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主要内容及研究框架
  （一）“礼乐哲学”的形成、定义及性质
  我国传统礼乐起源并形成于上古先民日常生活与劳作的各个层面，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凝练与展现。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损益发展及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等学派对礼乐的哲学诠释与重构，礼乐已具备了丰富深厚的人文理性精神与哲学伦理学意蕴，“礼乐哲学”即此成型。我们认为，一切基于礼乐（包括礼乐之经与经学、礼乐文化等）的立场或以礼乐为研究对象做出的哲学阐释与发挥，都可名为“礼乐哲学”。它是对传统礼乐的哲学意蕴的高度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礼乐文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精髓之所在，生存智慧、人文理性为其基本性质。
  （二）朱熹的礼乐形上学
  朱熹以理学中的理、气及理气关系论为最根本的礼学形上学依据。在他看来，理（或曰天理）是礼乐存在的哲学与伦理依据，是其合理性最根本的证明，气是礼乐存在和运行的物质基础与条件，而理气间“不离不杂”“理生气”和“理先气后”的关系则是礼乐实践的超越性向度的保障。针对传统礼乐中的鬼神问题，朱熹肯定了鬼神的“实有”，其鬼神观念更主要还是源于一种哲学的诠释，从鬼神观的角度为礼乐做了进一步的形上升华。而他对礼乐文、质的伦理内涵、核心精神，以及在理论层面强调文质兼备、实践层面又注重质先文后的文质关系的辨析，则既确保了礼乐之形上本体的优先性，也为礼乐在形上与形下之间的贯通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通过“阴阳”“动静”的辩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他对“仁”的再诠释不仅是对先秦仁学之道统的张扬与回归，且为其礼学奠定了价值观基础。而“敬”与“和”这一对范畴既分别构成了礼、乐的伦理精神，二者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礼乐关系，其所具备的情感伦理意义为礼乐的生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导。同时，对于作为传统伦理思想主体内容之一的义利观，在以礼乐为“义”的外在标准与表现的理论前提下，朱熹一方面肯定了“利”在“自然之利”的意义上的正当性及“义”“利”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义”对“贪欲之私”层面上的“利”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朱熹礼学视域下的义、利关系论充分体现了礼乐的价值评判和规范功能。
  （四）朱熹的礼乐实践观
  “以义起”是朱熹在传承与修订先秦礼乐的实践活动中所用到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等等，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乐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原则的基本认识。同时，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行的方法论基础。而在他较为短暂的政治实践及其丰富的政治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以礼法关系、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礼乐政治实践智慧，则是对传统礼治和德治思想在宋代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新的诠释。
  （五）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特点
  宋学背景下的经典解释与卫护道统的统一（诠释学特征），排斥与融摄佛老的辩证统一（体系建构的方法论特征），情感性、宗教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思想内容的基本维度），三者构成了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主体特征。
  （六）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
  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礼学史、文化史等方面有着较高的地位，对其后近千年的社会伦理风俗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对宋以后的礼学研究也起到了较大的理论借鉴作用。同时，它对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在处理经学与哲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以及传统礼学的现代复兴、参与当前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具有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