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6年6月24～25日，由漳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朱子学会、国际儒联、厦门大学国学院、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于漳州召开。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外国语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埼玉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高校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提交99篇论文，针对朱子、陈淳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文化，以及东亚朱子学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朱子哲学与工夫论
  朱子哲学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高峰，其体系宏大精美，内容广博深邃，闪耀着传统智慧永恒的时代光芒。对朱子哲学的研究不仅是朱子学的当代复兴，更关乎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
  朱子哲学本身的广博性决定了其研究向度的多样性。易学是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圣基教授以伽达默尔（Gadamer）解释学中的观点为依据，建构易经哲学解释学的框架，指出《周易》的64卦、384爻要求所有人每时每刻在主体判断下度过真正的人生，可以说是最明智地成就了“宗教的日常化”“神的真正超越”。这才是儒家哲学送给现今世俗化时代最卓越的“含蓄意义”。中山大学吴宁认为朱子易学气化论以易学为基础，合气和阴阳而论。在气的哲学性质上，朱熹认为气是形而下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沈顺福则认为气当属形而上者，朱熹的观点值得商榷。
  清华大学哲学系张鑫国博士分析了朱子对程颢“生之谓性”的诠释，指出程颢“生之谓性”道德哲学理念涉及理、气、心、性关系这一理学中最精细繁难的内容，虽历代主要学者均有所阐释，然欲真正理解其意，须立足理学道德哲学史中加详细哲学史料梳理之功。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陈建美认为朱子的“情”论须放在“心统性情”的结构中看，朱子主张性善，情则可善可恶。情的善恶问题的更具体表达是四端七情的善恶问题。四端和七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二者都是有善有恶。由于四端与性理的关联更紧密，七情的性理依据需要借助四端获得说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曾振宇教授认为，天理之善属于绝对性的“元善”，“元善”意味着无条件性、先在性。天理之善是“至善”，不是与恶对立的善，而是超越了善恶对立的善。理善，所以“理之性”善；性善，所以仁善！仁在普遍的人性中是无条件的命令，无条件意味着自由，仁是儒家自由意志视域中的自由。厦门大学哲学系许春伟认为，朱子的兵事思想主要从格正君心、精兵简政、戍边屯田等方面展开，为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局面开了一剂军事药方。福州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杨肇中副教授认为，从公共哲学的视域透视以朱熹、王阳明与黄道周等为代表的宋明儒家的思想，能在其诸多理学命题中发现蕴含丰富的传统公共哲学观念，宋明儒家的关怀绝非“内在心性”一隅，其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回应是极富时代特色的。
  工夫论是朱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它关乎成人成圣的修养方式与过程。台湾大学哲学系杜保瑞教授从朱熹“要求做工夫”谈起，说明了朱熹诸多工夫的操作方法，有“立志”“唤醒”“精神”“收敛”“专一”等义，也讨论了朱熹借由静坐观念及师友之道所谈的修养活动的相关意见。“学”是朱子工夫论的重要内容。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潘小慧教授指出，朱子以为真正的、第一义的“学”，乃“为己”之学，为己工夫其要点在于明辨是非，依“是”而行，如此则为“善”。“学”之工夫的最终境界乃是“全体大用”，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认为，在一般的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指“仁”及其发用，这是朱子的晚年定论。“全体大用”观体现在朱子的身心修炼与政治实践之中，它不仅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同时还在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承传与创新中，上升为儒家精神的代名词，逐渐走向东亚世界。事实上，朱子修养工夫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台湾学者黄柏翰在现代科学的佐证下，认为工夫论除了圣贤教育的宗旨之外，同时也能是一种平易近人的生活艺术，具有身心疗愈的实际效益。
