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继2015年10月韩文版《朱子大传》正式发行，在韩国产生巨大反响，并引发国际学界的热烈讨论之后，2016年2月，束景南教授《朱子大传》增订本又面世，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版《大传》在题名上即已鲜明标出“‘性’的救赎之路”一语，点出了新版《朱子大传》主题的升华，面目全然一新。这部又有新突破、新开拓的增订本，不仅可视为一部研究朱熹生平、思想乃至南宋社会文化发展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束景南教授自己深化朱熹理学思想研究、超越自我认识的新著，他对朱熹的思想价值作了新的历史定位与阐释，将学术研究意识投向“人性”向度的追问与反思，可见作者现代思想视野之开阔及其对整个人类与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
  增订本的面世距离初稿完成已有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束景南教授始终没有放下对朱熹史料文献的搜集、考辨工作，更没有停止对朱子理学乃至当代普遍社会问题的持续思索。更进一步讲，作者近十年来的阳明学研究也始终照应朱子学探讨，持续展开。某种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束景南教授当前的阳明学研究之所以呈现深广的前瞻性和高度统筹意识，正因其原则上实是从宋型学术的整体视野观瞻南宋以降的理学发展进程。就此而言，《朱子大传》增订本的出版，不仅意味着有更多文献的考证补入，同时也写进了束景南教授三十年来对宋明理学与传统文化的新反思和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在《我对束著〈朱子大传〉的评价》一文中讲道：“《朱子大传》作者的抱负，是要使他的这一著作‘能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窗口’，读完这一巨著，我觉得他的抱负已经完全实现了。”［1］三十年后，《朱子大传》的增订出版，表明束先生从来没有放弃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追求，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注。相较于初本撰写，新本《朱子大传》显示了在学术研究方面恢宏的突破意识，此番增订，束景南教授更属意于对朱子思想的历史性超越，和对当下社会普遍问题的解决理念。如同样是“复性”课题，20世纪90年代，束先生在《朱熹“天人合一”的人本主义人学》一文中里提出：“朱熹的复性论体系，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伦理理性的强化，使东方伦理的文化范式更具有超稳定的凝固力。”2］但在新版《朱子大传》中，作者却将“复性”指向人性救赎、人性完善、人性进化这一人类发展永恒主题的发掘和处理。这一推进意味着，束先生对社会普遍问题的密切关注和解决理念不仅突破了时代的因素，也走出了国土的限制。
  一、“历史世界”的深度开拓
  原版《朱子大传》就曾收录陈荣捷先生所作序文，陈先生评束景南教授此著“必将为发扬我国文化增一新生力，不特推进朱子研究而已也”［3］。到2015年韩文版《朱子大传》的出版、发行，以其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促使朱子学研究重心重回中国大陆，且在真正意义上，将中国文化推向更为开阔的国际舞台。三十年间，自《朱子大传》初版本面市以来，最终超越前者的仍是束景南教授本人。束景南教授的自我超越首先体现在文献辑考领域，对朱熹的“历史世界”做了新的深度开掘。早年潘富恩先生在原版《朱子大传》的学术评论中提到：“以诗证史，这是束景南的师门特长。读过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的人，对陈先生的以诗证史无不由衷钦佩。束景南从学于蒋天枢先生，于此亦可谓能窥堂奥。”［4］在增订本《大传》撰写过程中，束景南教授又不断发掘宋人以及后世诗文中的有关史实材料，凭借自身广泛的兴趣爱好和渊博知识，调动一切可能手段考史证史，为朱子文献、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确凿的史料依据。比如在朱熹生平思想研究中，一直存在有关朱熹与向其传授“狗子有无佛性”之“呆守法”的宗杲禅师是否会面的争论。在增订本《朱子大传》中，束景南教授从《泉州府志》、明刻本《大慧禅师年谱》附刘震孙《吕东莱与可庵禅师帖跋》一文里，分别辑出宗杲所作《朱主簿请赞》以及“径山寄语朱元晦”诗一篇，由此厘出朱熹确曾在绍兴二十五年春南下梅阳见过宗杲。又比如历来学者对明代《居士分灯录》所载朱熹问禅道谦的信札与《佛法金汤编》中所载朱熹《祭道谦禅师文》，持质疑态度，甚至以伪文论之。然据束景南教授最新考证，表明《居士分灯录》与《佛法金汤编》所记真实可信。