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学文化研究的自我超越
  ——新版《朱子大传》的思想升华
  ⊙鹿博
  继2015年10月韩文版《朱子大传》正式发行，在韩国产生巨大反响，并引发国际学界的热烈讨论之后，2016年2月，束景南教授《朱子大传》增订本又面世，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版《大传》在题名上即已鲜明标出“‘性’的救赎之路”一语，点出了新版《朱子大传》主题的升华，面目全然一新。这部又有新突破、新开拓的增订本，不仅可视为一部研究朱熹生平、思想乃至南宋社会文化发展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束景南教授自己深化朱熹理学思想研究、超越自我认识的新著，他对朱熹的思想价值作了新的历史定位与阐释，将学术研究意识投向“人性”向度的追问与反思，可见作者现代思想视野之开阔及其对整个人类与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
  增订本的面世距离初稿完成已有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束景南教授始终没有放下对朱熹史料文献的搜集、考辨工作，更没有停止对朱子理学乃至当代普遍社会问题的持续思索。更进一步讲，作者近十年来的阳明学研究也始终照应朱子学探讨，持续展开。某种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束景南教授当前的阳明学研究之所以呈现深广的前瞻性和高度统筹意识，正因其原则上实是从宋型学术的整体视野观瞻南宋以降的理学发展进程。就此而言，《朱子大传》增订本的出版，不仅意味着有更多文献的考证补入，同时也写进了束景南教授三十年来对宋明理学与传统文化的新反思和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在《我对束著〈朱子大传〉的评价》一文中讲道：“《朱子大传》作者的抱负，是要使他的这一著作‘能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窗口’，读完这一巨著，我觉得他的抱负已经完全实现了。”［1］三十年后，《朱子大传》的增订出版，表明束先生从来没有放弃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追求，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注。相较于初本撰写，新本《朱子大传》显示了在学术研究方面恢宏的突破意识，此番增订，束景南教授更属意于对朱子思想的历史性超越，和对当下社会普遍问题的解决理念。如同样是“复性”课题，20世纪90年代，束先生在《朱熹“天人合一”的人本主义人学》一文中里提出：“朱熹的复性论体系，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伦理理性的强化，使东方伦理的文化范式更具有超稳定的凝固力。”2］但在新版《朱子大传》中，作者却将“复性”指向人性救赎、人性完善、人性进化这一人类发展永恒主题的发掘和处理。这一推进意味着，束先生对社会普遍问题的密切关注和解决理念不仅突破了时代的因素，也走出了国土的限制。
  一、“历史世界”的深度开拓
  原版《朱子大传》就曾收录陈荣捷先生所作序文，陈先生评束景南教授此著“必将为发扬我国文化增一新生力，不特推进朱子研究而已也”［3］。到2015年韩文版《朱子大传》的出版、发行，以其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促使朱子学研究重心重回中国大陆，且在真正意义上，将中国文化推向更为开阔的国际舞台。三十年间，自《朱子大传》初版本面市以来，最终超越前者的仍是束景南教授本人。束景南教授的自我超越首先体现在文献辑考领域，对朱熹的“历史世界”做了新的深度开掘。早年潘富恩先生在原版《朱子大传》的学术评论中提到：“以诗证史，这是束景南的师门特长。读过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的人，对陈先生的以诗证史无不由衷钦佩。束景南从学于蒋天枢先生，于此亦可谓能窥堂奥。”［4］在增订本《大传》撰写过程中，束景南教授又不断发掘宋人以及后世诗文中的有关史实材料，凭借自身广泛的兴趣爱好和渊博知识，调动一切可能手段考史证史，为朱子文献、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确凿的史料依据。比如在朱熹生平思想研究中，一直存在有关朱熹与向其传授“狗子有无佛性”之“呆守法”的宗杲禅师是否会面的争论。在增订本《朱子大传》中，束景南教授从《泉州府志》、明刻本《大慧禅师年谱》附刘震孙《吕东莱与可庵禅师帖跋》一文里，分别辑出宗杲所作《朱主簿请赞》以及“径山寄语朱元晦”诗一篇，由此厘出朱熹确曾在绍兴二十五年春南下梅阳见过宗杲。又比如历来学者对明代《居士分灯录》所载朱熹问禅道谦的信札与《佛法金汤编》中所载朱熹《祭道谦禅师文》，持质疑态度，甚至以伪文论之。然据束景南教授最新考证，表明《居士分灯录》与《佛法金汤编》所记真实可信。作者新从《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丛书中，查到南宋释大观著的《物初賸语》，中载《书尤直院记朱文公徐荆卿事后》一篇，明确提到道谦自己编有《道谦语录》，在《道谦语录》中录有“与文公《法语》二篇”。此则文献的发现作为朱熹早年出入佛老的力证，足以揭开八百年来文献史上一则悬案——宋代释晓莹《云卧纪谈》记朱熹与道谦两次通信参禅之事属实，这两篇信札就是《道谦语录》中说的“《法语》二篇”，而朱熹《祭道谦禅师文》必是原收录在《道谦语录》中，故才得以从明代流传到今。根据束景南教授的考证，两则历史悬案得以明确：其一，朱熹早年和道谦确有参禅书牍的往来；其二，《云卧纪谈》所记朱子、道谦论禅语非伪，真实可信。束景南教授根据以上两则文献史料的发掘考定，对朱熹从默照禅转向看话禅做了详委曲折的考述，一方面全面揭示了朱子出入佛老的生命历程，另一方面也为探讨宋明理学的佛学判摄开拓了新路径。