  学界通常认为，朱子的工夫论思想经历了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广西财经学院的陈林博士认为，朱子放弃“中和旧说”提出的工夫进路是由于这套工夫思想缺乏普适性，“中和新说”提出的为学工夫体系则适合普通大众，更具有普适性。浙江大学哲学系徐国明指出，朱子“格物说”实以“格物”为始点，为始下手处，以通乎“道”入圣人之域（“圣域”）。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叶海烟教授认为，朱熹格物思想的知识论意义与伦理学意义值得吾人探究，正是格物思想的这两个面向成就了朱熹不同于宋明心学的另类的“道德的形上学”。厦门大学哲学系蔡浪与王凯立则提示学界重视对朱熹诚意思想的研究，蔡浪指出，朱子在阐释“诚意”概念时，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四者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王凯立认为朱熹关于诚意工夫的思想有三个发展阶段，而诚意工夫最终解决的是道德行为的动机问题，而非动力问题。来自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志伟博士梳理了朱熹对《孟子》“求放心”的诠释，指出求放心的工夫是格物穷理的目标和归宿，同时贯穿了格物致知的全过程。求放心是为学的首要工夫，是为学之本，是为学目的。“求放心”既需要主敬，又需要格物穷理。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吴亚楠博士从“持敬涵养”重新审视了朱陆工夫之异同，并认为朱熹“道问学”的补充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陆学的不足，但是他对于“道问学”过重的强调，既以他律道德冲淡了自律道德的优先性，亦以自然物理混淆于道德问题的解决，所以实有“支离”之失。
  二、东亚朱子学
  在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朱子学对东亚人民的影响久远而深刻。如何承传和发展东亚朱子学既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也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哲学层面，韩国朱子学会会长崔英辰教授将栗谷关于人心与道心之分的理论研究与朱子的人心道心说相比较，认为栗谷从正面批判了朱子关于人心道心具有“两个根源”的定论，而主张“一本论”。引入了“本然之气”来构建理论，开创了人心道心的新局面。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宣炳三教授在“李栗谷对李退溪四七的批判是否正当”的问题上发表见解，认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理气概念，而在于四端七情，指出仅以栗谷与牛溪论辩的过程论理无法推翻退溪四七论的妥当性。来自南昌大学江右研究中心的田炳郁在会上探讨了朝鲜理学家的格物论，他认为朝鲜理学家的诠释对朱子的格物论来说，解训上有一定的发明，而他们对具体思索方式的讨论，在认识论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则研究了韩国大儒韩南塘的人心道心问题，指出韩南塘持有四端七情同质论，从而认为四端是兼善恶的。在韩南塘看来，道心与人心不但是七情，同时也是四端的表现形态。从义理的角度来看，南塘的相关思想意味着东亚儒学中人心道心问题的终结。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田村有见惠博士以“朱熹的《太玄》解——围绕‘心’的讨论”为题，主要考察朱熹在《朱子语类》《朱子文集》中对杨雄《太玄》“藏心于渊”的“心”的概念的理解。作者认为目前关于朱熹对《太玄》的理解，主要有刘韶军的《杨雄与〈太玄〉研究》和田小中的研究。然而，除去他们已经论述的，朱熹在解读《太玄》时，还围绕《太玄》中的“心”的思想做出了重要的阐发。而这一点在先行研究中未得到重视，于是作者在文中进行了新的考察。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院的高在锡教授考察了朱子卜筮的思想特征，认为朱子揭明《周易》本为筮书，消除了偏重义理的倾向。高在锡教授认为，对朱子卜筮思想的分析将为象数易学的卜筮成为实现“圣学”的另一种修养方式提供契机。
  在社会文化层面，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姜真硕教授则阐述了李退溪《朱子书节要》的编辑意义，认为它启发了我们如何接近道之本末、体会日常道理、省览为目的读解模式。日本埼玉大学的井上智胜教授则论述了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的立场——神儒一致，认为林罗山的思想是特有的对儒教的吸纳方式的表现，是希望拔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找到能与“中华”“儒道”匹敌的文明标志。来自厦门大学的吴光辉与梁青教授就近代以来日本视域下的朱子学与中国形象做了充分的探讨，认为自13世纪以后，朱子学的形象即与中国形象本身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在转型中，朱子学与中国形象都经历了一个被日本推崇敬仰、怀疑否定、最后被日本蔑视奴役抛弃的转折。筼筜书院的王维生院长与戴美玲博士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朱子文化的传播与实践，探索当代朱子书院建设与发展的可行性，展望朱子文化传播及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朱子思想与社会文化
  朱子思想来自民间，其与社会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互动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刘学智教授在会上探讨了朱熹“中和新说”与关学的关系，他认为朱熹以心分体用的“中和新说”是直接受到了程颐的启发，朱子后来在解释张载“心统性情”说时，以“中和新说”对此做了进一步地发挥，使这一观点更为鲜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思宇反思了理学家的文学研究，他以朱熹为例，认为我们需要一层层撕开那些被复杂的历史过程和观念的演变制造的标签，直接进入到诗歌文本，直面由诗歌文本呈现给我们的诗人和他眼中的世界，区分开学术研究和寻找所谓“言外之意”的个人化的诗歌鉴赏，来看这位作为诗人的哲学家，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怎样试图调和理学意识形态与人在应接外物时经验性情感的冲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吴小丽，深入分析了朱熹思想文化体系中援佛道入儒的主要特点，指出朱子主要从佛道中汲取天台宗、禅宗等养分，来发展完善自己的理论。
