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朱子经学的研究，是本次论坛的特色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于朱子理学方面的研究数不胜数，而对于经学的研究相对较少。与会学者对朱子的易学、礼学、尚书学、诗学、春秋学等都进行了研讨，促进了朱子经学研究的发展。
  朱熹易学思想至为广博，福建师范大学张善文教授在《朱子易学揭要》中指出，就其较显著者观之，朱熹以儒理阐《易》的突出角度约可见于四个方面：一曰，由太极以考察义理；二曰，据阴阳以推本义理；三曰，沿卜筮以揭示义理；四曰，察虚象以推明义理。朱熹治经，具有“直求经文之本义”的鲜明特征。福建师范大学肖满省博士认为，在朱子庞大宏富的著作体系中，《周易本义》《诗集传》两部著作承载了朱熹经学的典型特征。香港树仁大学周国良助理教授认为，朱子强调从道德教化切入，转化卜筮之道，以达致沟通两节“工夫”之目的，这是朱子转化《易》之卜筮之道的最大识见。韩国成均馆大学林荣雨研究员则从朱熹与正祖的易学作品出发，以“王心”问题和“君臣关系”为主题，探讨了朱熹易学中的“帝王学”特征和正祖对朱熹易学的继承和调整的几点面貌，从中确认“帝王学易学”的特殊性与现代价值。
  诗经学亦是朱子经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川师范大学赵聃博士和蔡方鹿教授指出，“淫诗说”与“感物道情”是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内容。朱熹的“淫诗说”是针对“变风”中的诗歌而提出的，是朱熹心性论思想在《诗经》研究中的反映，其目的是阐释其“仁学精神”与道德伦理思想。“淫诗说”既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实质为主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熹《诗经》学的言情性，从而呈现出了理与情的结合。
  礼学是朱子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于礼学用力最勤，影响深远。礼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化民成俗，教化天下都离不开礼学。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认为，朱子礼学之成就包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其积极影响在于因朱子的坚持而使《仪礼》之学复行于人间影响至今。而其消极的贡献，在于对《周礼》持保留态度，使《周礼》的研究朝着较为平实的方向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和溪博士指出，朱子《家礼》中的亲迎礼，在维护儒家礼仪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吸纳民间风俗，开始向世俗化转变，对明清乃至现代的亲迎礼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朱子一生并没有一本《尚书》的相关专著，但在尚书学史上，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台湾佛光大学朱浩毅助理教授指出，朱熹以为流传下来的《尚书正义》中，孔安国传、序部分是魏晋六朝人所作，但因其中包含圣贤之言，且为科考用书，虽怀疑亦须读。“怀疑”与“举业”是朱熹说解《尚书》时，不可避免的两个难课，而以理学说解《尚书》的模式，透过经文传达义理知识，或多或少能使学子保有德业，修养自身，无形中“中和”了此两难问题。扬州大学钱宗武教授和沈思芹两位学者，则以英国汉学家理雅各英译《尚书》的诠释特点为研究对象，对学术转型期的朱子《尚书》学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
  在朱子经学体系中，除了《尚书》外，亦未注《春秋》经，现代学者对于朱子《春秋》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薄弱环节。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庄丹讲师在《朱熹〈春秋〉学思想与史学观》一文中指出，朱熹的史学观与其《春秋》学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其史学实得“春秋大义”。朱熹的史学思想蕴含对中华传统史学最核心精义的坚守，在当代分科而治的史学发展中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唯有将其《春秋》学思想与史学观融会贯通，才能真正理解朱熹在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