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王二人文字交往中，有几个关键人物，值得注意：
  （一）是给二人传《书》的人：朱熹在《与王龟龄》中只是说“熹之里閈交游适有得佐下风者”，我有一位老乡在你那里当僚佐。你从他那里得知我的情况后，给我写信，“辱枉手笔，以抵宋倅”。现在，我“复因宋倅，相为介绍，致书下执事，以道其拳拳之诚”。这个帮他们传递书信的人，姓宋。具体名字，什么职务，未说。这在他们二人之间固然可以理解，但我们后人却不够明白了，必须查清楚。经查，《梅溪集》后集卷一六，有诗三首言及宋子飞。《十一月十日会于六客堂者十人》宋子飞居首。《劳农岘山》同行又有宋子飞。《登清风楼》更是“呈通判宋子飞”：“苕霅水会处，楼高风快哉；洲中白苹动，天半故人来；穆入周臣颂，雄胜楚客台；飘飘玉川子，乘兴上蓬莱。”自注称“时某得祠，子飞摄郡事，酌别是楼，子飞亦将美解”。可见二人关系的亲密。这个宋子飞，是否就是朱熹的那个老乡呢？《吴兴备志》卷六“宋翔，字子飞，通判湖州摄郡事。翔，崇安人，绍兴十二年进士，为张浚十客之一”。《万姓统谱》卷九二：“宋翔字子飞，崇安人，幼穎敏，七岁时刘子翬命赋灯诗，援笔立成，大为所称赏。绍兴中第进士，累官国子监簿，受知张浚为浚十客之一。寻差湖南帅司参议官，以朝散大夫致仕，有梅谷集。”他与朱熹的关系如何呢？《晦庵集》卷四有《次宋子飞
  反招隠韵》云：“先生留落岁时多，气涌如山不易磨；却学幽人陶靖节，正縁三径起弦歌。”大概是朝廷多次召其做官，他屡辞不就，宋子飞作“反招隐”劝他，可见其关系深厚，但他不为所动，（可能是时机还不成熟），仍要学陶潜隐居，不愿出来做官。另据《朱子语类》记载：“宋子飞言张魏公谪永州时，居僧寺，每夜与子弟宾客盘膝环坐于长连榻上，有时说得数语，有时不发一语，黙坐至更尽而寝，率以为常。”宋死后，遗文散乱，朱熹说：“自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蹵然曰：魏元履、宋子飞两家文籍散乱，皆某不勇决之过，当时若是聚众与之抄札封锁，则庻几无今日之患。”这都说明朱、宋关系的密切。宋既是张浚“十客之一”，又是王十朋的佐僚，而王十朋则是张浚的“门人”。平时，朱、王、宋没有机会相会，但彼此信息还是知道一些，一有机会就会彼此联系，互通款曲的。
  （二）是汪应辰：王十朋《与朱先生书》中提到的“汪丈”。朱熹《与王龟龄》中也提到“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声闻密迩”。此“汪丈”、“汪公”，二人同时言及，当为一人。究竟是谁呢？王十朋说他“过玉山，邂逅侍郎汪丈”，查《宋史》卷三八七有：“汪应辰（1119—1176）信州玉山人”，当即此人。王过玉山的时间，查《王十朋生平纪略》，王于隆兴元年（1163）推荐张浚主持北伐，苻离少挫，张浚被贬，王亦自劾回乐清老家。次年（1164），起知饶州，六月离家赴任。途径玉山，邂逅汪应辰。他们在纵论朝廷时事的时候，极口称道朱熹的《登对三札》，认为其“所论天理人事，备数千言，高见远识，当于古人中求之也”，评价甚高。朱熹对二人的情况，也时刻留意。后来，王十朋又在知饶州一年之后，改知夔州。汪应辰也被任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其时，发生了“蜀中纲马驿程由山路改为水路，浮江而下”的事件，汪王二人联手，
  “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因此，朱熹在《与王龟龄》中说：“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声闻密迩，窃意有足乐者。”后来，王十朋死后，其《墓志铭》也是由汪应辰撰写的。
  （三）是张浚：王十朋在玉山“邂逅”汪应辰后，便到饶州就任，又与张浚相遇，也颇值得重视。那时，张浚被贬离开临安，在回长沙的途中路过饶州，因病居住在宗室赵公子（頙）的养正堂。王十朋去拜见他，出示《书不欺室》请老师指教，并请题写室名。张浚很高兴，欣然命笔题写了“不欺室”三字，并作《不欺室铭》曰：“泛观万物，心则唯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君子敬义，不忘栗栗。”王十朋就更高兴了，特作《不欺室三字，参政张公书也，笔力劲徤如端人正士，俨然人望而敬之，因成古诗八韵》后集八记其事。汪应辰有《题张魏公为王詹事作不欺室铭》称赞他们：“（魏公）为龟龄侍御作不欺室铭，词气凛然，如曾子之战战兢兢也，学道之功，岂偶然哉！龟龄以刚毅正直称天下，方且以不欺铭其室，又资诸人以为善若不及焉，其过人矣！”张浚为何能得到他们的赞赏呢？据朱熹的《张公行状》记载“公既入辅，首奏当旁招仁贤，共济国事”。就曾推荐“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张阐可备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宜即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皆一时选也”。王十朋不仅是张浚的“门人”，而且是张浚之子张栻的好朋友，关系十分密切。朱熹与张栻的关系也很好，其《南轩集》就是由朱熹编定的，“栻与朱子交最善，集中与朱子书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问四篇，其间论辩齗齗，不少假借”。
  （四）是刘珙，他因是王十朋的老朋友，王死后其子闻礼，搜集父亲的遗诗、遗文，编成《文集》请他作序。现存《梅溪集》卷首，由他署名的《序》说：“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与公为寮，辱公知頋甚厚。及来守建康，则公殁几十年，而其子闻诗适官府下，相
  与道旧，感慨嘘唏。一日出公遗文三十二巻，属予叙之，予葢三复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齐既状之，而故端明殿学士汪公圣锡（应辰）取以志其墓矣。故予因不复著，独论其心如此，别于篇端，以告天下之士。”这一段话，清楚表明了刘珙与王十朋的交往，与王闻礼向他求“序”的经过。地点是刘珙“知建康府”；条件是“闻诗适官府下”；时间是“公殁几十年”，快十年了（1171—1178）。《序》虽有了，但书并未出版。又过了十来年，即绍熙三年（1192）的中秋，在闻礼、闻诗兄弟共同努力下，《梅溪集》才得以刻梓流传，距离王十朋的去世已经二十一年了。必须交代清楚的是，《梅溪集序》虽署名刘珙，但却为朱熹代做，现存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中，应该属实。既然《序》中所说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与刘珙吻合，怎么又会出现朱熹代作的事呢？查朱熹《晦庵集》卷有《祭刘共父枢密文》：“维淳熙五年（1178）岁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从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近故建康留守观文殿学士刘公（珙）之灵。”原来他们是表兄弟关系，王闻礼求《序》时，刘也许已在病中，邀闲居来建康探病的朱熹代作，当属自然。不久，刘便去世，朱熹又作《祭文》，就恰相一致了。据《宋史·刘珙传》记载：“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五年（1178）七月属疾请致仕，孝宗遣中使以医来，疾革草遗奏言，陈俊卿忠良确实可以任重致远，张栻学问纯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既又手书诀栻与朱熹，其言皆以未能为国报雪仇耻为恨，薨年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