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漳州历史上，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就是大儒朱熹。他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四月至次年（1191）四月，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里，就刊刻出版了《易》《诗》《书》《春秋》四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此外，还有《近思录》《家仪》《乡仪》《楚辞协韵》等书十几种。他在《答刘伯修》书信中说：“尝患今世学者不见古经，而诗、书小序之害尤甚。顷在临漳刊定经子，粗有补于学者。”①由此可知，朱熹在漳州刻印的儒家经典，是删除对学者理解这些经典有“害”而无助的、前人强加的“小序”之类，而欲恢复其原貌的“古经”，这便是其“临漳刊定经子”的白文无注本。这些书与《近思录》《家仪》《乡仪》等，基本上都是朱子为其创建的书院，或为整顿当地官学而印行的教材。他曾将漳州所出版的图书曾比较完整地送了一套给他的弟子——曾在武夷精舍从学的成都双流县人氏宋泽之。他在《答宋泽之》书信中说：
  人还，无以为意，临漳所刻诸书十余种谩见远怀。书后各有题跋，见所为刻之意。《近思录》比旧本增多数条，如“买椟还珠”之论，尤可以警今日学者用心之缪，《家仪》《乡仪》亦有补于风教，幸勿以为空言轻读之也。②从书信内容来看，不仅有漳州刻书的大致数量，部分刻本的书名以及出版这些书的目的，如“有补风教”等等。联系《朱文公文集》卷82中《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书楚辞协韵后》诸序跋，朱子在漳州刻书的基本情况已约略可知。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著录吕大临《芸阁礼记解》16卷时说：“此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垛书坊，称芸阁吕氏解者，即其书也。”①此“临漳射垛书坊”中的“射垛”，指的是地名还是一家书坊之名？其具体又在漳州何处？恐怕单从文献考证已不能解决，而必须进行实地考察，这一问题，尚有待于漳州当地的学者的努力。但这条资料告诉我们，在朱熹守漳之时，漳州曾有过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书坊。
  朱熹为何如此重视刻书？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主要途径仅有两条。一是口头传播，即开课讲学。其局限是受到时空的限制，一堂课了不起数十百人，且不能久远，影响有限。二即图书传播，白纸黑字，印刷装订成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读者随时随地可以阅读，是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媒介，故朱熹以当世大儒出任地方长官，就必然重视刻书出版，以推行他的道德性命学说为主体的理学思想。而在客观上，此举对这些地方的出版业无疑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和影响。这种推动和影响，逐渐体现在此后漳州刻书事业的发展中。

①（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五，《朱子全书》第25册，第4929页。 ②（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八，《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77—2778页。 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