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哲学可以有两类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类是从肯定到肯定的方法，另一类是从否定到肯定的方法。前一类方法是先对研究对象予以肯定，然后顺着往下讲，这可能导致研究者走向实践研究对象所说内容，成为践行者（实践有得则反过来去做诠释的工作）；走向整理汇编文献资料，成为编纂者。后一类方法则预设任何的研究对象都是不完善的、有待进一步去建立的，所以首先从否定的角度去看研究对象，然后去考察研究对象可能涉及的根据、条件和原因，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对话”结构的解释学逻辑，也容易建立严肃而良好的学术秩序。
  在某种现代学术意义上看，哲学就只能采取第二类的研究方法。作为一本当代学术著作，《理学九帖》（以下简称《九帖》）在采用第二类方法的同时，认为对于不同的对象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讨论的对象是诠释性的，比如研究朱子的思想，则要看它对朱子的描述、理解是否有文本依据，引用是否忠实、完整，推导是否合乎逻辑、文法、习惯，并能否证明自己的理解和推导的优越性。如果讨论的对象是创造性的，就要看这个理论解决了什么问题，是否已经完成了任务，提供的方案是否优于已有和可能备选方案。［1］这种方法被定义为“循名责实”的分析方法。简单说来就是：不论什么研究，我都要求你给出证据，不论是物据、书据还是理据，证据给出之后，我还要一条一条地进行检查，确定证据的有效性，如果证据是伪，则建立在此证据上的一切结论都是伪。这就类似警察办案，一切以证据说话，证据不足则不能定案。当然在自己立论的时候，也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证据是有效的。
  《九帖》是一本与理学相关的论文集，一共收录了九篇论文。这九篇文章按照发表的时间从先到后依次排列，第一篇（2000年发表）与最后一篇（2016年发表）间隔有16年之久，恰巧的是，这两篇文章的主题都是《大学问》来历考证，这同时也似乎暗示着作者理学研究的方法的一贯性。下面对其中几篇文章进行考察来说明“循名责实”的方法。
  在第一篇《〈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和第九篇《〈大学问〉再考》中，作者要证明的是钱德洪关于《大学问》来历的说法不可信，由此要重新审订《大学问》的史料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要辨别一个人所说的话的真假，大约有这几种方法：看说的与事实是否相符，看与其他当事人的说法是否一致，看说的话前后是否矛盾。钱德洪已经是个历史人物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个文献中的人物，要考察他的话的真伪，只有在相关的文献中互相比较查证了，当然不同的文献所具有的可信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当事人的话比后来传闻的话可信，反对者的话比拥护者的话可信，无利益瓜葛的话比有利益瓜葛的话可信，有时间地点的话比含糊不清的话可信。作者从钱德洪自述的出发，假定其说法正确，再一步步查找证据证实其说法，这就是“循名责实”分析法。按钱德洪所说，《大学问》在1527年8月王阳明出征前才笔录成文，之前只是口传。王阳明去世后，钱德洪就收集其遗文遗言，在1535年刻印的《阳明先生文录》中就没有收入《大学问》，直到1566年刻《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时才收入。问题就是既然钱德洪自己笔录了此书，在一开始编王阳明文集时就应收入这篇“师门教典”的重要文字，事实上钱却没有这样做。［2］对此，钱德洪的解释是：不公开《大学问》是严守师训，而公开则是为纠正部分同门的顿悟之偏。但实际上据作者的调查，钱德洪的同门在1566年以前早就刻印和流布《大学问》了，如王畿、薛侃、聂豹、欧阳德等。其中的刻本有：1533年《大学古本》、1535年《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1537年《阳明先生则言》、1552年《传习录》、1553年《阳明先生文萃》、1557年《良知同然录》、1557年《阳明先生文萃》、1564年《大学古本附旁释及问》，而且分布在江西、贵州、福建、山西、湖北、河南和浙江各地［3］，由此钱德洪所谓严守师训之说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如果王阳明真的有禁止弟子公开《大学问》的事，那这么多的刻印本的流行就不应出现。为此钱德洪出示了一封王阳明写给他的信，为自己辩护，但据作者考察，这封信根本就是不可信的，因为写这封信的时候，钱德洪一直在王阳明身边，不曾离开过，根本不必写信；若只是作一书契证明阳明确实对钱德洪说过相关的话，就应在信中提到德洪，而信中却一再提到邹谦之，不提德洪半字，这就失去了书契的意义。［4］作者通过不断地考察论证，仔细辨别，最终得到可能最符合事实的结论。这就是“循名责实”的方法，名就是线索、证据，顺着已有的证据不断地考察和辨别，以求事实真相。
  在第七篇《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中，作者首先确定要考察的对象，即赵纪彬撰文批评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经文倒误”和“分章不当”，顺着这两个方面，作者又进行了“循名责实”的分析。其中“分章不当”是说：“可与共学”六句24字与后面“唐棣之花”六句27字，都是孔子权说要害，《集注》武断割裂开来。其证明是：权是反常而合于道，而唐棣的花跟别的花不同，别的花先合而后开，这个花却是先开而后合，此诗是在阐明权道之内容，故而“唐棣之华”六句应与前六句并为一章。［5］作者认为，把权道理解成“反常而合于道”是受《公羊传》的影响，汉魏南北朝人解释“权”字都受此影响，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理解上的前见，明显可以知道“未可与权”与“偏其反而”不相干。张氏的论证是一种自我循环。［6］而“经文倒误”说是根据清代崔灏《论语考异》的十三条证据，但是经过作者的一条一条的审查，发现这些证据都是不完整的，根本不能作校勘之用。由此，对赵说做了驳正。
  在《金人赵秉文思想考论》中，作者同样先确定研究对象和问题：赵秉文到底是儒家的还是佛家的人物？有两个观点，一是刘祁在《归潜志》所说的：赵秉文是阳儒阴释，二是元好问认为赵是可以接续儒家道统的人物。为了证明赵秉文之佞佛，刘祁举了几条证据：断荤腥不杀生，相信地狱之说，教人礼佛，为僧徒破例作疏。但根据作者的考察，这些只能证明赵秉文对佛教的某些理论表示赞同，不拒绝与佛教徒有所往来［7］，并不能证成赵秉文为佛教人物。顺着儒佛之辩的角度，作者考察赵氏的论述，发现其在所有大是大非上，都明确地奉行儒家准则，绝不能说他非儒家［8］。通过这种考辨，澄清了儒学本质，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就是《九帖》给我们在哲学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