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福建漳州地区的刻书，起步较晚，南宋时期才有一些零星记载。可能正是因为史料缺乏、文献缺征之故，故有关漳州刻书的研究论文很少，到目前为止，笔者一篇未见，只是在相关的专著或论文中，读到一些顺带提到的漳州刻本而已。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宋元时期的漳州刻书，其中所涉及的人和事，大多与朱熹学派有关。因此可以认为，漳州刻书，是与朱子理学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熹任漳州知府，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此前后，对漳州刻书的关注，以及在漳州的刻书实践，对漳州地区的图书出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一、朱熹之前的漳州刻书朱熹之前的漳州刻书，史料极少，所知略早于朱熹在漳州刻
  ①方彦寿（1952—）男，福州人，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朱子文化》杂志主编，研究方向：朱子学与书院史、福建地方文献等。
  书的，有朱熹的友人田澹。
  田澹，字子真，延平府剑浦县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淳熙初任漳州州学教授，刻印邑先贤高登之文集。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撰《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曰：“公殁二十余年，延平田君澹为郡博士，始求其遗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风励学者。”①朱熹此文，实际上是对田澹将高登“遗文刻之方版”，即刊行此书的一种肯定和赞赏。
  高登（1104—1159），字彦先，号东溪，漳浦县人。高登系南宋初理学家，事迹载《宋史》卷399《列传》158，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14。北宋宣和间，高登为太学生，靖康之难发生之时，与陈东等伏阙上书，请诛蔡京、童贯，而起用李纲、种师道。宋钦宗用吴敏、张邦昌为相，又上书请罢黜此二人。绍兴间，官静江府古县令，因反对静江知府胡舜陟为秦桧父立祠而被诬下狱。高登逝世20年后，丞相梁克家及漳州知州何万上书于朝，请追复其迪功郎的封号，田澹之刻印《东溪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此书在晚宋目录学家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18、《宋史·艺文志》中均著录作十二卷，最早刻本，就是田澹刻印的。其后在绍熙二年（1191）二月，朱熹在漳州知府任上，上书《乞褒录高东溪忠义状》，认为：“登以抱恨没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犹在罪籍，未蒙昭洗。”故上状请求“特发德音，复其官职，量加褒录，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为忠义者，知所劝慕”②。经宋光宗恩准，同年七月，赐高登“追复元官，仍赠承务郎”①。而在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5页。
  ③（宋）高登：《东溪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36册，第454页。
  此之前，受朱熹的影响，经福建安抚使赵汝愚批准，建高东溪祠，朱熹为此撰写了《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
  刻书者田澹事迹，见载于嘉靖《延平府志》卷18，称其为乾道二年（1166）肖国梁榜进士。但在同书《选举志》中，又载其为乾道壬辰（1172）黄定榜进士，前后自相矛盾，且对其宦绩只字不提，殆为史料缺乏也。据《南宋馆阁录·续录》卷9所载，田澹为“乾道八年黄定榜进士及第，治诗赋。三年五月以刑部侍郎兼（同修国史编者按修）”②。此后，又曾历官宗正丞、兼权工部侍郎。嘉泰间，以朝请大夫出任邵武军知军。《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五有《与田侍郎书》数通，内容主要集中在绍熙、庆元间，涉及问病、迁居考亭、致仕文字等，而以写于庆元党禁初期的第四书最为重要。其中云：“闻道学钩党已有名籍，而拙者辱在其间，颇居前列。不知何者为之？及所指余人谓谁？皆望一一条示也。”③其时，朱熹已落职罢祠，而田澹还勉强维持着一个小小的京官，故朱熹来信探询消息也。因与朱熹来往较为密切，庆元党禁中，田澹最终也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名单，成为“逆党”“余官三十一人”④之一。从田澹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政治命运来看，将田澹视为“朱熹学派”的成员之一，实不为过。
  综合上文可知，朱熹在担任漳州知府之前，就以其著名学者的身份，对漳州的刻书业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他与友
  ①（元）脱脱：《宋史·本纪》卷三六，第3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01页。
  ②（宋）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第535页。
  ③（宋）朱熹：《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36页。
  ④（宋）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2页。
