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南宋时期的儒学大师，在传统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全国各地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他与各地域的文化人物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例如：对湖湘地域的胡宏、张栻；浙东地域的吕祖谦、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都颇有交往和评说，学术界论述甚多。唯独对与他同时代的浙东状元王十朋，关系如何不太清楚。去年，我写了篇《略论王十朋的民事思想》，对这位过去学术界研究不多的浙东学人，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现在，再就朱熹与他的交往情况进行探讨，看看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一、朱、王交往的历程
  朱、王二人的交往，大约始于乾道三年（1167）。在此之前，二人各自发展，似乎尚无接近的机会。查：
  王十朋，温州乐清人，生于徽宗政和二年（1112），青年时期在家乡读书授徒，屡考科举不第，直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四十五岁时，才考中状元。进入仕途，还比较顺利，陆续在朝廷担任过秘书郎、王府教授、司封郎中、国子司业、起居舍人、侍御史等职。在地方担任过绍兴府签判，饶州、夔州知州。乾道三年（1167）九月调任湖州。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父官福建崇安时，生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比王十朋小18岁，但在绍兴十八年（1148）就考中进士，可是在同安县担任过几年“主簿”后，便回乡（福建崇安）养亲授徒，钻研理学，名气不小，官职不大，直到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才被授予“枢密院编修官”。
  正是在这一年，王十朋在知湖州任上，其通判宋翔为崇安人。朱熹先写信给这位老乡，表示祝贺，“喜其得贤大夫事之，而自伤无状，独不得一从宾客之后，以望大君子道德之余光也”。宋翔把朱熹的情况向王十朋作了详细介绍。“不意夤缘与其向来鄙妄无取之言，皆得彻闻于视听”。于是王十朋便写了《与朱先生书》，让他带给朱熹。这封《书》的内容应当很丰富，可惜今已难见全文，只在朱熹门人滕珙的《经济文衡》续集卷三中留下“过玉山，邂逅侍郎汪丈，极口称道《登对三札》，所论天理人事，备数千言，高见远识，当于古人中求之也”这样一段残片。
  朱熹接到王十朋的来《书》（当然是全文）后，仔细阅读，非常感动。因为这时王十朋的年龄与官职都比自己高，而且主动给他写信，肯定他的学识，“高瞻远瞩”，是很看得起他。于是，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1300多字的《与王龟龄书》，让宋翔转交。王十朋接到朱熹的《信》的时间，大约已在次年（1168）上半年，不久请“辞”，八月又知泉州去了。仅一年多，又致仕回乡。于乾道七年（1171）逝世。终身似乎与朱熹没有见过面。
  朱、王虽仅一次书信交往，未能蒙面，但彼此相知、相欣的心情，还是十分深厚的。因此在王十朋死后近十年（1178）时，朱熹应刘珙的邀请，代刘作《梅溪集》序，对王十朋一生得行实，道德文章，作了很高的评价。
  二、朱、王文字交往中的人际关系
  在朱、王二人文字交往中，有几个关键人物，值得注意：
  （一）是给二人传《书》的人：朱熹在《与王龟龄》中只是说“熹之里閈交游适有得佐下风者”，我有一位老乡在你那里当僚佐。你从他那里得知我的情况后，给我写信，“辱枉手笔，以抵宋倅”。现在，我“复因宋倅，相为介绍，致书下执事，以道其拳拳之诚”。这个帮他们传递书信的人，姓宋。具体名字，什么职务，未说。这在他们二人之间固然可以理解，但我们后人却不够明白了，必须查清楚。经查，《梅溪集》后集卷一六，有诗三首言及宋子飞。《十一月十日会于六客堂者十人》宋子飞居首。《劳农岘山》同行又有宋子飞。《登清风楼》更是“呈通判宋子飞”：“苕霅水会处，楼高风快哉；洲中白苹动，天半故人来；穆入周臣颂，雄胜楚客台；飘飘玉川子，乘兴上蓬莱。”自注称“时某得祠，子飞摄郡事，酌别是楼，子飞亦将美解”。可见二人关系的亲密。这个宋子飞，是否就是朱熹的那个老乡呢？《吴兴备志》卷六“宋翔，字子飞，通判湖州摄郡事。翔，崇安人，绍兴十二年进士，为张浚十客之一”。《万姓统谱》卷九二：“宋翔字子飞，崇安人，幼穎敏，七岁时刘子翬命赋灯诗，援笔立成，大为所称赏。绍兴中第进士，累官国子监簿，受知张浚为浚十客之一。寻差湖南帅司参议官，以朝散大夫致仕，有梅谷集。”他与朱熹的关系如何呢？《晦庵集》卷四有《次宋子飞
  反招隠韵》云：“先生留落岁时多，气涌如山不易磨；却学幽人陶靖节，正縁三径起弦歌。”大概是朝廷多次召其做官，他屡辞不就，宋子飞作“反招隐”劝他，可见其关系深厚，但他不为所动，（可能是时机还不成熟），仍要学陶潜隐居，不愿出来做官。另据《朱子语类》记载：“宋子飞言张魏公谪永州时，居僧寺，每夜与子弟宾客盘膝环坐于长连榻上，有时说得数语，有时不发一语，黙坐至更尽而寝，率以为常。”宋死后，遗文散乱，朱熹说：“自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蹵然曰：魏元履、宋子飞两家文籍散乱，皆某不勇决之过，当时若是聚众与之抄札封锁，则庻几无今日之患。”这都说明朱、宋关系的密切。宋既是张浚“十客之一”，又是王十朋的佐僚，而王十朋则是张浚的“门人”。平时，朱、王、宋没有机会相会，但彼此信息还是知道一些，一有机会就会彼此联系，互通款曲的。