作者新从《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丛书中，查到南宋释大观著的《物初賸语》，中载《书尤直院记朱文公徐荆卿事后》一篇，明确提到道谦自己编有《道谦语录》，在《道谦语录》中录有“与文公《法语》二篇”。此则文献的发现作为朱熹早年出入佛老的力证，足以揭开八百年来文献史上一则悬案——宋代释晓莹《云卧纪谈》记朱熹与道谦两次通信参禅之事属实，这两篇信札就是《道谦语录》中说的“《法语》二篇”，而朱熹《祭道谦禅师文》必是原收录在《道谦语录》中，故才得以从明代流传到今。根据束景南教授的考证，两则历史悬案得以明确：其一，朱熹早年和道谦确有参禅书牍的往来；其二，《云卧纪谈》所记朱子、道谦论禅语非伪，真实可信。束景南教授根据以上两则文献史料的发掘考定，对朱熹从默照禅转向看话禅做了详委曲折的考述，一方面全面揭示了朱子出入佛老的生命历程，另一方面也为探讨宋明理学的佛学判摄开拓了新路径。
  其实在新版《朱子大传》中，充满了这样前所未有的对朱子文献史料的新发掘和对朱熹“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的新开拓。如束景南教授从罗愿的《新安志》中发掘到几则关于新安朱瓌的宝贵的古县记资料，揭开了一千二百年来未解的婺源朱氏始祖“茶院公”朱瓌之谜。他从《凤墅残帖释文》中找到朱熹《答刘子澄书》数通，不仅全面揭开了朱熹与刘清之的学术交往的关系，而且也进一步探明了朱熹在庐山重修白鹿洞书院等真况。他从《暨阳石氏宗谱》中找到重要的朱熹《答石天民书》长札，揭开了朱熹八年跧伏武夷山身心交瘁的困顿生活，尤其透露了朱熹反思评价浙学与陈亮的内心秘密。他又从《乾隆龙泉县志》上发现了孙逢吉的《答朱子议山陵书》，揭开了朱熹在都下争议山陵风水的真相等。束景南教授对朱熹“历史世界”的前所未见的深度开掘，是建立在他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全面开拓之上的。做到这一点委实难矣，它要求作者首先要全面挖掘掌握全部有关的文献资料，需要对宋明以来未解之难题、遗留之悬案、流行之误说有了如指掌的辨析，同时具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深厚的文献考证工夫和深厚的理论思辨能力。由此可见束景南教授研究宋明理学文化高超的理论驾驭能力和卓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功底。
  二、走向“理一分殊”的性学体系
  束景南教授的增订本《朱子大传》的最大特色，就是着重增加了对朱熹“性学”的创新总结和对“道学心态”的创新研究。总体上看，束景南教授对朱子学的独到的新看法，是认为朱子的理学思想是一个“性学”的思想体系，与陆九渊还有后来的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相对，其哲学宗旨在解决“存在”问题，其建构了“理一分殊”的性学思想体系，同时确立了“人”在宇宙存在中的核心地位。由此，朱熹的哲学努力集中在“人”与“人性”问题的处理上。束景南教授对朱熹性学人本精神的发掘，最终将学术研究导向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人性救赎与人性完善这一永恒主题上。作者于增订本第十七章，特别补入《‘性’的救赎之路：‘理一分殊’性生学体系的构建》一节，此节不仅作为乙酉年朱熹生平学问的第二次总结的核心方面，同时也代表束景南教授对朱熹性学思想体系认识的新的提升。束景南教授认为，朱熹于绍兴年间接受了李侗“理一分殊”的本体论观点与“分殊体认”的工夫论主张，并借此建构了以“复性”为指归的性学体系，他的性学的“性”的救赎之路区别于陆九渊心学的“心”的救赎路径。具体在“理一分殊”的解析过程中，束景南教授用传统的体用观先后从道与理、理与气、性与气、理与物，以及天地之心与人物之心等体用关系层面，深入诠释了“理一分殊”与“道一理殊”、“理一气殊”、“性一气殊”、“理一物殊”，以及“心一分殊”之间的同一关系。就“理一分殊”与“理一物殊”的层面关系展开，束景南教授详举朱子“太极”诸论，阐述朱熹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形上本体论思想。事实上，作者对该部分内容的诠释与其早年所著《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一书内容正相照应。束景南教授认为，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渊源就在华严禅学“镜灯万象、万理归一”的义理宗旨。其云：“在唐代华严佛学到宋代程朱理学之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中介历史环节——华严禅，由此构成了唐宋时期由华严‘理事双修，一多圆融’——禅宗‘即事而真，一多圆融’——程朱理学‘即物穷理，理一分殊’的儒佛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5］据此，束景南教授不仅为程朱“理一分殊”本体论发掘到了学脉渊源，并且在其具体诠释过程中，又从体用关系事项上，系统解读了其“用”的多面性。正如作者在新版《大传》里讲道：“朱熹的‘理一分殊’，是在体与用的多重关系下，从‘用’的现象、功用、变化、规定、派生的多层面显现上，由道与理的关系层次一直推广到忠与恕的关系层次，建构了一个体用无间、理事圆融、和谐一体的理一分殊世界。”