  其实在新版《朱子大传》中，充满了这样前所未有的对朱子文献史料的新发掘和对朱熹“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的新开拓。如束景南教授从罗愿的《新安志》中发掘到几则关于新安朱瓌的宝贵的古县记资料，揭开了一千二百年来未解的婺源朱氏始祖“茶院公”朱瓌之谜。他从《凤墅残帖释文》中找到朱熹《答刘子澄书》数通，不仅全面揭开了朱熹与刘清之的学术交往的关系，而且也进一步探明了朱熹在庐山重修白鹿洞书院等真况。他从《暨阳石氏宗谱》中找到重要的朱熹《答石天民书》长札，揭开了朱熹八年跧伏武夷山身心交瘁的困顿生活，尤其透露了朱熹反思评价浙学与陈亮的内心秘密。他又从《乾隆龙泉县志》上发现了孙逢吉的《答朱子议山陵书》，揭开了朱熹在都下争议山陵风水的真相等。束景南教授对朱熹“历史世界”的前所未见的深度开掘，是建立在他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全面开拓之上的。做到这一点委实难矣，它要求作者首先要全面挖掘掌握全部有关的文献资料，需要对宋明以来未解之难题、遗留之悬案、流行之误说有了如指掌的辨析，同时具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深厚的文献考证工夫和深厚的理论思辨能力。由此可见束景南教授研究宋明理学文化高超的理论驾驭能力和卓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功底。
  二、走向“理一分殊”的性学体系
  束景南教授的增订本《朱子大传》的最大特色，就是着重增加了对朱熹“性学”的创新总结和对“道学心态”的创新研究。总体上看，束景南教授对朱子学的独到的新看法，是认为朱子的理学思想是一个“性学”的思想体系，与陆九渊还有后来的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相对，其哲学宗旨在解决“存在”问题，其建构了“理一分殊”的性学思想体系，同时确立了“人”在宇宙存在中的核心地位。由此，朱熹的哲学努力集中在“人”与“人性”问题的处理上。束景南教授对朱熹性学人本精神的发掘，最终将学术研究导向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人性救赎与人性完善这一永恒主题上。作者于增订本第十七章，特别补入《‘性’的救赎之路：‘理一分殊’性生学体系的构建》一节，此节不仅作为乙酉年朱熹生平学问的第二次总结的核心方面，同时也代表束景南教授对朱熹性学思想体系认识的新的提升。束景南教授认为，朱熹于绍兴年间接受了李侗“理一分殊”的本体论观点与“分殊体认”的工夫论主张，并借此建构了以“复性”为指归的性学体系，他的性学的“性”的救赎之路区别于陆九渊心学的“心”的救赎路径。具体在“理一分殊”的解析过程中，束景南教授用传统的体用观先后从道与理、理与气、性与气、理与物，以及天地之心与人物之心等体用关系层面，深入诠释了“理一分殊”与“道一理殊”、“理一气殊”、“性一气殊”、“理一物殊”，以及“心一分殊”之间的同一关系。就“理一分殊”与“理一物殊”的层面关系展开，束景南教授详举朱子“太极”诸论，阐述朱熹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形上本体论思想。事实上，作者对该部分内容的诠释与其早年所著《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一书内容正相照应。束景南教授认为，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渊源就在华严禅学“镜灯万象、万理归一”的义理宗旨。其云：“在唐代华严佛学到宋代程朱理学之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中介历史环节——华严禅，由此构成了唐宋时期由华严‘理事双修，一多圆融’——禅宗‘即事而真，一多圆融’——程朱理学‘即物穷理，理一分殊’的儒佛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5］据此，束景南教授不仅为程朱“理一分殊”本体论发掘到了学脉渊源，并且在其具体诠释过程中，又从体用关系事项上，系统解读了其“用”的多面性。正如作者在新版《大传》里讲道：“朱熹的‘理一分殊’，是在体与用的多重关系下，从‘用’的现象、功用、变化、规定、派生的多层面显现上，由道与理的关系层次一直推广到忠与恕的关系层次，建构了一个体用无间、理事圆融、和谐一体的理一分殊世界。”［6］二十年前，《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一书中，束景南教授考明了大科学家玻尔用太极图来描绘了量子力学的对立即互补原理。二十年后的今天，束景南教授又考明了大科学家霍金用太极图来描述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其实束景南教授早就结合朱熹关于“理一分殊”与“太极”之间理论关系的论证，考明了朱子及其同时代人张行成、罗愿最早发现太极图的事实，朱熹第一个用太极图描述了太极宇宙大爆炸与演化的理论，与现代物理学家今年发现并探测到引力波正相契合。朱熹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原本即是一张描述太极宇宙大爆炸的图。朱熹明确提出了太极宇宙生成演化说——“太极散而为万殊”“万殊复归于太极”，认为是太初混沌的太极不断一分为二，生成宇宙及其万事万物。束景南教授对太极文化研究的突出贡献正在于此。因其易学推演的精确，加之理论思辨的绵密，终于为中国太极哲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搭起最为关键的桥梁。伴随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及其引力波探测证明问题的追问与探索，中国太极文化及朱子“理一分殊”可以形成国际范围内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合作，不必总是要由西方外国人首先来发现太极图的现代科学价值了。