  人田澹的关系，通过他对田澹将高登“遗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风励学者”的这一行动的肯定而产生的。
  二、朱熹在漳州刻书
  在漳州历史上，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就是大儒朱熹。他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四月至次年（1191）四月，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里，就刊刻出版了《易》《诗》《书》《春秋》四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此外，还有《近思录》《家仪》《乡仪》《楚辞协韵》等书十几种。他在《答刘伯修》书信中说：“尝患今世学者不见古经，而诗、书小序之害尤甚。顷在临漳刊定经子，粗有补于学者。”①由此可知，朱熹在漳州刻印的儒家经典，是删除对学者理解这些经典有“害”而无助的、前人强加的“小序”之类，而欲恢复其原貌的“古经”，这便是其“临漳刊定经子”的白文无注本。这些书与《近思录》《家仪》《乡仪》等，基本上都是朱子为其创建的书院，或为整顿当地官学而印行的教材。他曾将漳州所出版的图书曾比较完整地送了一套给他的弟子——曾在武夷精舍从学的成都双流县人氏宋泽之。他在《答宋泽之》书信中说：
  人还，无以为意，临漳所刻诸书十余种谩见远怀。书后各有题跋，见所为刻之意。《近思录》比旧本增多数条，如“买椟还珠”之论，尤可以警今日学者用心之缪，《家仪》《乡仪》亦有补于风教，幸勿以为空言轻读之也。②
  ①（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五，《朱子全书》第25册，第4929页。
  ②（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八，《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77—2778页。
  从书信内容来看，不仅有漳州刻书的大致数量，部分刻本的书名以及出版这些书的目的，如“有补风教”等等。联系《朱文公文集》卷82中《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书楚辞协韵后》诸序跋，朱子在漳州刻书的基本情况已约略可知。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著录吕大临《芸阁礼记解》16卷时说：“此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垛书坊，称芸阁吕氏解者，即其书也。”①此“临漳射垛书坊”中的“射垛”，指的是地名还是一家书坊之名？其具体又在漳州何处？恐怕单从文献考证已不能解决，而必须进行实地考察，这一问题，尚有待于漳州当地的学者的努力。但这条资料告诉我们，在朱熹守漳之时，漳州曾有过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书坊。
  朱熹为何如此重视刻书？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主要途径仅有两条。一是口头传播，即开课讲学。其局限是受到时空的限制，一堂课了不起数十百人，且不能久远，影响有限。二即图书传播，白纸黑字，印刷装订成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读者随时随地可以阅读，是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媒介，故朱熹以当世大儒出任地方长官，就必然重视刻书出版，以推行他的道德性命学说为主体的理学思想。而在客观上，此举对这些地方的出版业无疑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和影响。这种推动和影响，逐渐体现在此后漳州刻书事业的发展中。
  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7页。
  三、朱熹之后的漳州刻书
  朱熹之后，在漳州刻书的有其门人陈淳及其后学，从刻本性质来说，有官刻，也有私刻，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私刻本有，陈淳刻印《朱子家礼》。
  陈淳（1153—1217），字安卿，号北溪，龙溪县人。朱熹守漳期间，陈淳向朱熹求学，成为朱熹的晚年得意门生，朱熹逝世后最有影响的弟子之一。著作有《北溪字义》《北溪大全集》等。《宋史》卷430有传。据《四库全书总目》卷22著录，陈淳曾刻印朱熹《朱子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四库馆臣误以为此书非朱子所作，而是后人伪托。其主要根据乃清王懋竑《白田杂著·家礼考》中的几点质疑，所论欠确，因所涉问题比较复杂，不宜费笔墨在本文中作冗长的辨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曰：“后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证，尊而用之。”①文中所言廖子晦，即廖德明，亦朱门弟子，顺昌人。陈安卿（淳）刻印《朱子家礼》的具体时间在何年，此引文未言，因史料不足，难以详考。
  官刻本有：薛季良在龙江书院刻印的《北溪大全集》。
  淳祐八年（1248）薛季良官漳州通判，在漳州龙江书院刻印陈淳撰《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为此书最早刻本。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88著录旧抄本、《四库全书总目》卷161著录明弘治刊本时，均转录元漳州路教授莆田王环翁序中提到。此本原刊本久佚。薛季良，字传叟，莆田人。以祖父薛元肃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页。
