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6年12月16～19日，由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武夷学院和南平市朱子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朱子闽学与亚洲文化论坛”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树仁大学、澳门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孔子研究院等单位著名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嘉宾共90多人参加了会议。来自中、日、韩的学者欢聚一堂，主要就朱子五经学、四书学、朱子学价值与朱子文化精神、朱子学与韩国儒学对比研究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拓展了朱子学研究的视野与思路。
  一、朱子五经学的研究与发展
  对于朱子经学的研究，是本次论坛的特色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于朱子理学方面的研究数不胜数，而对于经学的研究相对较少。与会学者对朱子的易学、礼学、尚书学、诗学、春秋学等都进行了研讨，促进了朱子经学研究的发展。
  朱熹易学思想至为广博，福建师范大学张善文教授在《朱子易学揭要》中指出，就其较显著者观之，朱熹以儒理阐《易》的突出角度约可见于四个方面：一曰，由太极以考察义理；二曰，据阴阳以推本义理；三曰，沿卜筮以揭示义理；四曰，察虚象以推明义理。朱熹治经，具有“直求经文之本义”的鲜明特征。福建师范大学肖满省博士认为，在朱子庞大宏富的著作体系中，《周易本义》《诗集传》两部著作承载了朱熹经学的典型特征。香港树仁大学周国良助理教授认为，朱子强调从道德教化切入，转化卜筮之道，以达致沟通两节“工夫”之目的，这是朱子转化《易》之卜筮之道的最大识见。韩国成均馆大学林荣雨研究员则从朱熹与正祖的易学作品出发，以“王心”问题和“君臣关系”为主题，探讨了朱熹易学中的“帝王学”特征和正祖对朱熹易学的继承和调整的几点面貌，从中确认“帝王学易学”的特殊性与现代价值。
  诗经学亦是朱子经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川师范大学赵聃博士和蔡方鹿教授指出，“淫诗说”与“感物道情”是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内容。朱熹的“淫诗说”是针对“变风”中的诗歌而提出的，是朱熹心性论思想在《诗经》研究中的反映，其目的是阐释其“仁学精神”与道德伦理思想。“淫诗说”既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实质为主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熹《诗经》学的言情性，从而呈现出了理与情的结合。
  礼学是朱子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于礼学用力最勤，影响深远。礼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化民成俗，教化天下都离不开礼学。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认为，朱子礼学之成就包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其积极影响在于因朱子的坚持而使《仪礼》之学复行于人间影响至今。而其消极的贡献，在于对《周礼》持保留态度，使《周礼》的研究朝着较为平实的方向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和溪博士指出，朱子《家礼》中的亲迎礼，在维护儒家礼仪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吸纳民间风俗，开始向世俗化转变，对明清乃至现代的亲迎礼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朱子一生并没有一本《尚书》的相关专著，但在尚书学史上，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台湾佛光大学朱浩毅助理教授指出，朱熹以为流传下来的《尚书正义》中，孔安国传、序部分是魏晋六朝人所作，但因其中包含圣贤之言，且为科考用书，虽怀疑亦须读。“怀疑”与“举业”是朱熹说解《尚书》时，不可避免的两个难课，而以理学说解《尚书》的模式，透过经文传达义理知识，或多或少能使学子保有德业，修养自身，无形中“中和”了此两难问题。扬州大学钱宗武教授和沈思芹两位学者，则以英国汉学家理雅各英译《尚书》的诠释特点为研究对象，对学术转型期的朱子《尚书》学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
  在朱子经学体系中，除了《尚书》外，亦未注《春秋》经，现代学者对于朱子《春秋》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薄弱环节。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庄丹讲师在《朱熹〈春秋〉学思想与史学观》一文中指出，朱熹的史学观与其《春秋》学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其史学实得“春秋大义”。朱熹的史学思想蕴含对中华传统史学最核心精义的坚守，在当代分科而治的史学发展中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唯有将其《春秋》学思想与史学观融会贯通，才能真正理解朱熹在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贡献。
  二、朱子四书学研究
  朱子作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了其理学体系的构建，是其思想精髓之所在。在本次会议中，学者们对《四书》，从经学与理学角度皆做出了探讨。
  台湾政治大学陈逢源教授通过梳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进程，认为，从经学角度来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影响深远，其学术的精彩处得见于此，朱子对孔、孟精神的追寻、对二程乃至南宋学术的继承，都由此可以窥见。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就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中，值得再讨论的章节两则——《论语》“三人行”章、《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做了深入的检讨，指出了朱熹诠释的优点和不足，认为我们在研读经典时，不能一味遵循权威，盲从无择。香港树仁大学黄君良副教授则通过对朱熹《大学章句》、两程《大学》改本及古本《大学》的段落大纲进行比较，认为《大学》篇并无经、传之分，文本乃围绕着核心内容逐层往外扩展，朱熹调动段落基本准确无误（除传第五章外）。