  需要明确的是，束景南教授关于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明确揭示，乃是将该理念统筹在“性”学体系内给以诠释。至于作者将朱子理学定断为“性”学，究其本质，实则是束景南教授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整体视域出发，相对言之。然作者对朱子“性”学宗旨的拎起，又不全出自学术理论的厘清，同时也关注对“人性”问题的追问，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关切。束景南教授在增订本《大传》的尾声部分特别提到了朱熹理学的人性救赎之路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作者认为，朱熹虽已过世，然人性救赎之路没有中断，更严格地说，“人性救赎与人性完善是人类进化与进步的永恒主题，朱熹在现代的意义，就是作为一面传统文化的历史镜子，追寻他的人性救赎之路的足迹与他的人性救赎思想体系形成的心路历程，反思现代社会的人性异化、精神危机、道德沦丧，让处在东西文化碰撞交汇大潮席卷下的现代人置身于世界化的多元理性与多元文化视野中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给现代、后现代社会下人性异化的现代文明人指明一条人性救赎与人性完善的现实新路，以推动整个人类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了”［7］。束景南教授曲终奏雅，正和他在《献词》里提到的“愿此书化作一曲人性救赎之歌，唱给世界现代大众”一语契合，首尾呼应，彰显出束景南教授《朱子大传》增订本的出版，实是意欲将学术研究的视野导向对当下社会普遍问题的发掘，并进一步提出解决“人”的问题的可行办法。束景南教授上述主张值得现代后现代人深刻反思，韩文版《朱子大传》发行之时，韩国学者尤其赞叹作者对朱熹文化心理状态的关注及关于朱子学“人本主义”的界定，同时，又根据束景南教授著作中提供的丰富史料和思想诠释，总结出朱子的“性学”体系并非脱离实际的形上学、观念论学问，乃是以“人学”为核心精神，以“复性”为指归，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学术范型，国际学者可谓切实捕捉到了束景南教授撰写《朱子大传》的真精神。当前情形下，韩国学者及各大宣传平台关于束景南教授韩文版《朱子大传》的研讨还在持续进行，韩文版《朱子大传》出版仅五个月就又在今年四月再版，陆续又有更多报道和讨论意见不断涌现。韩国著名学者认为，束景南教授此书“代表当代古典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是“21世纪朱子学研究的最好著作，之后再难超越”。这是对束景南教授的理学文化研究的公允评价。
  三、道学文化心态新诠
  考虑到增订本《朱子大传》史料之翔实，论证之严谨，思想之精深，内容之渊博，我们认为，束景南教授已经将文化个案研究推向更为深广的对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研究境界。束景南在增订本前言中明确宣布，他的朱子研究与众不同，是把“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结合起来，对朱熹进行“心态世界”的研究。配合对朱子“性”学体系的诠释，他新补进《道学文化心态论纲》一章，束景南教授提出，“心”与“性”乃是道学的两条灵魂拯救之路。并直言：“心即理，‘吾心’的张扬，‘心’的救赎之路（发明本心）。这是一条从大程到陆九渊的心学之路。”［8］又云：“性即理，‘吾性’的复归，‘性’的救赎之路（人性复善）。这是一条从小程到朱熹的性学之路。”［9］最终提出，心学心态与性学心态乃是对立互补的关系，“就在这种修‘心’与修‘性’的对立互补的心理结构下，道学心态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圣贤气象’的世相。”［110］心学（陆王）与性学（程朱）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两翼，一个侧重在解决“人心”的问题，一个侧重在解决“人性”的问题，历来把它们看成是截然对立的思想是错误的。为细密分析“道学心态”的具体内容，束景南教授总结出“道学心态”具备的“忧道”“尊经”“正心”“固穷”“守节”等因素。由此揭示“圣贤气象”下的种种道学世相，如“广大精微道以中庸，温良通达法其平正”［1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12］等。但作者并没有一味地拔高道学心态自身具备的种种异彩，而是客观理性地指出该心态衍生而出的畸变与倾斜，比如“情伪”“乖僻”“执拗”“迂腐”等。道学心态其实不过是人性异化外化的表现而已。于此基础上，束景南教授进一步指出，促成道学世相畸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道学心态原本具备“二极对立”的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道学人士往往在“‘人欲’之我与‘天理’之我”“辟佛老与信佛老”“用世与出世”“大道与小艺”等对立的面向上被迫做出违背道学规范的选择。对道学心态二极对立特征的揭示，束景南教授揭开了历史上一直纠缠不休的重大课题——道学“真”“伪”之辩。其云：“道学二极对立心态的极致，便是真与伪的二重性，真道学与伪道学体用一如，同体异用，互为体用，奇妙地构成了道学文化心理结构的两极，可以让那些反道学、杂道学、假道学们从容自如地游走于真道学与伪道学之间。因为道学士子自己都难以达到他们高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无尚境界，真的一面不能达到，就会有伪的一面存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真道学又同时是伪道学。”［13］束景南教授以上的精辟判断揭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道学之真、伪从士子具体实践工夫而论，乃是互为一体的关系，“真”可为“体”，求真之过程即为“用”。既为过程，说明“真”实未得致，则过程为“伪”的不间断蜕变。就此而言，“真”“伪”二者体用一源。其二，“伪”的蜕变与“真”的设定实存，促成士子于道学的践履往往处在不可确定结果的过程中，为反道学之流留下了批判、攻击的时空要素。据此，束景南教授为道学生成、发展、演进历史上呈现的种种心态世相寻找到了最为根本的原因和可能涌现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的发掘和结果的判断必将推进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段内的宋代理学、明代心学乃至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反思。
  近年来，除朱子学著作以外，束景南教授已将学术兴趣点转向明代理学。
