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早在中国唐朝时期，韩国就已全面吸收包括园林在内的盛唐文化，因此现今的韩国古典园林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师法中国”的诸多痕迹。其中的九曲园林，是在朱熹的《九曲棹歌》文本基础上，以武夷山九曲溪为范本营建的园林群，是典型的“师法中国”的产物。
  朱子学在高丽朝晚期传入韩国之后，历经从具体解释到体系化的诸般过程，最终在李滉和李珥等众士林的努力下，承继孔、孟、程、朱之道统，成为国学——性理学。在此过程中，韩国士林中逐步形成一股学习朱熹、研究朱熹、效仿朱熹的风潮。勿说其深奥哲学思想的缜密阐述和各个学派之间的激烈论辩，朱熹平生的为人处世和行为规范乃至生活踪迹均成为朝鲜朝士林热切学仿的对象，朱熹成为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偶像和理想寄托，朱熹生活过的武夷山水乃至九曲溪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乡，且此种风潮一直贯穿朝鲜朝自始至终。在这种氛围下，各地士林纷纷在各地选址和构筑名目繁多的九曲园林，从不完整到完整、从雏形到定型，园主生前未了的部分，由后学继续完成等等，这种前赴后继、孜孜不倦的态势，最终成就了韩国独有的九曲文化，并影响至今。韩国的九曲园林，历经李瑢的武夷精舍园林和李彦迪的玉山精舍园林等雏形阶段，发展至16世纪初期的李滉和李珥时代，就踏入定型阶段，再由二人的门生弟子发扬光大，形成承继关系清晰的园林系谱，最终造就世界独有的九曲园林群。因篇幅有限，本文所论仅限李瑢的武夷精舍园林和李彦迪的玉山精舍园林，以期对韩国九曲园林的雏形阶段有一管窥。
  一、韩国九曲园林艺术特征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造型艺术，韩国的九曲园林群由门类众多的艺术形式组合而成，其景观要素包括建筑、山景、水景、花木、盆景、各种楹联匾额、建筑小品等诸多构件，形成具有高度美感的园林景观和园林意境。概而言之，韩国九曲园林群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高度的模仿性和丰富的想象力。韩国的九曲园林群是韩国朝鲜朝士林对朱熹的追慕和武夷九曲的想象之产物。如“九曲”之名所示，韩国九曲园林因其仿造的是中国武夷山的九曲溪，因此极力凸显“九”字，即便其山势地貌与武夷山九曲溪存在极大的差异，甚至不少园林中的江河仅为“涓涓细流”而无法驾船、更无从谈起唱响“棹歌”；即便这些园主们从未亲临武夷九曲，他们仅凭朱熹《九曲棹歌》和各类版本的《武夷山志》的理解，加上自身的想象，营建和经营各地的九曲园林。因此韩国九曲园林的诸多山水景观的营造和人文理想的寄托等构件要素上大部分和武夷九曲相一致，如一曲至九曲的逆行、精舍（或书院、书堂等）安排于五曲等，都和武夷九曲景观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
  其次，典型的士林园林。论其营建者的身份，韩国的九曲园林群均为朝鲜朝士林的私家园林，尽管初始阶段，也有个别王公贵族的参与，但是越是进入成熟期，其园主全部都是士林。在这个意义上，九曲园林不仅是这些士林游憩观赏之处，更是他们朝夕生活和从事学术著述、艺术创作、聚会交往等各种文化活动之场所。
  其三，崇尚自然、顺应自然。在结构搭建和空间布局上，韩国九曲园林不存在皇家园林遵循的严整的轴线，而是选择迂曲委婉的地形地貌，根据其开阖变化的空间划分出山景、水景、居住等不同的功能区域，在此基础上设计和穿插出道路、山谷、溪涧等，将不同的景区和景点联络贯通为一个结构统一、空间多变的完整作品。九曲园林处处山峦岩壑纵横交错、花草树木莫不备尽，园林中的水体变化也非常丰富，河流、溪涧、潭池、瀑布等应有尽有。
  其四，园主人格境界之载体。在儒学文化圈中，士林阶层的道德完善和人格追求是贯穿其终生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且通过各种方式定格在九曲园林之中。九曲园林随处可见的“独乐堂”、“咏归台”、“濯缨台”、“澄心台”、“洗心台”、“悠然台”等标举园主之人格追求的堂、台名以及“退溪”、“愚伏”等园主的别号，处处显示出他们对远离世俗、孤怀卓荦的人生境界的极力追求。为了这些名号抽象意蕴的具象阐释，每一处的九曲园林都种植了包括梅、兰、竹、菊“四君子”和岁寒不凋的松柏以及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等花木作为自己高尚人格理想的载体和象征。韩国士林通过赋予这些花草树木一种人格力量、一种道德情操和文化内涵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和人格追求。