  （二）是汪应辰：王十朋《与朱先生书》中提到的“汪丈”。朱熹《与王龟龄》中也提到“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声闻密迩”。此“汪丈”、“汪公”，二人同时言及，当为一人。究竟是谁呢？王十朋说他“过玉山，邂逅侍郎汪丈”，查《宋史》卷三八七有：“汪应辰（1119—1176）信州玉山人”，当即此人。王过玉山的时间，查《王十朋生平纪略》，王于隆兴元年（1163）推荐张浚主持北伐，苻离少挫，张浚被贬，王亦自劾回乐清老家。次年（1164），起知饶州，六月离家赴任。途径玉山，邂逅汪应辰。他们在纵论朝廷时事的时候，极口称道朱熹的《登对三札》，认为其“所论天理人事，备数千言，高见远识，当于古人中求之也”，评价甚高。朱熹对二人的情况，也时刻留意。后来，王十朋又在知饶州一年之后，改知夔州。汪应辰也被任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其时，发生了“蜀中纲马驿程由山路改为水路，浮江而下”的事件，汪王二人联手，
  “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因此，朱熹在《与王龟龄》中说：“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声闻密迩，窃意有足乐者。”后来，王十朋死后，其《墓志铭》也是由汪应辰撰写的。
  （三）是张浚：王十朋在玉山“邂逅”汪应辰后，便到饶州就任，又与张浚相遇，也颇值得重视。那时，张浚被贬离开临安，在回长沙的途中路过饶州，因病居住在宗室赵公子（頙）的养正堂。王十朋去拜见他，出示《书不欺室》请老师指教，并请题写室名。张浚很高兴，欣然命笔题写了“不欺室”三字，并作《不欺室铭》曰：“泛观万物，心则唯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君子敬义，不忘栗栗。”王十朋就更高兴了，特作《不欺室三字，参政张公书也，笔力劲徤如端人正士，俨然人望而敬之，因成古诗八韵》后集八记其事。汪应辰有《题张魏公为王詹事作不欺室铭》称赞他们：“（魏公）为龟龄侍御作不欺室铭，词气凛然，如曾子之战战兢兢也，学道之功，岂偶然哉！龟龄以刚毅正直称天下，方且以不欺铭其室，又资诸人以为善若不及焉，其过人矣！”张浚为何能得到他们的赞赏呢？据朱熹的《张公行状》记载“公既入辅，首奏当旁招仁贤，共济国事”。就曾推荐“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张阐可备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宜即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皆一时选也”。王十朋不仅是张浚的“门人”，而且是张浚之子张栻的好朋友，关系十分密切。朱熹与张栻的关系也很好，其《南轩集》就是由朱熹编定的，“栻与朱子交最善，集中与朱子书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问四篇，其间论辩齗齗，不少假借”。
  （四）是刘珙，他因是王十朋的老朋友，王死后其子闻礼，搜集父亲的遗诗、遗文，编成《文集》请他作序。现存《梅溪集》卷首，由他署名的《序》说：“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与公为寮，辱公知頋甚厚。及来守建康，则公殁几十年，而其子闻诗适官府下，相
  与道旧，感慨嘘唏。一日出公遗文三十二巻，属予叙之，予葢三复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齐既状之，而故端明殿学士汪公圣锡（应辰）取以志其墓矣。故予因不复著，独论其心如此，别于篇端，以告天下之士。”这一段话，清楚表明了刘珙与王十朋的交往，与王闻礼向他求“序”的经过。地点是刘珙“知建康府”；条件是“闻诗适官府下”；时间是“公殁几十年”，快十年了（1171—1178）。《序》虽有了，但书并未出版。又过了十来年，即绍熙三年（1192）的中秋，在闻礼、闻诗兄弟共同努力下，《梅溪集》才得以刻梓流传，距离王十朋的去世已经二十一年了。必须交代清楚的是，《梅溪集序》虽署名刘珙，但却为朱熹代做，现存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中，应该属实。既然《序》中所说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与刘珙吻合，怎么又会出现朱熹代作的事呢？查朱熹《晦庵集》卷有《祭刘共父枢密文》：“维淳熙五年（1178）岁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从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近故建康留守观文殿学士刘公（珙）之灵。”原来他们是表兄弟关系，王闻礼求《序》时，刘也许已在病中，邀闲居来建康探病的朱熹代作，当属自然。不久，刘便去世，朱熹又作《祭文》，就恰相一致了。据《宋史·刘珙传》记载：“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五年（1178）七月属疾请致仕，孝宗遣中使以医来，疾革草遗奏言，陈俊卿忠良确实可以任重致远，张栻学问纯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既又手书诀栻与朱熹，其言皆以未能为国报雪仇耻为恨，薨年五十七。”
  三、朱王诸人交往中显示出的政治品质和思想倾向