  其次，从理学角度来讲，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在《关于朱子新儒学的“大转折”——由〈朱子晚年定论〉与〈格物补传〉起论》一文中，认为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阳明所成的定论，其依据一为朱子的话语系统，一为随顺朱子的发展而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更重要的是他自家对于儒学的体会与转向。朱子学仍强调“道德与存在的一致性”，此未离儒学之本怀，他是一新的转折发展，而不是歧出。再者，林先生经由对朱子《大学格物补传》的疏解，认为朱子为“横摄归纵”的认知系统，指向一根源之总体的确立；阳明为“纵贯横推”的创生系统，重在一个人主体的确立。前者重在客观法则性的确立，后者重在道德主体动源的开发。朱子与阳明代表着儒学的两大转折。
  三、朱子学价值与朱子文化精神
  朱子的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具体而言，朱子学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对我们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何作用？在朱子已逝世8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迥然不同的世情，我们该如何传承和发扬朱子思想？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和朱人求教授所发表的论文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给我们带来了启发。
  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朱子学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陈教授认为仅从中国哲学史的“义理”“心性”层面，来探究朱子学的当代价值，可能过于抽象化。而从历史学的视野，则至少可以探究出这三点价值来：第一朱子学中的“社会建构管理之学”中包含着某些跨时代意义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第二坚守士人、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标准和高尚品格，是处世、济天下的根本之道；第三保持士人、知识分子的某些社会政治文化批判精神，秉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上为本”的人格独立性。这三点即使是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依然是我们社会所需，不能随意予以否认。
  厦门大学朱人求教授指出，朱子学是朱子文化的精神内核，朱子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全体大用的精神。具体而言，朱子文化的精神又包括理一分殊，主敬穷理，正心诚意，文化承传，以家为本，关爱民生，教化天下等精神，它们都是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展开。朱教授对朱子文化的具体精神进一步做出了阐释，并对许多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和借鉴。比如正心诚意是朱子学说的行动纲领，这一价值理念有助于消解现代过程中人们攻于心计、虚浮欺诈、贪污腐化、世风淡薄的弊病。强化正心诚意，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联系实际问题，对朱子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展开和阐述，是朱教授对于今天我们该如何传承和发展朱子文化基本精神这一问题的回应，为我们朱子学的当代传承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和一套参考标准，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朱子学与韩国儒学对比研究的深入发展
  朱子学自传入韩国后，对韩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朝鲜王朝建立后，以朱子学为首的儒学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并在往后的500多年中“一枝独秀”，不断发展壮大。朱子学在韩国的本土化和民族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因此，中国儒学与韩国儒学的对话，一直为现代许多朱子学研究者所关注。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井上厚史教授认为，元朝儒学继高丽朝之后，对朝鲜儒学也产生了影响。井上厚史教授聚焦于《性理大全》中收录的元朝儒学家——许衡和吴澄以及《四书章图》作者程复心等人的言说，来考证朝鲜儒学者所学的内容。元朝儒学是以“江西心学”为核心，其特性虽未超出朱子学的范畴，但与朱子学原来的侧重点大相径庭。“江西心学”是在将朱子理气论实体化到极致的基础上，以通过“敬”的实践和涵养回归“心的本体”，通过领会天德的“元”与“仁”，实施仁政达到社会安定与和谐的目标。
  台湾“中央研究院”林月惠研究员，则以朴世采与韩元震为例，着眼于朝鲜后期栗谷学派老论与少论性理学者对阳明学的批判，分析其理据，辨别其异同，呈现了朝鲜后期性理学者批判阳明学的面貌，及其所折射的朱子学论题，进而探究了朝鲜后期性理学与阳明学相互交涉的意义所在。她指出在朝鲜儒学的光谱中，朱子学虽是一枝独秀，却非单一色调，因为在少论系朴世采的温和批判中，不仅孕育出韩国阳明学巨擘郑齐斗，也为阳明学的茁壮留下余地。终至韩末，阳明学都以家学的方式流传，绵绵不绝。从“朱王对立”到“阳朱阴王”的巧妙连接，显示出朝鲜朱子学与阳明学发展的独特性，值得我们重视。
  武夷学院张品端教授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对韩国性理学史上的“湖洛论争”进行了阐述。张教授认为二者都以朱熹的理气论和心性论为根据，但由于各自对朱子学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两人学术观点的不同，才有了“湖洛论争”。通过“人物性同异”的辩论，以及对“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问题的阐述，张教授清楚梳理了“湖洛论争”，为我们了解韩国儒学的特点提供了帮助。
  总的来说，本次“朱子闽学与亚洲文化论坛”从五经学、四书学、朱子学价值与朱子文化精神、朱子学与韩国儒学等方面对朱子学展开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大大拓展了朱子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让学者进一步意识到，纯粹从理学角度出发对朱子学展开的研究仅仅是朱子学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对朱子经学研究，朱子历史学角度的考察乃至朱子学在当代的传承与运用等方面，仍有许多进步与发挥的空间，亟待朱子学研究者们的挖掘与拓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