  其五，诗象与丹青之素材。朱熹的《九曲棹歌》与新儒学，在高丽晚期一同传入韩国之后，韩国历代士林创作大量的次韵诗、和诗和仿诗，乃至形成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九曲歌系诗歌”，而这一部分诗象，则来自于对武夷九曲的想象。不仅如此，朝鲜朝士林还以水墨画的形式留住自己构筑的山水，如现存的《谷云九曲图》和《高山九曲诗画屏》等。这种园林景观和文学、绘画艺术的息息相通与高度结合，赋予九曲园林以更深层次的美学意蕴。斗转星移、岁月如歌，现如今，多处九曲园林早已山崩地塌、水路多变，后人也只能凭借这些文字和画作去寻觅其踪迹了。
  可见，韩国九曲园林群，发端于朱熹，历经雏形，最终定型的发展过程。
  二、雏形阶段的韩国九曲园林
  韩国九曲园林的雏形阶段，也正是朝鲜朝初始阶段，此阶段的九曲园林大体上未曾具备九曲园林理应具备的“九”字，论其规模、功能，也只能说是一个初级阶段。属于此阶段的韩国九曲园林有李瑢（1404—1418）的武夷精舍园林和李彦迪（1491—1553）的玉山精舍园林。
  （一）李瑢与武夷精舍园林
  李瑢（1404—1418）的武夷精舍园林，目前遗址荡然无存，无法寻觅任何踪迹，我们只能从朝鲜朝学者许葑（1551—1588）《世宗纪》①所载，大致了解其风貌：匪懈堂以王子好学尤长诗文，书法奇绝，为天下第一，又善画图琴瑟之技。性又浮诞，好古，探胜作武夷精舍于北门外，又临南湖作淡淡亭。藏书万卷，招聚文士，作十二景诗，又作四十八咏。或张灯夜话，或乘月泛舟，或占联或博弈，丝竹不绝，崇饮醉谑，一时名儒无不缔交。
  一是园名。李瑢为自己的园林直取“武夷精舍”，可见其与朱熹武夷精舍之间的渊源关系，园主对朱熹的膜拜和效仿不言而喻，遵循的是朱熹武夷精舍之形制。
  二是选址。园林所在位置“北门外”，即现今首尔的北门之外。作为王子，李瑢不在自己的王府、也不在交通便利的中心地段，却选址在“北门外”，可见其需营建的园林不是王宫园林或都市园林，而是山水俱佳的山水园林。据上述《世宗纪》所描述，李瑢为了营建武夷精舍园林，是经过“探胜”所选，园林中的“淡淡亭”“又临南湖”，而南湖还能“乘月泛舟”，可见湖水规模可观，可谓有山有水、风景宜人。
  三是功能。从“藏书万卷”这一叙述来看，李瑢的武夷精舍园林设有规模较大的藏书阁或藏书楼，至少具备了书院理应具备的讲学、祭祀和藏书三大功能中的第三功能。还有此园经常是“文士”聚集之处，这些文人雅士“张灯夜话”、吟诗作赋则是常事，加之，李瑢的书法在当时颇有名气，这些最终成就了“一时名儒无不缔交”的武夷精舍园林。
  （二）李彦迪与玉山精舍园林
  李彦迪（1491—1553）的玉山精舍园林位于庆尚北道月城郡的紫玉山上，现存。园中濯缨等台，均为园主自题。另据《年谱》所载，“先生四十二岁筑独乐堂于紫玉山即良佐洞西二十里，盖先生之考亭也。先生自少，爱其岩壑瑰奇，溪潭洁清，至是始构堂
  溪上数十间，穷不能办，久而后成，名曰独乐堂。有五台，曰濯缨、澄心、观鱼、咏归、洗心”①。被称之为朱熹“考亭”的“独乐堂”，就在此洗心台之上。“独乐堂”，不仅是李彦迪“日啸咏钓游”之地，更是讲学授徒、修身养性之处。李彦迪一生“师仰朱子，表章朱书，靡不用极”②，据《玉山书院记》所载，“壬申（1572）二月始事，八月讫功”的玉山精舍，规模颇为壮观，“祠宇与讲堂暨东西两斋及乎前楼，总四十余间，吁盛矣哉”③。玉山精舍于宣祖七年（1574）赐额“玉山”，升格为书院。该精舍历经“书院毁撤令”的风雨缥缈和壬辰倭乱的兵燹火患，也未曾颓圮毁坏。
  尽管武夷精舍园林和玉山精舍园林未曾具备九曲园林理应具备的“三弯九曲之胜”，但是从其园名、功能以及园主们为其吟唱的诗作中处处凸显出园主们对朱熹的敬仰之情和对武夷九曲的效仿之意。相比而言，前者更似众多高人逸士吟诗作赋、弹琴豪饮的文化空间，具有人间净土和世外桃源之色彩。若论九曲园林之雏形，后者更接近武夷九曲，功能也更为完备，既有清丽山水，又有讲学授徒，其空间结构也较之武夷精舍园林富有变化。

①金银珍，武夷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朱子学与艺术史教学研究。 ①许葑：《世宗纪》，《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①卢守慎：《文元公晦斋先生年谱》，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景仁文化社1986—2009年版，第487页。 ②尹凤朝：《朱子诸书》，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景仁文化社1986—2009年版，第415页。 ③许晔：《玉山书院记》，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景仁文化社1986—2009年版，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