  朱、王交往中出现的，这几个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出生籍贯、从政经历和学术思想，可能各有差异，为什么走到一起来了呢？是什么因素把他们凝聚到一起？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信息呢？
  让我们先从朱熹《与王龟龄书》谈起，该《书》约分五段，一略述其对王为官行实的向往，二述人们对王人品的评价，三说朱王书信交往的经过，四说对王学术品行的认识和期望，五希望王能够回朝，作一番更大的事业。我们从其中不难看出，朱王交往的缘由，主要在于抗战立场、政治理念、人品行实、和学术思想四个方面。“同类相求”，与其他诸人交往的情况，也莫不如此，下面就略作具体的论述。
  为了论述的方便，让我们先按年龄把他们排列一下吧！
  张浚（1097—1164），绵竹人，政和八年进士。
  王十朋（1112—1171）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状元。
  宋翔（生卒不详）崇安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
  汪应辰（1118—1176），玉山人，绍兴五年状元。
  刘珙（1122—1178），崇安人，绍兴十二年进士。
  张栻（1133—1180），浚子，迁居衡阳，以荫补官。
  朱熹（1130—1200），寓崇安，绍兴十八年进士。
  不难看出，他们共同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南宋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1127—1194）。当时，属于南宋前期的四五十年。社会形势极为严峻，金兵内侵，宋室南迁，如何稳定政局，谋求中兴，是最为急迫的任务。可是，权奸当道，政治腐败，抗战派备受
  压抑。如何冲破阻力，达到中兴的愿望呢？是当时知识精英们最为关心的事情。上述诸人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来了，可能与这样的政治环境有关。
  （一）坚持抗战、反对议和是他们共同的抗金立场
  张浚，在诸人中年龄最长，早在两宋之际的社会巨变中，即为坚定的抗战名帅，战功卓著，威望极高。但秦桧窃位弄权，对金人妥协求和。张浚被排挤出朝，闲居近二十年，“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望其复出。宋史本传宋翔作为张浚的门客，自然在抗金事务中，作了许多具体工作，无需多说。张栻也曾上疏“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望）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敌不难却矣。”宋史本传汪应辰对与金人议和极为不满，上疏说：“臣愿勿以和好之可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也引起了秦桧的“大不悦”，被排挤出朝闲居。宋史本传秦桧死后，面对金人的南侵威胁，朝野抗战的舆论复炽。王十朋说：“自从总角，身在草茹，闻丑虏乱华，中原陷没，未尝不痛心疾首，与虏有不共戴天之仇。”。“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恢复失地，解救吾民，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恢复”一词在《梅溪集》中达17次之多，可见其在他心中的地位。他请求皇帝任用张浚等抗战派将领，以图恢复。刘珙其时任“中书舍人”，算是皇帝的秘书，“金犯边，王师北向，诏檄多出其手，词气激烈，闻者泣下”。朱熹也认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于一己之私也。国家之与北敌，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浚终于复出，参与北伐事宜。
  （二）整顿朝政、反对腐败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理念
  张浚奏曰：“臣窃唯国家不竞，患难荐臻，敌势凭凌，海宇腾沸。二圣久征于远塞，皇舆未复于中原，而敌国交兵方兴未艾，郡邑半陷于烽火，黎元悉困于涂泥，自古祸乱所锺，罕有若此之比。必欲昊穹悔祸，甿庶获安，自非君臣之间，更相勉励，痛心尝胆，修徳着诚，大诛奸邪，顿革风俗，亲君子，远小人，去谗佞，屏声色，简嗜欲，崇节俭，则曷以上应天变，下怀民心。”王十朋针对当时官风不好的情况，毫不掩饰地揭露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应该整顿。他在《应诏陈弊事》中说：“厥今天下之敝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职也。”接着，他就从大臣、侍从、台谏、内之卿监、外之守令等方面，列举了他们都未能尽职的事实说：“比年以来，为大臣者果能尽进退百官之职乎，臣见其进百官不见其退百官也”。“为侍从者又果能尽献纳论思之职乎？臣见其各司其局，而未闻献纳论思也”。“为台谏者又果能尽其所以为耳目正纪纲之职乎？”“至若内之卿监百执事，外之监司守令，其失职之敝有不胜言者”。这些现象都很不正常，必须整顿。史称汪应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贵人皆侧目”。刘珙“首引（历史上）近习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夫倚之以媒其身，将帅倚之以饥其军，牧守倚之以贼其民，朝纲以紊，士气以索，民心以离，咎皆在是，愿亟加摈退，以幸天下”。张栻知江宁府，安抚本路，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朱熹在《戊申封事》中向皇帝反映说：“窃观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朝廷中的高级宰辅，多属“至庸之材，虽名为大臣，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以求不失其窠坐资级而已”。下此一等的官僚，更是“唯有作奸欺，植党羽，纳贿赂，以浊乱陛下之朝廷耳”。这些人长期把持朝廷，“志趣卑污，廉耻废坏”，“作奸犯