  朱熹对经典文本的注解是其毕生思想工作的核心，其中亦反映出朱子思想与社会文化的多层次沟通。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的蔡家和深入比较了朱子与戴震对《中庸》诠释之差异，指出二人对《中庸》之诠释实为理学与气学义理阐释的不同表现。淮北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王政与孙影在会上共同发表了《论朱熹〈楚辞集〉的文化诗学倾向》一文，文章论证了朱熹的《楚辞集注》具有文化诗学的价值。来自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胡俊俊则以《论语解》《论语集注》为例，梳理了张栻与朱熹注解《论语》暗引故训的诸多相同之处。
  在现在的很多地方社会中，也还随处可见朱子思想的痕迹，由此足见朱子思想对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来自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的胡荣明分析了“异姓能否为后”的问题，他指出朱熹从其思想体系的圆融性出发赞同异姓为后，其门人陈淳却从一系列历史典故出发，坚决反对异姓为后，与他们的态度相比，南宋具有理学倾向的名公判官却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异姓能否为后给出了更灵活的处理方式。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中心的方彦寿指出，朱熹在书院举行祭祀活动能使儒家的道统学说得到生动活泼的、立体的展现，其目的是要使他的弟子从这些先圣先贤的身上吸取教益，受到文化、道德的熏陶。厦门大学哲学系陈昊博士突破了“学理化”朱子形象的建构，他从朱熹“同安主簿”基层政治实践的历史史实出发，还原出了朱熹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王灿副教授认为，从朱子的地方治理实践和卓越治绩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格外重视“敦教化”“薄税敛”和“抑豪强”，这三个重要面向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并且与其天道观等思想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朱子格外重视《大学》，也是因为《大学》体现了其地方社会治理观的核心内容和层次性。福建社科院哲学所的周元侠对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的地方自治思想做出了归纳，认为德治是导向，礼治是手段，教化是目标。台湾学者刘焕云与吴进安深入分析了朱子学对台湾儒学的影响，并就台湾儒学的现代复兴做出了各自的思考。
  四、陈淳思想与社会文化
  陈淳（1159～1223）字安卿，福建漳州龙溪人，世称北溪先生。朱子说：“南来，吾道喜得陈淳”，他是朱门高弟，在闽学中地位崇高。
  在哲学思想层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李亚信教授和蒋聚缘教授分别对陈淳的“义利之辨”和“恕论”做了探讨。前者在对陈淳义利之辨研究中，以扎实而深刻的文献搜集辨析为基础，在充分理解文本基础上，将陈淳义利问题还原到程朱理学发展大背景下。与此同时，在借鉴德性伦理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陈淳义利之辨在意识、情感、认识、理性、意志中的要素，很好地实现了陈淳哲学话语与现代学术语言之间的对接。最为关键的是，文中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方法使用，并指出了其使用中的问题所在，以非形式逻辑论证，给出了解决方案。后者认为恕是自己固有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在社会关系上的应用，恕是学者做工夫处，具有非常突出的方法论意义。陈淳提出“欲求仁者，敬恕为宜”的看法，将忠体恕用发展为敬恕并进，敬恕并列是陈淳恕论思想的特色，也是他注重下学之功的体现。复旦大学的陈碧强博士通过考察陈淳对心学派的杨慈湖的批判，展现了理学和心学在心性论、工夫论等方面的差异，深化了对心学与理学的认识，验证了陈淳在捍卫师门方面的贡献。江西师范大学的邓庆平教授考察了陈淳严守朱子之教、吸收和消化朱学义理并逐渐实现自身思想成熟的历程，传达了陈淳对理学概念体系规范化诠释的学术贡献以及上达而下学的思想进路。来自台北商业大学的许佩玉教授则论证了《严陵讲义》学术地位的转变，认为《严陵讲义》中所阐述的陈淳学思渊源，间接地推尊了《北溪字义》，作为北溪之传的《严陵讲义》，成为北溪之“传习录”。其于道学史，实可谓“紫阳之流，北溪之传！”集美大学的杨中启教授对陈淳的鬼神观进行了剖析。认为陈淳将鬼神阐发为阴阳之气的屈伸往来，并从天地一气、气化流行的宇宙生成论立场，确保并预设了祭祀中人与鬼神感通的前提和动机。世俗各种悖理违礼、缺乏诚敬之心的淫祀行为并不能获得福报，妖由人兴，而德重鬼神钦，陈淳在批判佛老带来的世教不明的同时，也借用了世俗存有论意义上的妖怪的形而上威慑，最终不忘捍卫师门以及贯彻儒家德性修养实践之宗旨。
  在社会文化层面，台湾淡江大学的李蕙如教授探析了陈淳从祀孔庙的原因，说明了后世学者与统治者在仪式及制度上对陈淳延续道统贡献的承认。闽南师范大学的李毅婷认为陈淳的外王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以人治为本质的德治论。二、以天理论证士庶通行宗法伦理制度的合法性。三、以诚祭祀鬼神，采用正礼祭祀合法的祭祀对象。陈淳的外王实践贯穿其外王思想，二者高度统一、并无龃龉。张怡与许初鸣分别以陈淳的教育哲学思想和朱熹陈淳的民间故事为线索展开讨论。前者认为陈淳的教育思想中所体现的对个人修养的重视，以及期求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等，与当代社会有着不谋而合的契约。陈淳以其独特的宏观视角，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大会闭幕式上，朱杰人教授指出：朱子思想来自民间，而陈淳让朱子思想回到民间，朱子的思想只有扎根民间才能永远不老，为此我们需要向陈淳学习。纵观本次会议，与会者都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角独特，方法新颖，成果丰硕。本次会议的圆满召开无疑将会成为朱熹陈淳思想研究的强大助力！
  （原载《闽台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