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新安理学派的起始时间应是绍兴二十年（1150）。该年春，“朱子二十一岁始归婺源省丘墓宗族”。这次回徽，就收授程洵、滕磷、程先、程永奇、吴昶等弟子。朱熹在世时曾三次回婺源省墓，每次都逗留数月，收授弟子，从事讲学活动。朱熹以及朱熹的徽州讲友（如程大昌与吴儆）和朱熹徽州的及门弟子，成为新安理学的早期创始人。新安理学的终结是在清早中期，是以戴震对“理”的批判以及徽派朴学兴起为标志。即是说，新安理学从南宋时期形成一直到清早中期衰落，共经历600多年的历程。
  新安理学的活动与影响范围，主要是宋元明清徽州所辖婺源、休宁、歙县、绩溪、祁门、黟县，这与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徽州在万山之中，相对封闭，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稳定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新安学者主要以书院为依托，进行教育与学术活动。如歙县的紫阳书院、斗山书院、师山书院、天都书院、芩山书院等；休宁的还古书院、天泉书院、竹洲书院、西山书院、①解光宇，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韩燕，合肥：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
  海阳书院等；绩溪的桂枝书院、槐溪书院、颖滨书院、二峨书院等；祁门的东山书院、白杨书院、全交馆、全交精舍、梧冈书院等；黟县的碧阳书院、松云书院、集成书院、南湖书院等。除了书院的正常讲学传授外，还制定讲会制度，即“六邑（六县）讲会”。讲会即是学术交流与研讨。讲会有力地推动徽州地区的学术发展。徽州的书院教育与讲会，促进该地区的学术繁荣。以《皖人书录》记载为例，宋代徽州有著述传世者131人，而同时代安徽其他地区共计113人，尚不及徽州一地。故徽州有“程朱阙里”、“文献之邦”之美誉。
  新安理学在其六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时期。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但奉朱熹为开山宗师，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朱子之学”为宗旨的学术旨趣却基本未变。由于各阶段历史背景不同，面临的学术环境各异，因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第一个时期为南宋新安理学形成时期。朱熹在世时，曾三次回婺源省墓，每次都逗留数月，从事讲学活动，阐述自己的思想。朱熹去世后，其门人弟子和学友，均以研习传播朱子理学为己任。朱熹的讲友程大昌与吴儆，学术造诣高，影响大，与朱熹往来密切，学术交流甚笃。总的说来，南宋时期是新安理学形成时期，新安学者环护在朱熹周围，精研性命义理之学，重在阐发“朱子之学”的学派宗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承与弘扬朱熹理学。在朱子学中，“理”是其核心概念，早期的新安学者，特别是朱子才入门的弟子，对“理”的认识并不深刻，后在朱子的指教下，入理学圣堂。如程洵对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朱子对其指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致程洵能够认识理的本质，认为，“四时行矣，百物生矣”，其背后的主宰都是“天命”、“理”，自然界的发展、运动、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运动、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为言之有无而损益”，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认识的任务就是认识、体会“道”或“理”，也就是认识规律。程洵将“理”看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源，“理”涵盖一切，并且“理”是客观存在的。在朱子的影响下，程洵成为新安理学大家之一，以至于“凡登程洵之门如出文公之门”。
  程大昌的学术特色是坚持理学方向，奉程、朱为正统，在宇宙观、修养论、历史观等理学的根本问题上与程朱相一致。程大昌比朱熹年长数岁，两人常以书信讨论学术问题，感情甚笃。程大昌发挥朱熹的理为万物之源、太极为众理之总的观点，建立了太极生万物的宇宙观，并且在易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尤其研究宇宙生成问题，坚持理学，援道入儒。
  吴儆在学术本旨上坚持理学方向，奉程朱为正统，在天道观、历史观、人性论、格物致知等理学根本问题上与程朱相一致。
  汪莘初对“文词”有兴趣，后在朱子的指教下，研究儒学与理学，成为朱子在徽州的“高第弟子”。汪莘关于宇宙是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思想以及天地交泰的思想，代表了南宋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
  二是注重事功，主张积极入世，这在程大昌和吴儆身上表现更为突出。程大昌注重事功，主张积极入世、参政议政。程大昌强烈的关注社会现实和民众的生活，对南宋黑暗的现实和困苦的民生等各个方面都极为关注，对吏治、狱治、军事、财政、农业、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懈的探索，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成功，更是以身作则，积极入世，以其非凡的才干，在各个方面都做出卓绝的贡献。此外，程大昌的整个学术特点是平实、朴素。除易学思想之外，涉及政治、历史、地理等领域的思想，都与程大昌的亲身经历有关，都立足于现实和根据具体情况而发，不作形而上抽象的思辨，不作玄远空洞的虚论。但这并没有使程大昌的思想显得粗陋，相反，他的思想由于立足于对现实的深入观察上，又从理论上和理学思想相结合，既切中时弊，又具有理论深度，这使得他和专言事功不言心性的永康、永嘉等事功学派又有所区别。
