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考虑到增订本《朱子大传》史料之翔实，论证之严谨，思想之精深，内容之渊博，我们认为，束景南教授已经将文化个案研究推向更为深广的对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研究境界。束景南在增订本前言中明确宣布，他的朱子研究与众不同，是把“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结合起来，对朱熹进行“心态世界”的研究。配合对朱子“性”学体系的诠释，他新补进《道学文化心态论纲》一章，束景南教授提出，“心”与“性”乃是道学的两条灵魂拯救之路。并直言：“心即理，‘吾心’的张扬，‘心’的救赎之路（发明本心）。这是一条从大程到陆九渊的心学之路。”［8］又云：“性即理，‘吾性’的复归，‘性’的救赎之路（人性复善）。这是一条从小程到朱熹的性学之路。”［9］最终提出，心学心态与性学心态乃是对立互补的关系，“就在这种修‘心’与修‘性’的对立互补的心理结构下，道学心态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圣贤气象’的世相。”［110］心学（陆王）与性学（程朱）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两翼，一个侧重在解决“人心”的问题，一个侧重在解决“人性”的问题，历来把它们看成是截然对立的思想是错误的。为细密分析“道学心态”的具体内容，束景南教授总结出“道学心态”具备的“忧道”“尊经”“正心”“固穷”“守节”等因素。由此揭示“圣贤气象”下的种种道学世相，如“广大精微道以中庸，温良通达法其平正”［1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12］等。但作者并没有一味地拔高道学心态自身具备的种种异彩，而是客观理性地指出该心态衍生而出的畸变与倾斜，比如“情伪”“乖僻”“执拗”“迂腐”等。道学心态其实不过是人性异化外化的表现而已。于此基础上，束景南教授进一步指出，促成道学世相畸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道学心态原本具备“二极对立”的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道学人士往往在“‘人欲’之我与‘天理’之我”“辟佛老与信佛老”“用世与出世”“大道与小艺”等对立的面向上被迫做出违背道学规范的选择。对道学心态二极对立特征的揭示，束景南教授揭开了历史上一直纠缠不休的重大课题——道学“真”“伪”之辩。其云：“道学二极对立心态的极致，便是真与伪的二重性，真道学与伪道学体用一如，同体异用，互为体用，奇妙地构成了道学文化心理结构的两极，可以让那些反道学、杂道学、假道学们从容自如地游走于真道学与伪道学之间。因为道学士子自己都难以达到他们高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无尚境界，真的一面不能达到，就会有伪的一面存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真道学又同时是伪道学。”［13］束景南教授以上的精辟判断揭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道学之真、伪从士子具体实践工夫而论，乃是互为一体的关系，“真”可为“体”，求真之过程即为“用”。既为过程，说明“真”实未得致，则过程为“伪”的不间断蜕变。就此而言，“真”“伪”二者体用一源。其二，“伪”的蜕变与“真”的设定实存，促成士子于道学的践履往往处在不可确定结果的过程中，为反道学之流留下了批判、攻击的时空要素。据此，束景南教授为道学生成、发展、演进历史上呈现的种种心态世相寻找到了最为根本的原因和可能涌现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的发掘和结果的判断必将推进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段内的宋代理学、明代心学乃至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反思。
  近年来，除朱子学著作以外，束景南教授已将学术兴趣点转向明代理学。
  2015年已有70万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增订本正式发行，又有140万字《王阳明年谱长编》去年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出版，《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也在加紧撰写中。目前韩国学者金泰完教授等也有详细计划逐步翻译束景南教授《朱熹年谱长编》《阳明年谱长编》《阳明大传》等著。束景南教授在宋明理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等诸多学术领域的著作成果已经受到国际范围内著名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国际社会的关注，就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来看，实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促使话语权重归国内，从世界文明的推进上讲，乃是重启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关联探讨，将一切人文理论研究关注重新投向人自身问题的实践解决，比如人性异化的复归、人性的进化与完善的切实有效的当下解决之路。以上对“人”任一面向的揭示和推进，其意义对人类都是极其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