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哲学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高峰，其体系宏大精美，内容广博深邃，闪耀着传统智慧永恒的时代光芒。对朱子哲学的研究不仅是朱子学的当代复兴，更关乎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
  朱子哲学本身的广博性决定了其研究向度的多样性。易学是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圣基教授以伽达默尔（Gadamer）解释学中的观点为依据，建构易经哲学解释学的框架，指出《周易》的64卦、384爻要求所有人每时每刻在主体判断下度过真正的人生，可以说是最明智地成就了“宗教的日常化”“神的真正超越”。这才是儒家哲学送给现今世俗化时代最卓越的“含蓄意义”。中山大学吴宁认为朱子易学气化论以易学为基础，合气和阴阳而论。在气的哲学性质上，朱熹认为气是形而下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沈顺福则认为气当属形而上者，朱熹的观点值得商榷。
  清华大学哲学系张鑫国博士分析了朱子对程颢“生之谓性”的诠释，指出程颢“生之谓性”道德哲学理念涉及理、气、心、性关系这一理学中最精细繁难的内容，虽历代主要学者均有所阐释，然欲真正理解其意，须立足理学道德哲学史中加详细哲学史料梳理之功。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陈建美认为朱子的“情”论须放在“心统性情”的结构中看，朱子主张性善，情则可善可恶。情的善恶问题的更具体表达是四端七情的善恶问题。四端和七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二者都是有善有恶。由于四端与性理的关联更紧密，七情的性理依据需要借助四端获得说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曾振宇教授认为，天理之善属于绝对性的“元善”，“元善”意味着无条件性、先在性。天理之善是“至善”，不是与恶对立的善，而是超越了善恶对立的善。理善，所以“理之性”善；性善，所以仁善！仁在普遍的人性中是无条件的命令，无条件意味着自由，仁是儒家自由意志视域中的自由。厦门大学哲学系许春伟认为，朱子的兵事思想主要从格正君心、精兵简政、戍边屯田等方面展开，为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局面开了一剂军事药方。福州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杨肇中副教授认为，从公共哲学的视域透视以朱熹、王阳明与黄道周等为代表的宋明儒家的思想，能在其诸多理学命题中发现蕴含丰富的传统公共哲学观念，宋明儒家的关怀绝非“内在心性”一隅，其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回应是极富时代特色的。
  工夫论是朱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它关乎成人成圣的修养方式与过程。台湾大学哲学系杜保瑞教授从朱熹“要求做工夫”谈起，说明了朱熹诸多工夫的操作方法，有“立志”“唤醒”“精神”“收敛”“专一”等义，也讨论了朱熹借由静坐观念及师友之道所谈的修养活动的相关意见。“学”是朱子工夫论的重要内容。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潘小慧教授指出，朱子以为真正的、第一义的“学”，乃“为己”之学，为己工夫其要点在于明辨是非，依“是”而行，如此则为“善”。“学”之工夫的最终境界乃是“全体大用”，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认为，在一般的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指“仁”及其发用，这是朱子的晚年定论。“全体大用”观体现在朱子的身心修炼与政治实践之中，它不仅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同时还在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承传与创新中，上升为儒家精神的代名词，逐渐走向东亚世界。事实上，朱子修养工夫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台湾学者黄柏翰在现代科学的佐证下，认为工夫论除了圣贤教育的宗旨之外，同时也能是一种平易近人的生活艺术，具有身心疗愈的实际效益。
  学界通常认为，朱子的工夫论思想经历了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广西财经学院的陈林博士认为，朱子放弃“中和旧说”提出的工夫进路是由于这套工夫思想缺乏普适性，“中和新说”提出的为学工夫体系则适合普通大众，更具有普适性。浙江大学哲学系徐国明指出，朱子“格物说”实以“格物”为始点，为始下手处，以通乎“道”入圣人之域（“圣域”）。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叶海烟教授认为，朱熹格物思想的知识论意义与伦理学意义值得吾人探究，正是格物思想的这两个面向成就了朱熹不同于宋明心学的另类的“道德的形上学”。厦门大学哲学系蔡浪与王凯立则提示学界重视对朱熹诚意思想的研究，蔡浪指出，朱子在阐释“诚意”概念时，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四者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王凯立认为朱熹关于诚意工夫的思想有三个发展阶段，而诚意工夫最终解决的是道德行为的动机问题，而非动力问题。来自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志伟博士梳理了朱熹对《孟子》“求放心”的诠释，指出求放心的工夫是格物穷理的目标和归宿，同时贯穿了格物致知的全过程。求放心是为学的首要工夫，是为学之本，是为学目的。“求放心”既需要主敬，又需要格物穷理。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吴亚楠博士从“持敬涵养”重新审视了朱陆工夫之异同，并认为朱熹“道问学”的补充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陆学的不足，但是他对于“道问学”过重的强调，既以他律道德冲淡了自律道德的优先性，亦以自然物理混淆于道德问题的解决，所以实有“支离”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