［6］二十年前，《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一书中，束景南教授考明了大科学家玻尔用太极图来描绘了量子力学的对立即互补原理。二十年后的今天，束景南教授又考明了大科学家霍金用太极图来描述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其实束景南教授早就结合朱熹关于“理一分殊”与“太极”之间理论关系的论证，考明了朱子及其同时代人张行成、罗愿最早发现太极图的事实，朱熹第一个用太极图描述了太极宇宙大爆炸与演化的理论，与现代物理学家今年发现并探测到引力波正相契合。朱熹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原本即是一张描述太极宇宙大爆炸的图。朱熹明确提出了太极宇宙生成演化说——“太极散而为万殊”“万殊复归于太极”，认为是太初混沌的太极不断一分为二，生成宇宙及其万事万物。束景南教授对太极文化研究的突出贡献正在于此。因其易学推演的精确，加之理论思辨的绵密，终于为中国太极哲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搭起最为关键的桥梁。伴随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及其引力波探测证明问题的追问与探索，中国太极文化及朱子“理一分殊”可以形成国际范围内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合作，不必总是要由西方外国人首先来发现太极图的现代科学价值了。
  需要明确的是，束景南教授关于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明确揭示，乃是将该理念统筹在“性”学体系内给以诠释。至于作者将朱子理学定断为“性”学，究其本质，实则是束景南教授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整体视域出发，相对言之。然作者对朱子“性”学宗旨的拎起，又不全出自学术理论的厘清，同时也关注对“人性”问题的追问，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关切。束景南教授在增订本《大传》的尾声部分特别提到了朱熹理学的人性救赎之路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作者认为，朱熹虽已过世，然人性救赎之路没有中断，更严格地说，“人性救赎与人性完善是人类进化与进步的永恒主题，朱熹在现代的意义，就是作为一面传统文化的历史镜子，追寻他的人性救赎之路的足迹与他的人性救赎思想体系形成的心路历程，反思现代社会的人性异化、精神危机、道德沦丧，让处在东西文化碰撞交汇大潮席卷下的现代人置身于世界化的多元理性与多元文化视野中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给现代、后现代社会下人性异化的现代文明人指明一条人性救赎与人性完善的现实新路，以推动整个人类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了”［7］。束景南教授曲终奏雅，正和他在《献词》里提到的“愿此书化作一曲人性救赎之歌，唱给世界现代大众”一语契合，首尾呼应，彰显出束景南教授《朱子大传》增订本的出版，实是意欲将学术研究的视野导向对当下社会普遍问题的发掘，并进一步提出解决“人”的问题的可行办法。束景南教授上述主张值得现代后现代人深刻反思，韩文版《朱子大传》发行之时，韩国学者尤其赞叹作者对朱熹文化心理状态的关注及关于朱子学“人本主义”的界定，同时，又根据束景南教授著作中提供的丰富史料和思想诠释，总结出朱子的“性学”体系并非脱离实际的形上学、观念论学问，乃是以“人学”为核心精神，以“复性”为指归，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学术范型，国际学者可谓切实捕捉到了束景南教授撰写《朱子大传》的真精神。当前情形下，韩国学者及各大宣传平台关于束景南教授韩文版《朱子大传》的研讨还在持续进行，韩文版《朱子大传》出版仅五个月就又在今年四月再版，陆续又有更多报道和讨论意见不断涌现。韩国著名学者认为，束景南教授此书“代表当代古典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是“21世纪朱子学研究的最好著作，之后再难超越”。这是对束景南教授的理学文化研究的公允评价。
  三、道学文化心态新诠