  2015年已有70万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增订本正式发行，又有140万字《王阳明年谱长编》去年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出版，《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也在加紧撰写中。目前韩国学者金泰完教授等也有详细计划逐步翻译束景南教授《朱熹年谱长编》《阳明年谱长编》《阳明大传》等著。束景南教授在宋明理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等诸多学术领域的著作成果已经受到国际范围内著名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国际社会的关注，就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来看，实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促使话语权重归国内，从世界文明的推进上讲，乃是重启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关联探讨，将一切人文理论研究关注重新投向人自身问题的实践解决，比如人性异化的复归、人性的进化与完善的切实有效的当下解决之路。以上对“人”任一面向的揭示和推进，其意义对人类都是极其重大的。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循名责实”：《理学九帖》简论
  ⊙张磊
  哲学可以有两类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类是从肯定到肯定的方法，另一类是从否定到肯定的方法。前一类方法是先对研究对象予以肯定，然后顺着往下讲，这可能导致研究者走向实践研究对象所说内容，成为践行者（实践有得则反过来去做诠释的工作）；走向整理汇编文献资料，成为编纂者。后一类方法则预设任何的研究对象都是不完善的、有待进一步去建立的，所以首先从否定的角度去看研究对象，然后去考察研究对象可能涉及的根据、条件和原因，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对话”结构的解释学逻辑，也容易建立严肃而良好的学术秩序。
  在某种现代学术意义上看，哲学就只能采取第二类的研究方法。作为一本当代学术著作，《理学九帖》（以下简称《九帖》）在采用第二类方法的同时，认为对于不同的对象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讨论的对象是诠释性的，比如研究朱子的思想，则要看它对朱子的描述、理解是否有文本依据，引用是否忠实、完整，推导是否合乎逻辑、文法、习惯，并能否证明自己的理解和推导的优越性。如果讨论的对象是创造性的，就要看这个理论解决了什么问题，是否已经完成了任务，提供的方案是否优于已有和可能备选方案。［1］这种方法被定义为“循名责实”的分析方法。简单说来就是：不论什么研究，我都要求你给出证据，不论是物据、书据还是理据，证据给出之后，我还要一条一条地进行检查，确定证据的有效性，如果证据是伪，则建立在此证据上的一切结论都是伪。这就类似警察办案，一切以证据说话，证据不足则不能定案。当然在自己立论的时候，也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证据是有效的。
  《九帖》是一本与理学相关的论文集，一共收录了九篇论文。这九篇文章按照发表的时间从先到后依次排列，第一篇（2000年发表）与最后一篇（2016年发表）间隔有16年之久，恰巧的是，这两篇文章的主题都是《大学问》来历考证，这同时也似乎暗示着作者理学研究的方法的一贯性。下面对其中几篇文章进行考察来说明“循名责实”的方法。
  在第一篇《〈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和第九篇《〈大学问〉再考》中，作者要证明的是钱德洪关于《大学问》来历的说法不可信，由此要重新审订《大学问》的史料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要辨别一个人所说的话的真假，大约有这几种方法：看说的与事实是否相符，看与其他当事人的说法是否一致，看说的话前后是否矛盾。钱德洪已经是个历史人物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个文献中的人物，要考察他的话的真伪，只有在相关的文献中互相比较查证了，当然不同的文献所具有的可信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当事人的话比后来传闻的话可信，反对者的话比拥护者的话可信，无利益瓜葛的话比有利益瓜葛的话可信，有时间地点的话比含糊不清的话可信。作者从钱德洪自述的出发，假定其说法正确，再一步步查找证据证实其说法，这就是“循名责实”分析法。按钱德洪所说，《大学问》在1527年8月王阳明出征前才笔录成文，之前只是口传。王阳明去世后，钱德洪就收集其遗文遗言，在1535年刻印的《阳明先生文录》中就没有收入《大学问》，直到1566年刻《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时才收入。问题就是既然钱德洪自己笔录了此书，在一开始编王阳明文集时就应收入这篇“师门教典”的重要文字，事实上钱却没有这样做。［2］对此，钱德洪的解释是：不公开《大学问》是严守师训，而公开则是为纠正部分同门的顿悟之偏。但实际上据作者的调查，钱德洪的同门在1566年以前早就刻印和流布《大学问》了，如王畿、薛侃、聂豹、欧阳德等。其中的刻本有：1533年《大学古本》、1535年《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1537年《阳明先生则言》、1552年《传习录》、1553年《阳明先生文萃》、1557年《良知同然录》、1557年《阳明先生文萃》、1564年《大学古本附旁释及问》，而且分布在江西、贵州、福建、山西、湖北、河南和浙江各地［3］，由此钱德洪所谓严守师训之说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如果王阳明真的有禁止弟子公开《大学问》的事，那这么多的刻印本的流行就不应出现。为此钱德洪出示了一封王阳明写给他的信，为自己辩护，但据作者考察，这封信根本就是不可信的，因为写这封信的时候，钱德洪一直在王阳明身边，不曾离开过，根本不必写信；若只是作一书契证明阳明确实对钱德洪说过相关的话，就应在信中提到德洪，而信中却一再提到邹谦之，不提德洪半字，这就失去了书契的意义。［4］作者通过不断地考察论证，仔细辨别，最终得到可能最符合事实的结论。这就是“循名责实”的方法，名就是线索、证据，顺着已有的证据不断地考察和辨别，以求事实真相。