  法”的事很多。虽然累有揭发，但都因关系网盘根错节，牵连太多，“未能深割私爱”，结果是“不欲深究”不了了之。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必须“立纪纲，厉风俗”，晦庵要求对腐败的政治风气进行必要的整顿和改革。
  （三）敢于直言、人品高尚是他们共同的性格风貌
  史称：张浚“极论时事，（秉承）其父对策之语：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以负陛下”。上疏谓：“当今事势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唯陛下谋之于心，谨察情伪，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势，庶几社稷安全，不然后将噬脐。”事下三省，引起权奸“秦桧大怒”，令台谏论浚，罢其官，徙居连州、永州几二十载。宋史本传宋翔的人品很高尚，他不仅是张浚的门客，而且与其子张栻是好朋友，栻有《祭宋参议文》：“连阳识君，今两周星，离合不常，交情愈亲，湘岸之别，自夏徂秋，诗墨未干，君已不留，有累者殡，谁其收之，婉娈两孙，谁其周之，里有贤公，隣有君子，话言平生，当亦任此，我独在远，莫克奔驰，一奠往致，哀哉子飞。”南轩集可见一斑。汪应辰“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引起“秦桧大不悦，出通判建州，遂请祠以归，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满迳，一室萧然，饘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观，在隐约时，胸中浩然之气凛然不可屈。”王十朋曾论“史浩八罪曰：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史称“十朋事亲孝，终丧不处内，友爱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而二子犹布衣，书室扁曰不欺，每以诸葛亮、颜真寇准、范仲淹、韩唐介自比。朱熹、张栻雅敬之”。宋史本传刘珙“在朝危言正色，直前无避，其忠义奋发，不以死生动心”。闽中理学渊源考史称：“珙精明果断，居家孝，喜受尽言，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临数镇，民爱之若父母。”宋史本传张栻“在朝未期岁，而
  召对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于是宰相益惮之，而近习尤不悦”。宋史本传朱熹更是多次犯颜极谏：“今日宫省之间，禁宻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其为患之日久矣”。其个人品德，“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徃徃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宋史本传更是人所称道。
  （四）学有师承、研经读史是他们共同的儒学修养
  朱、王交往关系密切的这几个人物，都是具有科举功名的社会精英。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是他们都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理学，是当时学界的主导思想，但其师承关系和流派特点，却各有偏重。《宋元学案》及其《补遗》，叙述颇详。现据之简介如下：
  张浚（1097—1164），绵竹人，政和八年进士。《宋元学案》卷四四为“赵鼎张浚学案”，说明其在宋代儒学中的地位很高。他为“天授门人，程苏再传”。“先生事母以孝称，所著有《易解》及“杂说”十卷，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成就不小。其治学特点是“留意圣贤之学，爱养精神，使清明在心，自然读书有见处，以之正身正家，而事业从此兴矣”。先生“学侣”，有汪应辰等。先生“门人”，有王十朋、宋翔等。先生“家学”，有张栻等。全谢山说：“南宋宰辅登学案者，张魏公家三世五人。”盖谓先生及二子、一曾孙也。可见其影响甚大。
  宋翔，生卒年不详，《宋史》无传，《宋元学案补遗》卷四四，列为张浚“门人”。崇安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累官国子监簿，受知
  张浚为浚十客之一。韦太后既归慈宁宮，祥瑞交至，献绍兴乐府十二章，名动京師。通判湖州摄郡事，寻差湖南叅议致仕，家有“仰止堂”，张栻为之作《记》，可见其理学修养甚深。有《梅谷集》。
