标志性成果的《朱子家礼》的修撰，正是以北宋家礼的发展演进为基础的。

①王美华、耿元骊，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 ②关于此点可参见周鑫《（朱子家礼）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32—446页。 ①《欧阳修集》卷三一《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衍）墓志铭》。 ②徐度《却扫编》卷中。 ③《安阳集》卷二二《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序》。 ④《却扫编》卷中。 ⑤《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后世礼书》。 ①王立军《试论司马光礼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文中认为：《书仪》这种家礼格局，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礼仪系统，为后世家庭礼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都学刊》，2001年3期，第47—50页）。 ②《书仪》（或称《司马氏书仪》），卷一为有关表奏、公文、私书、家书格式；其后分别是卷二为冠仪，包括冠、笈、堂室房户图、深衣制度；卷三为婚仪，包括婚、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妇见舅姑、婿见妇之父母，卷四中还列居家杂仪；卷五至卷一○为丧仪的内容，其中，卷六有“五服制度”、“五服年月略”，卷九有“居丧杂仪”，卷一〇有“祭”与“影堂杂仪”。此书中，书札体式占据很小比重，除了卷一之外，只有卷九的“居丧杂仪”后附书式20则，关于讣告、吊丧、慰问以及居丧期间往来的书信体例，卷一〇的“影堂杂仪”后附书式6则，关于举行拜祭祖先礼仪仪式与家族成员之间的书信体例。可以说，司马光《书仪》一书，虽以书仪为名，但是重点是对冠、婚、丧、祭诸礼仪的修撰。因此比之前代书仪著述而言，此书虽用书仪之名，但却是家礼之实，亦被认为是北宋最著名的家礼文本（今据《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 ①《颜氏家训》序致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