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原版《朱子大传》就曾收录陈荣捷先生所作序文，陈先生评束景南教授此著“必将为发扬我国文化增一新生力，不特推进朱子研究而已也”［3］。到2015年韩文版《朱子大传》的出版、发行，以其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促使朱子学研究重心重回中国大陆，且在真正意义上，将中国文化推向更为开阔的国际舞台。三十年间，自《朱子大传》初版本面市以来，最终超越前者的仍是束景南教授本人。束景南教授的自我超越首先体现在文献辑考领域，对朱熹的“历史世界”做了新的深度开掘。早年潘富恩先生在原版《朱子大传》的学术评论中提到：“以诗证史，这是束景南的师门特长。读过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的人，对陈先生的以诗证史无不由衷钦佩。束景南从学于蒋天枢先生，于此亦可谓能窥堂奥。”［4］在增订本《大传》撰写过程中，束景南教授又不断发掘宋人以及后世诗文中的有关史实材料，凭借自身广泛的兴趣爱好和渊博知识，调动一切可能手段考史证史，为朱子文献、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确凿的史料依据。比如在朱熹生平思想研究中，一直存在有关朱熹与向其传授“狗子有无佛性”之“呆守法”的宗杲禅师是否会面的争论。在增订本《朱子大传》中，束景南教授从《泉州府志》、明刻本《大慧禅师年谱》附刘震孙《吕东莱与可庵禅师帖跋》一文里，分别辑出宗杲所作《朱主簿请赞》以及“径山寄语朱元晦”诗一篇，由此厘出朱熹确曾在绍兴二十五年春南下梅阳见过宗杲。又比如历来学者对明代《居士分灯录》所载朱熹问禅道谦的信札与《佛法金汤编》中所载朱熹《祭道谦禅师文》，持质疑态度，甚至以伪文论之。然据束景南教授最新考证，表明《居士分灯录》与《佛法金汤编》所记真实可信。作者新从《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丛书中，查到南宋释大观著的《物初賸语》，中载《书尤直院记朱文公徐荆卿事后》一篇，明确提到道谦自己编有《道谦语录》，在《道谦语录》中录有“与文公《法语》二篇”。此则文献的发现作为朱熹早年出入佛老的力证，足以揭开八百年来文献史上一则悬案——宋代释晓莹《云卧纪谈》记朱熹与道谦两次通信参禅之事属实，这两篇信札就是《道谦语录》中说的“《法语》二篇”，而朱熹《祭道谦禅师文》必是原收录在《道谦语录》中，故才得以从明代流传到今。根据束景南教授的考证，两则历史悬案得以明确：其一，朱熹早年和道谦确有参禅书牍的往来；其二，《云卧纪谈》所记朱子、道谦论禅语非伪，真实可信。束景南教授根据以上两则文献史料的发掘考定，对朱熹从默照禅转向看话禅做了详委曲折的考述，一方面全面揭示了朱子出入佛老的生命历程，另一方面也为探讨宋明理学的佛学判摄开拓了新路径。
  其实在新版《朱子大传》中，充满了这样前所未有的对朱子文献史料的新发掘和对朱熹“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的新开拓。如束景南教授从罗愿的《新安志》中发掘到几则关于新安朱瓌的宝贵的古县记资料，揭开了一千二百年来未解的婺源朱氏始祖“茶院公”朱瓌之谜。他从《凤墅残帖释文》中找到朱熹《答刘子澄书》数通，不仅全面揭开了朱熹与刘清之的学术交往的关系，而且也进一步探明了朱熹在庐山重修白鹿洞书院等真况。他从《暨阳石氏宗谱》中找到重要的朱熹《答石天民书》长札，揭开了朱熹八年跧伏武夷山身心交瘁的困顿生活，尤其透露了朱熹反思评价浙学与陈亮的内心秘密。他又从《乾隆龙泉县志》上发现了孙逢吉的《答朱子议山陵书》，揭开了朱熹在都下争议山陵风水的真相等。束景南教授对朱熹“历史世界”的前所未见的深度开掘，是建立在他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全面开拓之上的。做到这一点委实难矣，它要求作者首先要全面挖掘掌握全部有关的文献资料，需要对宋明以来未解之难题、遗留之悬案、流行之误说有了如指掌的辨析，同时具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深厚的文献考证工夫和深厚的理论思辨能力。由此可见束景南教授研究宋明理学文化高超的理论驾驭能力和卓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