  张栻（1133—1180），张浚子，迁居衡阳，以荫补官。钻研理学，很有成就。《宋元学案》卷五〇为“南轩学案”，可见其学术地位之高。师承为：“五峰门人、杨胡再传”；“张栻，广汉人，迁于衡阳。父浚，故丞相魏国公谥忠献。先生颖悟夙成，少长从五峰胡先生问程氏学，五峰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先生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信道又笃，其乐于闻道，而勇于徙义，则又奋励明决，无毫发滞吝意，故其德日新，业日广，而所以见于论说行事之间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著有论语、孟子、诗、书、太极图说、经世编年等书。”其“学侣”有陈傅良、胡大本等。其“讲友”有朱熹、吕祖谦、赵汝愚等。朱熹与他私人关系极好，参与编定《南轩集》，“栻与朱子交最善，集中与朱子书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问四篇，其间论辩齗齗，不少假借”。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汪应辰（1118—1176），玉山人，绍兴五年状元。其理学成绩和地位也很高。《宋元学案》卷四六为“玉山学案”。全祖望称：“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于湍石，其本师为横浦，又尝从紫微，然横浦紫微并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师承关系为：“吕张门人，刘杨再传。”“先生于学，博综诸家。其骨鲠极似横浦，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而未尝佞佛，粹然为醇儒。学者称为玉山先生，有《文集》五十卷”。朱子《祭》之曰：“唯公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道高德备，而不自以为德。位高势重，而不自以为荣。盖玩心乎文武之未坠，抗志乎先民之所
  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沧海之涵淳。”其“学侣”有吕大同、赵汝愚、朱熹、陆九龄等。
  刘珙（1122—1178），崇安人，其父刘子羽为安抚使，以荫补承务郎，登进士乙科。幼从季父屏山先生学，《宋元学案》列其为“屏山家学”。但他政治方面历任要职，终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学术修养似有不足之处，张栻与朱元晦《书》曰：“共父今日达官，似皆不逮之，忧患中正宜进德，此有赖于兄，爱之尤深，责之尤重。”又曰，“前书劝共父谦虚，使人得以自尽，人才大小皆有用处。若当大任，实有所妨，望兄其以此意开广之。”
  王十朋（1112—1171）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状元。据《宋元学案》及《补遗》卷四四记载，他是张浚的“门人”，其治学，“资颖悟，日诵数千言，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入太学，主司异其文，书室扁曰不欺，每以诸葛武侯、颜平原、寇莱公、范文正、韩魏公自比，朱晦翁、张南轩雅敬之。时北方余学未衰，耆老尚多，有闻先生风声，皆服其行事。故绍兴末干道初，士类常推先生为第一，先生之学，一出于正，自孔孟而下，唯韩文公、欧阳公、司马公是师，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尚书、论语解、梅溪集”。朱熹代刘珙作《梅溪集》序，评介甚高。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王十朋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创见不多，流于一般化，因此朱熹曾说“王龟龄学也粗疎”，稍有不满。
  朱熹（1130—1200），寓崇安，绍兴十八年进士。《宋元学案》卷四八、四九为“晦翁学案”，其“师承”源远流长，有人说：由安定、泰山、濂溪（四传）——涑水、明道、伊川（三传）——元城、龟山、武夷（再传）——延屏、白水、屏山（一传）。其实“朱子本师刘白水，为龟山门人，亦只再传耳”。其为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正当偏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
  焉，则非朱子之学也”。所著书有“易本义、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皆行于世”。其“讲友”有：张南轩先生栻，吕东莱先生祖谦，赵先生汝愚。
  黄百家的“按语”说：“紫阳以韦斋为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为师，南轩东莱诸君子为友，其传道切磋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姤也。禀颖敏之资，用辛苦之力，又孜孜不肯一刻放懈。其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其为间世之巨儒，复何言哉”，是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小结”。人称：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是非常恰当的。
  通过以上朱王诸人交往的考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精英们，在抗战立场、政治理念、道德品质、学术思想的相互接近和互补，尽管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不同，但仍可相互切磋，不为门户之见，是其可喜之处。

①杨国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