  吴儆的思想以理学兼事功，基于内圣而强调外王。吴儆强烈地关注现实与民生，从恢复大计到吏治、狱治、军事、财政、教育等，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不仅取得理论上的成果，更以其非凡才干，不畏艰难，以身作则。吴儆的思想与行为间的一致性使吴儆的学术具有一种“知行合一”的色彩。此外，吴儆的整个学术具有平实、朴素的特点，无论是理学还是政治、教育领域的思想，都是吴儆根据现实问题和具体情况而发，既切中时弊，又具理论深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三是排佛老，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朱熹理学深受佛老影响，但为了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必须排斥佛老。朱熹不仅经常批判佛老，而且经常告诫弟子佛老之弊，远离佛老。朱子在给弟子《答汪太初》书中批评佛老：“然间尝窃病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而尝妄意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空虚玄妙、不可测度，其心悬悬唯徼幸于一见此物，以为极致；而视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人伦日用当然之事皆以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无害云尔。盖天下之士不至于学，则泛然无所执持而狥于物欲，幸而知志于学，则未有不堕于此者也。”①
  朱子弟子滕璘曾一度“所喜释氏之说”，朱子在《答滕德粹》之五指出：“释氏之说，易以惑人，诚如来喻。然如所谓若有所喜，则已是中其毒矣。恐须于吾学有进步处，庶几可解。不然，虽欲如淫声美色以远之，恐已无及于事，而毒之浸淫侵蚀日以益深也。”②针对滕璘所喜释氏之说，朱子批评其“已是中其毒矣”，如不立即警觉，“虽欲如淫声美色以远之，恐已无及于事，而毒之浸淫侵蚀日以益深也”。
  滕璘也曾一度读庄周书，认为“读庄周书，泛观无害，但不必深留意耳”。对此，朱子给滕璘书信指出：“向来相聚，见德粹似于此理见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无疑于释子之论。今若更以庄周之说助之，恐为所飘荡而无以自立也。”
  由于新安理学学者具有排佛老的传统，故佛老之教在徽州一直不得势。正如许承尧所云：“此地不尚佛老之教。”其原因是徽州为“文公道学之邦”，“其教泽入人深哉”！③
  总之，学宗朱熹、发扬光大朱子理学这是当时新安地区的普遍学风。但南宋时期的新安理学虽推崇朱熹理学，却无门户之见，对其他学派的学说能持宽容乃至接纳态度。如吴儆的理学思想既与朱熹理学有渊源关系，也与张栻的湖湘学派及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的理学有师承关系，这多少反映出新安理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对其他学派理论成果有所吸收与借鉴。
  第二个时期为元明新安理学发展时期。南宋以降的朱子学被朝廷立为官方哲学，居于显赫的地位，成为士人获得功名的敲门砖。但就朱子学本身发展来说，“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然。”①故元明的新安学者治学重心是努力探寻朱学本旨，致力于维护朱子学的纯洁性。同时，不满足于一味地墨守门户，而是致力于学风的转变，力倡独立思考，于是提出了“求真是之归”以及“和会朱陆”的口号，即要求真正明了儒学、朱子学的真谛，发展儒学、朱子学，而不是人云亦云，附声唱和。这一时期的新安理学家大多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代表人物有程若庸、陈栎、倪士毅、朱升、郑玉、赵汸、汪循、范涞等。
  程若庸建立的理学范畴系统“宗朱”是显而易见的。他对范畴的解释是源于朱熹对范畴的解释，以朱熹的理学思想为宗旨。另一方面，朱熹的理学思想本身具有集前人理学思想大成的特点，对程若庸的理学范畴系统分析可以看出，程若庸对很多范畴的解释，是综合了朱熹及张载、二程等人的思想，字字精要，概括全面，诸如“命”、“心”以及“心”、“性”、“情”三者的关系等等。对少数范畴的解释，程若庸甚至提出同朱熹不一样的看法来阐释范畴概念，如“道”、“器”范畴。朱熹反对以“形上”和“形下”来区分“道”、“器”，程若庸则赞同二程的观点作了“形上”和“形下”的区分。在他的《造化篇》中，程若庸不仅吸收了《易》中的思想来阐释其中的范畴，他还引用了《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来表达他自己对宇宙生成过程的理解，用易学的思想改造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他的哲学思想是“不尽同于朱子”的，表现出了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的统一。
  陈栎学宗朱子，排斥异端，返朱子学本来面目，著述颇丰，阐明性理，有功于朱子学，并影响其后的新安理学家。
  倪士毅编著的《四书辑释》，是新安理学发展到元代的重要成果，它全面反映了元代新安理学的基本风貌。《四书辑释》一书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重点分析，《论语》《孟子》的简要分析，纠正诸儒异说，来传承朱熹思想。“惧儒家之说，乱朱子本真”，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朱子学的纯洁性。
  朱升是朱熹的五传弟子，不仅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同时在学术上也有独特的建树。政治上，朱升从战略高度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创基立国之策；学术上，作诸经旁注，凸现儒学真谛，返归元典儒学，求真是之归。尤其是提出理是“脉理、纹理”，摒弃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关于理的神秘性和主观性，赋予理的客观规律性，更是对先哲思想的超越。