  之荫补将仕郎，历官罗源县尉、广州佐理、南安知县、漳州通判和潮州知州。居官以廉洁著称，“知潮州，以廉俭节缩为事。盐使疑潮盐有遗利，欲增筴，季良抗论，寝其议。尝自扁其居曰‘廉村’，所著有《千林漫稿》”①。
  元代，漳州刻书史料不多，笔者仅知以下两条。
  一是赵敬叔刻印《衍极》。赵敬叔，字号里籍未详。元泰定间（1324—1327）历任龙溪知县，曾刻印元郑杓（子经）撰《衍极》五卷。明周瑛《抄＜衍极＞记》云：“《衍极》五篇，元延祐中莆郑子经氏所著。至治中同邑刘能静氏所注释。其书杂考古今书法而求其所谓‘中’者。泰定初龙溪知县赵敬叔尝梓行于其邑中矣，今刻本已不可见。”②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底本为《永乐大典》本，文中不提此元刊本，殆此元刊已不为后人所知。据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48著录，郑杓泰定中正官南安县教谕，应即在此时，与赵敬叔相知。周中孚著录本有泰定甲子（1324）秋七月望日漳州路儒学教授江应孚后跋，为此次刻印时所撰。赵氏之名，不见于《闽书·文莅志》；赵氏刻本，亦不见于诸家书目所载，这就在郑氏《衍极》一书的刊刻传播链上，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而周瑛此文，正可将此失落的环节补上。
  二是黄元渊三山墨庄刻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黄元渊，字君翊，龙溪人，朱熹门人黄榦的七世孙。元后至元元年（1335）官漳州路学录时，刻印宋儒陈淳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1著录一旧钞本云：“前有至元
  ①（清）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四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9册，第504页。
  ②（明）周瑛：《翠渠摘稿》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54册，第771页。
  改元漳州路儒学教授莆（田）王环翁序，略谓是书初刻于淳祐戊申（1248），板藏龙江书院，岁久佚坏。至元乙亥（1335）漳州守张某委学录黄元渊重刻于郡学，此即从元刻本传录。”①此序亦见载于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88，略云：“淳祐戊申郡倅薛公季良锓梓龙江书院，岁久佚坏。乙亥莫春〔冬〕，幕宾本斋高公念斯文之将坠，痛道统之无传，遂乃文移有司，力请寿梓……遂以庠蠃奇，委学录黄元渊之三山墨庄镂刻。而黄又勉斋先生之裔，故其奉承唯谨，不三月而集其事。”②此本今亦不存。
  《闽书》卷117《黄元渊传》载：“元渊，至正（按，此处至正有误，详见下）中荐知漳州路学录。秩满，升泉州路学正，卒。郡（按，此郡指的是漳州而非泉州）有朱文公祠，宋守方耒所建，入元，其地为寺。元渊自出私钱，买城东北隅地别建之，作大成殿，以祀先圣先贤。作祠堂祀朱文公，以黄榦、陈淳配，别作讲堂斋舍，处师弟子。天历四年（按，应为至顺二年，即1331年）告成。至顺三年，国子助教陈旅告学士虞集曰：‘捐家业以为浮屠老子之宫，求福利益者，世不胜数。元渊观乡邻之寥寂，慨斯文之冺坠，节衣食之资，以成义举，书院成，而家已贫矣。君子其有取于斯乎？公其为之记！’”③民国《福建通志·儒行传》卷三所载与此略同。
  按，对黄元渊此刻本，有的书上说是漳州路至正元年（1341）
  ①（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9页。
  ②（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八八，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929册，第311页。
  ③（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一七《黄元渊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3539页。
  刻本，①以黄氏在漳任职的时间而言，从至顺二年修成大成殿，到至正元年（1341）刻印此书，前后时间竟长达至少十二年，不太可能，故应以后至元元年（1335）为是。
  另据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载，有所谓“漳州转运使于淳熙十二年（1185）刻印大字本《三国志》”②的著录，因文中未注明出处，未详何据。据笔者所知，南宋淳熙年间，福建转运司设司在建安（今建瓯），据民国《福建通志·职官志》卷四载：“福建转运司……初置建州，建炎二年以建寇故移司，绍兴二年复还，三年又移知福州，寻复旧。”故不存在“漳州转运使”的官职。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有“潼州转运使本。淳熙乙巳（1185）刻大字本《三国志》”③。据其自注，乃根据丰道生（坊）《真赏斋赋》的著录。查阅丰坊《真赏斋赋》，原文为：“管子、韩非、三国志，大字本，淳熙乙巳刊于潼川转运司，公帑。”④据此，则“漳州转运使”乃“潼川转运司”之误。南宋时期，还有一些在外地为官，因而有机会在外地刻书的福建学者。漳州也有一位值得一提，此人便是龙溪人氏颜颐仲。
  颜颐仲（？—1261），字景正，龙溪人，颜师鲁之孙，以祖荫补官。历宁化尉、西安令、两浙和广西运判、泉州知府和福建路提刑等职。官终吏部尚书、宝章阁学士。传载《闽书》卷117。
  颜颐仲于淳祐六年（1246）在浙江庆元知府任上，曾刻印图
  ①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07_2.htm。
  ②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07_2.htm。
  ③（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2页。
  ④（明）丰坊《真赏斋赋》，（清）缪荃孙《藕香零拾》本，清光绪宣统间刊本。