  在第七篇《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中，作者首先确定要考察的对象，即赵纪彬撰文批评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经文倒误”和“分章不当”，顺着这两个方面，作者又进行了“循名责实”的分析。其中“分章不当”是说：“可与共学”六句24字与后面“唐棣之花”六句27字，都是孔子权说要害，《集注》武断割裂开来。其证明是：权是反常而合于道，而唐棣的花跟别的花不同，别的花先合而后开，这个花却是先开而后合，此诗是在阐明权道之内容，故而“唐棣之华”六句应与前六句并为一章。［5］作者认为，把权道理解成“反常而合于道”是受《公羊传》的影响，汉魏南北朝人解释“权”字都受此影响，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理解上的前见，明显可以知道“未可与权”与“偏其反而”不相干。张氏的论证是一种自我循环。［6］而“经文倒误”说是根据清代崔灏《论语考异》的十三条证据，但是经过作者的一条一条的审查，发现这些证据都是不完整的，根本不能作校勘之用。由此，对赵说做了驳正。
  在《金人赵秉文思想考论》中，作者同样先确定研究对象和问题：赵秉文到底是儒家的还是佛家的人物？有两个观点，一是刘祁在《归潜志》所说的：赵秉文是阳儒阴释，二是元好问认为赵是可以接续儒家道统的人物。为了证明赵秉文之佞佛，刘祁举了几条证据：断荤腥不杀生，相信地狱之说，教人礼佛，为僧徒破例作疏。但根据作者的考察，这些只能证明赵秉文对佛教的某些理论表示赞同，不拒绝与佛教徒有所往来［7］，并不能证成赵秉文为佛教人物。顺着儒佛之辩的角度，作者考察赵氏的论述，发现其在所有大是大非上，都明确地奉行儒家准则，绝不能说他非儒家［8］。通过这种考辨，澄清了儒学本质，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就是《九帖》给我们在哲学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追寻·阐释·弘扬
  ——评《朱熹：理学之集大成者》
  ⊙黄丽奇
  每读一本好书，就好比做一次思想的旅行。读罢掩卷，仿佛听见历史的风呼啸而过，掠过生命的旷野，抵达渴慕的高地与山川。
  近日有幸拜读了方彦寿老师的新书，觉得是一次特别的阅读体验。不经意间，拨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之弦，让我铭记：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大儒，拥有大海一般的胸襟和高山一般的磊落情怀，他的一生犹如一帧气势磅礴的画卷，亦犹如一首荡气回肠的诗章。他就是一代理学宗师：朱熹。
  自觉读过不少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然而谋篇布局新颖独特者鲜矣。而今日拜读了方彦寿老师的《朱熹：理学之集大成者》一书，确有一种耳目一新、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本书的语言十分通俗晓畅，通过对朱子生平故事有代表性的历史细节的深入诠释，流露出作者对朱熹崇高的敬意，也引领读者感受理学大师的思想和风采。孩童可以在这里找到读故事书般的阅读乐趣，学者可以在这里读到关于朱子学的精到见解，史学爱好者也可以在这里穿越历史的迷雾找到心中的答案。
  方老师的这本新书，同时也带领读者一窥朱子哲学的堂奥，体会朱子如何以身心性命之学为终极关怀，从而真正地品尝朱子文化的“真谛”。当然，此书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运用朱子学研究来充实中华民族文化慧命的高远志趣。长期以来，方老师几乎将全部精力与时间都投注到朱子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上。这种使命感使其文化视野已然渐入佳境，研究侧重考释、逻辑与方法的融合汇通，其对朱子学的发展前景有自己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量。此书通过探寻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着重阐释朱子理学精华，旨在弘扬“致广大，尽精微”的朱子学精神价值。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和武夷。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所建立的“朱子学”至今仍然对社会政治、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理想人格等产生持续的影响，而且远播海外，传入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对东亚各国的思想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
  然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国人以及外语工作者，很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一些年月里，我目睹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研究在西学浪潮与欧洲价值观的冲击下，似乎已经被遗忘和忽视太久了。值得庆幸的是，当前儒学复兴的浪潮，终于有了一份官方文件的支持。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一通知犹如一阵及时雨。更为关键的是，这不仅有利于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而且使“为往圣继绝学”得到官方文件的肯定。令人欣喜的是，在有过太多的徘徊、困顿与耽搁之后，中华文脉传承研究工作终于在渐行渐远的道路上有回望的味道了。
  朱子思想涉及经学、宗教、伦理、心性哲学、政治学等领域，融合了三教，集理学之大成，以儒学为本位，对儒学的普及与创新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是多元复合的中国文化综合发展的主流。研究与传播朱子学不仅可以深化民族文化情感，还可以增进民族文化自信心。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当前形势下宣传和传播朱子理学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追寻