  赵汸作为朱子再传弟子，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传播朱子理学思想，为徽州地区培养了大量的理学人才，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新安理学，为新安理学的兴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思想反映了新安理学对朱子学的传承，同时体现了元末新安理学流派的典型特征。赵汸重视治经，其原因是元代朱子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弊端，尤其是在当时新安学者中严重存在盲目迷信的风气，促使赵汸提出新的治经主张，即“一切以实理求之”。
  郑玉治经以义理为旨归，宗朱取陆，不执门户之见，兼采诸儒之长。善于就史事立论，不尚空谈义理，以致用为目的。郑玉解《春秋》有如下特征：一则经传并用，以经为重，兼采诸儒之说；二则宗朱子而不拘执，自成一家之言；三则以经明理，以致用求治。郑玉还比较客观公正地分析朱、陆之学各自的利弊，认为学者应汇两家之长，打破门户之见。郑玉“和会朱陆”的观点影响了当时及后代学者，为理学内部阵营的统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汪循作为“休宁理学九贤”之一，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在学术上、思想上也有独特的建树。面对内忧外患，汪循向朝廷提出“外攘内修十策”；学术上，极力反对王阳明“妄诋朱子”，与阳明“数相辩论”，以捍卫朱子学说。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坚持了“理在气中”的观点，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范涞的“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
  此外，在“和会朱陆”的历程中，徽州学者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虽然有少数学者如程曈认为朱陆之学“早异晚异”，互不相容，但大部分学者都主张“和会朱陆”。朱升认为，朱、陆所分别主张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是动静关系，“动而道问学，静而尊德性”，二者是相辅相成，“如寒、暑、昼、夜之更迭而无间”，缺一不可；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各有优劣，应取长补短；赵汸认为，朱、陆思想“合并于暮岁”；程敏政提出“早异晚同”说。徽州学者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王阳明及其后学。
  第三个时期是晚明心学兴盛时期。晚明时期，白沙心学和阳明心学在徽州曾兴盛一时，形成晚明徽州心学思潮。
  心学在徽州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元末明初，徽州学者致力于“和会朱陆”，同时也表明陆九渊心学在徽州有一定的影响，如郑玉、赵汸、朱升等，就对陆九渊心学有所研究，主张“和会朱陆”；明代徽州学者程敏政主张朱陆“早异晚同”，具有明显的心学倾向。尤其是到陈白沙、王阳明心学的崛起以及晚明白沙后学湛若水与阳明高足邹守益、王畿等，纷纷赴徽州讲学，培养弟子，形成徽州特有的讲会，心学大有压倒朱子学之势，成为这个时期徽州学术的主流。从《新安理学先觉会言》卷一《新安同志会约之序》中可看到，当时白沙心学与阳明学盛行，郡有郡会，邑有邑会，乃至一家一族亦莫不有会。而为会约作序者，大都是鼓吹心学的大家，如湛若水、邹守益、王畿、刘邦采、祝世禄、潘士藻等。《江南通志》谓“皖南讲学之盛一时，民淳俗朴有三代风”，读此可以想见晚明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兴盛的状况，说明心学是当时徽州学术的主流。但由于晚明心学弊端及徽州的深厚朱学传统，故心学在徽州为不结果实的花朵。
  第四时期为清初新安理学终结时期。晚明的新安理学，因受“心学”的冲击，阐释朱子学不力，整个学派出现萎靡不振的衰落迹象。清初虽出现过复兴朱子学的局面，但也是短暂的。而陆、王心学讲求内省，空谈心性，特别是明亡以后，王学末流被抨击为空谈误国，心学在徽州也无市场。随着清初汉学的兴起，清代的学术研究开始向以求实切理、名物训诂，并崇尚朴实无华的考据学方向发展，即是学术史上的所谓“朴学”。而徽州的学者则是“朴学”的主力，站在这股学术浪头之上的则是徽州休宁人戴震。戴震是徽派朴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声韵训诂、名物制度、经籍考证、天算地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创造性地阐发了义理之学，在解构程朱之“理”的过程中，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芒。以戴震为代表的新安学者之所以对“理”进行解构，是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学中的求实求真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尤其是戴震目睹理学被充当统治者的“忍而残杀之具”，并阻碍徽商经济发展，故必须对“理”进行解构，还“理”本来的面貌。新安理学派在对“理”进行解构的过程中，还体现了对朱子学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坚持和创新的统一。
  随着戴震等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以及清初学术界由“宋学”转为“汉学”这股潮流影响，“徽派朴学”的创立，标志着新安理学向徽派朴学的转型，新安理学终被徽派朴学所取代。

①《朱文公文集》卷四六《答汪太初》，北京图书馆2006。 ②《朱文公文集》卷四九《答滕德粹》，北京图书馆2006。 ③许承尧：《歙事闲谈》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①程曈：《新安学系录》卷一二《陈定宇》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