  书多种。据《宝庆四明志》卷二《叙郡中·书版》载，其时四明州学保存的刻版有《文公小学书》二百板，下注小字“淳祐六年制帅集撰，龙溪颜公颐仲置”、《陈忠肃公言行录》30板、《北溪先生字义》150板、《礼诗》28板、《谕俗编》52板，每条下均注小字“以上俱制帅集撰，颜公颐仲置”①。所谓集撰，指的是编；所谓置，指的是刊刻。四明即庆元，以境内有四明山而有此别名。以上《宝庆四明志》中所载，在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也有转载。《两浙古刊本考》卷下还著录了淳祐七年（1247）颜颐仲刻印自编本《铜壶漏箭制度》一卷。并转录颜颐仲跋云：“今四方无远近，知有四明刻漏者，以王金陵之铭也。南渡燬于兵火，遗迹余墨无所于考。唯莲花漏者，绍兴末郡侯韩公仲通之新制也。壶表具存，铭识如故……虑承袭之久，易至舛戾，乃取李龙眠刻漏之制，并王之铭、韩之刻并锓于梓，后之知为政（者），当于此有考云。淳祐丁未授衣节日郡守龙溪颜颐仲书于进思堂。”②
  为何要把在外地刻书的漳州人氏在此文中加以叙述？这是因为常读到一些介绍福建古代刻书的文章，往往将福建人氏在外地刻书与福建本地的刻书混为一谈而不加任何说明，这很容易造成误解，也影响到今人对福建古代刻书的正确把握和评价。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笔者只要有机会，就一定将此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以免产生新的错误。此外，在研究古代福建与外省的文化交流方面，闽人在外地刻书，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故备此以待他日之考，则也是此举的目的之一。
  ①（宋）胡棨等：《宝庆四明志》卷二《叙郡中·书版》，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5册，第32页。
  ②（清）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王国维遗书本，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2册，第21—22页。

①方彦寿（1952—）男，福州人，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朱子文化》杂志主编，研究方向：朱子学与书院史、福建地方文献等。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5页。 ③（宋）高登：《东溪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36册，第454页。 ①（元）脱脱：《宋史·本纪》卷三六，第3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01页。 ②（宋）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第535页。 ③（宋）朱熹：《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36页。 ④（宋）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2页。 ①（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五，《朱子全书》第25册，第4929页。 ②（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八，《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77—2778页。 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7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页。 ①（清）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四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9册，第504页。 ②（明）周瑛：《翠渠摘稿》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54册，第771页。 ①（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9页。 ②（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八八，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929册，第311页。 ③（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一七《黄元渊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3539页。 ①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07_2.htm。 ②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07_2.htm。 ③（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2页。 ④（明）丰坊《真赏斋赋》，（清）缪荃孙《藕香零拾》本，清光绪宣统间刊本。 ①（宋）胡棨等：《宝庆四明志》卷二《叙郡中·书版》，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5册，第32页。 ②（清）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王国维遗书本，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2册，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