  我们今天探讨朱子学，汲取朱子学的思想精华，其实更多的是追寻自身的文化身份。朱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朱子理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
  圣人伟大之处在于立志。此书开篇的“楔子”以青年朱子路过“筼筜”驿铺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朱熹的“志”：实现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富庶的强国之梦，即“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与志向。当年路过“筼筜”驿铺看见墙壁上题诗的朱熹，四十年后再次路过这里时早已名满天下，但是他为何仍慨叹有志不就、有梦难圆呢？这是一个极其吸引读者兴趣的话题，此书由这一问题展开介绍朱子的生平和朱子文化，步步引导读者走进朱子丰富的心灵世界。
  跟随作者的思路回顾历史，现代的读者可以想象历史上朱熹的形象，大概正如其友人陈亮在《朱晦庵画像赞》中所描述的那样“体备阳刚之纯，气合喜怒之正”。第一章《圣人与我同类》带领读者了解朱子一生中许多有趣，甚至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以及朱子的家学渊源与师从之路，曾经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成圣成贤之志的确立。这个章节也介绍了朱熹在老师李侗的教导下，不仅划清了与禅学的界限，实现了以儒学为本的回归，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上也有重要的收获，如“理一分殊”的思想、“太极是至理之原”、“静中体验未发”等。总之，开篇就反映了少年朱子对知识与价值的渴望，及其超越常人的睿智。
  第二章《我愿君王法天造》，我们从中了解到朱熹对科举制度不同于常人的态度，认为其目的不在于“干禄蹈利”，而在于“语圣贤之余旨，究学问之本原”。这一章也详细阐述了朱子的理学思想体系，将其大体分为理气论、心性论和格致论等。其中理气论指出“天理”包含的意思非常丰富，它是产生和支配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规律，也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同时也是不可违背的社会的道德伦理和准则。心性论中带领读者消解了人们对朱子“明天理、灭人欲”的长期误读，认为用朱熹在《孟子集注》中的“遏人欲而存天理”来解读或许更为准确。格致论中认为读书是为了“明善”“明理”，也是为了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此章的第三节则指出朱熹理学改造社会的实践思想的核心，即正君心是大根本。朱熹一生当中应诏上封事的机会并不多，却能利用机会反反复复地向皇帝进谏一系列“正君心”的言论。例如，他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的十一月，上《戊申封事》，坚持认为“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尽管一系列措辞尖锐的奏札带给他重重危险，仍改变不了其匡正君心的志向，虽然朱熹有生之年未能实现这样的志向。
  在朱熹看来，人欲的泛滥才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恶的力量是人性扭曲的结果，引发社会走向歧途。第三章《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中，我们了解到朱熹是一位官场上的清道夫。他从政期间，“黜邪佞”“戢吏奸”，提倡并践行了“公勤廉谨”的为官之道。文中通过典型的事例，使读者了解到其大刀阔斧的治吏之风。作者认为在选择“哭”与“不哭”，让谁“哭”让谁“不哭”之中，体现了朱熹作为一名儒者的胸襟和儒家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
  朱子通过辨别是与非，锤炼精神厚度，扩充自我生命内涵。其身上独有的儒家精神的人文主义让人震撼。当前朱子学的核心价值日益凸显。在价值守望和现代审视加剧交汇的今天，追踪那涌动的向往，重新呈现朱子文化脉络，这样的追寻与回溯是必要的。
  二、阐释
  长期以来，儒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也因其研究文本、历史人物的年代久远使我们有一种神秘感、距离感和陌生感。朱子学是儒学研究的热门，但在普通大众看来仍蒙着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与人们普遍对朱子生平事迹、学术思想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不无关系。《朱熹：理学之集大成者》的出版，积极承接传统，普及朱子文化，建构了一座与读者沟通的桥梁。
  朱子一生重视教育，不仅著书立说，而且传道授业、会友论辩，通过书院教育活动促进学术与教育相结合，推动其理学思想的传播。《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理学集大成的著作，是其在书院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教材和经学教育的基础。
  他的明人伦的教育目的至今影响深远；批评了当时学校以及科举制度的流弊，认为读书“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书院讲学的教材设置，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及治学次第，体现理学与经学的教育内容。提出由《大学》到《论语》，到《孟子》再到《中庸》的理学教育次第，强调这个次序不可更改，才能达到穷理的目的。
