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作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了其理学体系的构建，是其思想精髓之所在。在本次会议中，学者们对《四书》，从经学与理学角度皆做出了探讨。
  台湾政治大学陈逢源教授通过梳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进程，认为，从经学角度来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影响深远，其学术的精彩处得见于此，朱子对孔、孟精神的追寻、对二程乃至南宋学术的继承，都由此可以窥见。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就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中，值得再讨论的章节两则——《论语》“三人行”章、《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做了深入的检讨，指出了朱熹诠释的优点和不足，认为我们在研读经典时，不能一味遵循权威，盲从无择。香港树仁大学黄君良副教授则通过对朱熹《大学章句》、两程《大学》改本及古本《大学》的段落大纲进行比较，认为《大学》篇并无经、传之分，文本乃围绕着核心内容逐层往外扩展，朱熹调动段落基本准确无误（除传第五章外）。
  其次，从理学角度来讲，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在《关于朱子新儒学的“大转折”——由〈朱子晚年定论〉与〈格物补传〉起论》一文中，认为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阳明所成的定论，其依据一为朱子的话语系统，一为随顺朱子的发展而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更重要的是他自家对于儒学的体会与转向。朱子学仍强调“道德与存在的一致性”，此未离儒学之本怀，他是一新的转折发展，而不是歧出。再者，林先生经由对朱子《大学格物补传》的疏解，认为朱子为“横摄归纵”的认知系统，指向一根源之总体的确立；阳明为“纵贯横推”的创生系统，重在一个人主体的确立。前者重在客观法则性的确立，后者重在道德主体动源的开发。朱子与阳明代表着儒学的两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