  考虑到增订本《朱子大传》史料之翔实，论证之严谨，思想之精深，内容之渊博，我们认为，束景南教授已经将文化个案研究推向更为深广的对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研究境界。束景南在增订本前言中明确宣布，他的朱子研究与众不同，是把“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结合起来，对朱熹进行“心态世界”的研究。配合对朱子“性”学体系的诠释，他新补进《道学文化心态论纲》一章，束景南教授提出，“心”与“性”乃是道学的两条灵魂拯救之路。并直言：“心即理，‘吾心’的张扬，‘心’的救赎之路（发明本心）。这是一条从大程到陆九渊的心学之路。”［8］又云：“性即理，‘吾性’的复归，‘性’的救赎之路（人性复善）。这是一条从小程到朱熹的性学之路。”［9］最终提出，心学心态与性学心态乃是对立互补的关系，“就在这种修‘心’与修‘性’的对立互补的心理结构下，道学心态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圣贤气象’的世相。”［110］心学（陆王）与性学（程朱）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两翼，一个侧重在解决“人心”的问题，一个侧重在解决“人性”的问题，历来把它们看成是截然对立的思想是错误的。为细密分析“道学心态”的具体内容，束景南教授总结出“道学心态”具备的“忧道”“尊经”“正心”“固穷”“守节”等因素。由此揭示“圣贤气象”下的种种道学世相，如“广大精微道以中庸，温良通达法其平正”［1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12］等。但作者并没有一味地拔高道学心态自身具备的种种异彩，而是客观理性地指出该心态衍生而出的畸变与倾斜，比如“情伪”“乖僻”“执拗”“迂腐”等。道学心态其实不过是人性异化外化的表现而已。于此基础上，束景南教授进一步指出，促成道学世相畸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道学心态原本具备“二极对立”的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道学人士往往在“‘人欲’之我与‘天理’之我”“辟佛老与信佛老”“用世与出世”“大道与小艺”等对立的面向上被迫做出违背道学规范的选择。对道学心态二极对立特征的揭示，束景南教授揭开了历史上一直纠缠不休的重大课题——道学“真”“伪”之辩。其云：“道学二极对立心态的极致，便是真与伪的二重性，真道学与伪道学体用一如，同体异用，互为体用，奇妙地构成了道学文化心理结构的两极，可以让那些反道学、杂道学、假道学们从容自如地游走于真道学与伪道学之间。因为道学士子自己都难以达到他们高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无尚境界，真的一面不能达到，就会有伪的一面存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真道学又同时是伪道学。”［13］束景南教授以上的精辟判断揭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道学之真、伪从士子具体实践工夫而论，乃是互为一体的关系，“真”可为“体”，求真之过程即为“用”。既为过程，说明“真”实未得致，则过程为“伪”的不间断蜕变。就此而言，“真”“伪”二者体用一源。其二，“伪”的蜕变与“真”的设定实存，促成士子于道学的践履往往处在不可确定结果的过程中，为反道学之流留下了批判、攻击的时空要素。据此，束景南教授为道学生成、发展、演进历史上呈现的种种心态世相寻找到了最为根本的原因和可能涌现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的发掘和结果的判断必将推进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段内的宋代理学、明代心学乃至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反思。
  近年来，除朱子学著作以外，束景南教授已将学术兴趣点转向明代理学。
  2015年已有70万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增订本正式发行，又有140万字《王阳明年谱长编》去年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出版，《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也在加紧撰写中。目前韩国学者金泰完教授等也有详细计划逐步翻译束景南教授《朱熹年谱长编》《阳明年谱长编》《阳明大传》等著。束景南教授在宋明理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等诸多学术领域的著作成果已经受到国际范围内著名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国际社会的关注，就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来看，实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促使话语权重归国内，从世界文明的推进上讲，乃是重启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关联探讨，将一切人文理论研究关注重新投向人自身问题的实践解决，比如人性异化的复归、人性的进化与完善的切实有效的当下解决之路。以上对“人”任一面向的揭示和推进，其意义对人类都是极其重大的。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