  朱熹的教育实践处处透露着他的民本思想。从白鹿到岳麓重振官办书院的轨迹，可以看出朱熹是宋明理学家中书院情结最浓的、名副其实的教育家。第四章《司教化与育群材》阐述了朱熹的书院兴学之梦，也让我们了解到由他在各地创建、修复和读书讲学的书院数量达到60多所，对中国的书院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从寒泉到考亭创建私家书院的轨迹，也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到朱熹讲学和著述的实践与创新，以及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如何在他的带领下形成并走向成熟，并对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毋庸置疑，朱子学的道德规范更强调个体身体力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五章《见贤思齐“道”与“统”》，简要介绍了朱熹时代的书院祭祀与讲学活动是紧密结合的，有利于学生吸取先圣先贤的教益，熏陶其道德与品行。同时我们了解到当时的书院祭祀，除了主祀孔圣之外，朱熹开创了两大先河，即配祀孔门四大弟子和祭祀本学派先贤通过祭祀活动将儒家正统文化精粹传承给孔门弟子，可以起到激励诸生勇猛奋发的作用。随后介绍了朱门领袖黄榦如何阐扬理学思想，论定道统地位，在朱熹去世后将其作为各地书院、祠堂崇祀的对象。第三节则介绍了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古老的书院祭祀与新时代的文化元素结合，逐渐形成了祭祀朱子的现代版，体现了作为一种礼仪制度的与时俱进。紧接着此章也带领我们了解了韩国朱子后裔的家祭大典和台北朱氏宗亲的祭祀大典，以及海峡两岸的“朱子之路”敬师礼如何让尊师重道的传统礼仪逐渐回归。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朱子之路”的师生们通过研读朱子文献、演习与实践，将传统的礼仪重新发扬光大。
  朱熹的成才也离不开长辈和老师的帮助。从第六章《不知何日去朝真》，我们了解到朱熹的父亲朱松对他幼年时期的成长影响较大。朱松的人生格言“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是其对朱熹最初的道德教育准则。朱松身上儒家的忠孝气节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了其内心的爱国热情。而其老师李侗力主抗金、反对和议的思想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无比关切的情感也成为朱熹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很重要的来源。接下来此章从两条主线来阐述朱熹的爱国思想，第一条是“文章尽显爱国心”，第二条是“扬忠义、贬奸佞”。朱熹一生创作的大量诗文中的许多篇章也表达了他怀念中原故土、不忘收复山河的爱国情怀。而立“忠节庙”表彰以身殉国的将士的做法，以及“手迹倒翻”的故事，也体现了其厚重的爱国情结。作者指出朱熹的爱国思想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爱国民族斗争，成为后人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思想武器。这种爱国思想是我们今天应该着力加以继承和弘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长期被政治化了的儒家意识形态，需要用现代的符号系统来阐发，而方老师的阐释方法深入浅出，极具创新性，又充满亲和力和时代感。通读此书，发现作者不但提炼了朱子学的普世价值，而且开拓了重塑朱子学传统人文精神的独特道路。文中不乏其对于朱子学研究的深刻洞见，展现了其深广的文化心理空间。长期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更使他的诠释方式拥有一种切身感，反映了一个学者的学术知识和现实关怀。
  三、弘扬
  朱子文化是我国丰富的传统精神资源之一。作者对道德伦理学的现代解构，让我们感受到朱子哲学思想的光芒。作者认为，朱熹的历史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以及创新性的发展上。正如此书封面所言，“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子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代表学说，更适合东方人的生存境遇。因此，如何有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重建朱子学，传播和弘扬朱子学思想精华，并将其转化为现代精神，进而提升现代人的人格，需要各方学者做出新的探索与建构。作者置身于现代朱子理学的话语体系中，其本土文化使命感促使他深入挖掘朱子学的丰富内涵与文化精髓，让读者能够比较翔实地了解朱子学的原貌与内在价值。
  朱熹是儒学理论的综合大师，儒学在他的引领之下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体系和理论高度。朱熹吸收了二程的以“理”为本体的思想，确立了形而上的“天理论”。他继承和发展了北宋周敦颐提出的“无极而太极”的宇宙发生学思想，提出了太极阴阳说，把太极之理视为贯通天、人即整个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精神本源、本根或本体。儒家的人文关切，是人性的实现是否与“天道”相一致，同时将遵循天道作为自己普通生活中的修道方式。同时告诉我们个体的道德责任要在实际社群交往中践履才终能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
  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民本思想是朱熹社会实践思想的重要部分。在第七章《梦里丰年有颂声》中，作者指出朱熹的民本思想与我国传统儒学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是我国最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之一，闪烁着儒家民主性、人民性的光华。读到此处，读者仿佛看到一位儒者在水灾、旱灾面前“钩访民隐，至废寝食”的高大身影。
  第八章《朱子道德哲学普及版》中，作者认为朱子学在本质上就是一门道德哲学，讲的是做人的道理。接着作者对“四个之本”做了详细解读。“四个之本”，即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以及勤俭治家之本。这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朱子家训》中的“仁忠慈孝，友恭和柔”是我们理解儒家伦理学的一条途径，是倡导人际和谐的行动指南，为人们的修身提供了一个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办法。
