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思想来自民间，其与社会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互动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刘学智教授在会上探讨了朱熹“中和新说”与关学的关系，他认为朱熹以心分体用的“中和新说”是直接受到了程颐的启发，朱子后来在解释张载“心统性情”说时，以“中和新说”对此做了进一步地发挥，使这一观点更为鲜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思宇反思了理学家的文学研究，他以朱熹为例，认为我们需要一层层撕开那些被复杂的历史过程和观念的演变制造的标签，直接进入到诗歌文本，直面由诗歌文本呈现给我们的诗人和他眼中的世界，区分开学术研究和寻找所谓“言外之意”的个人化的诗歌鉴赏，来看这位作为诗人的哲学家，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怎样试图调和理学意识形态与人在应接外物时经验性情感的冲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吴小丽，深入分析了朱熹思想文化体系中援佛道入儒的主要特点，指出朱子主要从佛道中汲取天台宗、禅宗等养分，来发展完善自己的理论。
  朱熹对经典文本的注解是其毕生思想工作的核心，其中亦反映出朱子思想与社会文化的多层次沟通。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的蔡家和深入比较了朱子与戴震对《中庸》诠释之差异，指出二人对《中庸》之诠释实为理学与气学义理阐释的不同表现。淮北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王政与孙影在会上共同发表了《论朱熹〈楚辞集〉的文化诗学倾向》一文，文章论证了朱熹的《楚辞集注》具有文化诗学的价值。来自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胡俊俊则以《论语解》《论语集注》为例，梳理了张栻与朱熹注解《论语》暗引故训的诸多相同之处。
  在现在的很多地方社会中，也还随处可见朱子思想的痕迹，由此足见朱子思想对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来自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的胡荣明分析了“异姓能否为后”的问题，他指出朱熹从其思想体系的圆融性出发赞同异姓为后，其门人陈淳却从一系列历史典故出发，坚决反对异姓为后，与他们的态度相比，南宋具有理学倾向的名公判官却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异姓能否为后给出了更灵活的处理方式。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中心的方彦寿指出，朱熹在书院举行祭祀活动能使儒家的道统学说得到生动活泼的、立体的展现，其目的是要使他的弟子从这些先圣先贤的身上吸取教益，受到文化、道德的熏陶。厦门大学哲学系陈昊博士突破了“学理化”朱子形象的建构，他从朱熹“同安主簿”基层政治实践的历史史实出发，还原出了朱熹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王灿副教授认为，从朱子的地方治理实践和卓越治绩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格外重视“敦教化”“薄税敛”和“抑豪强”，这三个重要面向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并且与其天道观等思想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朱子格外重视《大学》，也是因为《大学》体现了其地方社会治理观的核心内容和层次性。福建社科院哲学所的周元侠对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的地方自治思想做出了归纳，认为德治是导向，礼治是手段，教化是目标。台湾学者刘焕云与吴进安深入分析了朱子学对台湾儒学的影响，并就台湾儒学的现代复兴做出了各自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