  朱子理学表现出的人文价值，在精神上与思想上充实和完善了对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解和传递。此书的尾声部分，提到在海峡两岸朱子学研究机构的推动下，一年一度的“朱子之路”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7届。传习朱子文化精华，走“朱子之路”，让普罗大众从现代的一种仪式感中获得“通天人之际”的转化性智慧，这样的朱子文化活动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大力弘扬朱子学的精神，因其是一种可资范式的德行。通过学习朱子文化，可以拓展我们的“仁心”。现代人要想用朱子学指导自己的人生，这样的范式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通过自省、自审、自察的途径，才可能达到与周围世界的最大和谐以及“习焉不察”的圆融地步。
  四、启示
  聆听理学的精华，少一份张扬的浮华，多一份平实的淡泊。现代人，每天穿梭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间，面对冰冷的秩序和拥挤的欲望，思维多少已经麻木。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上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的人心浮躁，在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里待久了，人们常常渴望找到一隅清朗空阔的天地，呼吸自由的空气，聆听自然的声音。《朱熹：理学之集大成者》这本书，仿佛一扇打开的大门，指引我们通往传统儒家文化的殿堂，去感受历史的厚重，去聆听思想的声音。
  然而，作者穿越千年历史的迷雾去探寻“源头活水”，究竟是为哪般？是为了追寻和保存纯粹的民族文化基因！因为文化的链条万一发生断裂，就无从修复。观此书，作者的苦心孤诣犹如黑暗中高擎着的一颗灼亮的心，让失落的火种得以承传。
  道德自觉和品格形成是朱子学对人的内在意义深入阐发的目的所在。实际上，探寻传统、接纳传统并不意味着与开拓精神背道而驰。至少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人们要想追求一种完美的精神境界，朱子学带给我们一个永恒关切的整体性取向的伦理体系。虽然我们知道要想达到朱子那样灵明圆融的思想境界实在太难，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始终保持对超越的强烈渴望，就有可能逐渐摆脱自私自利与偏狭落伍，从而最终将朱子学的智慧转化为自我人格完善的重要资源。
  一种回归，意味着新的一种出发。在全球化语境下，作者以传播朱子理学为己任，贴近时代的脉搏，坚持不懈地为朱子学的发展添砖加瓦。基于本体的认识与实践的热忱，作者对朱子学有一种精微认知与高明把握。他立足现实，弘扬朱子文化，深入浅出地阐发朱子文化的精髓，在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阐释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拓宽和深化了我们共同的文化源泉。其实在对朱子学的探索、体悟与展望的过程中，作者并无意夸大其价值，也没有蓄意维护一种道统模式，只是期望这一领域的研究变得更加客观化、公正化与亲民化。其恣意挥洒的文字间，让人隐约感受到一位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危机意识。
  无法逆转的光阴，写就了朱熹一生的孤高与儒雅。朱熹的一生，曾经有过望断前路的彷徨，有过心冷似雪的悲凉，有过拍案惊起的愤怒，有过归期难料的不安。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其忍辱负重的雄心、铁骨铮铮的志向。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朱子这样的志向，在今天点燃的是一种永不磨灭的民族情怀。如山石般兀立，如火焰般燃烧，如风暴般呼啸。每每读着读着，我越发觉得此书全部的情愫，就是源于一个感人至深的古之学者的故事，源于一个温暖人心的大儒的力量。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熹就是一位这样的大儒：愿意奋不顾身地投入沉重的黑暗中，却也形象鲜明地站在阳光里，永远活在中华民族记忆的最深处！
  （作者单位：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中心）

注释： ［1］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2］束景南：《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8页。 ［3］束景南：《朱子大传》（原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页。 ［4］潘富恩、徐洪兴：《板凳坐冷，文章做实——评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学”研究》，《哲学研究》，1993年第5期。 ［5］束景南：《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9页。 ［6］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5页。 ［7］同上书，第854页。 ［8］同上书，第9页。 ［9］同上书，第10页。 ［10］同上书，第13页。 ［11］同上书，第14页。 ［12］同上。 ［13］同上书，第16页。 注释： ［1］方旭东：《理学九帖：以朱子学为圆心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2页。 ［2］同上书，第10页。 ［3］同上书，第280～281页。 ［4］同上书，第231页。 ［5］同上书，第156页。 ［6］同上书，第160页。 ［7］同上书，第92页。 ［8］同上书，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