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港台
  长久以来，牟宗三关于朱子学的论断在港台占有一定的统治地位。而近些年来，港台朱子学的发展，则与对牟宗三相关观点的反思有密切关系。牟宗三从康德哲学出发，认为陆王哲学是自律道德，而朱子学是他律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陆王高于朱子。牟先生的一些弟子，观点已经开始与其不同。在2009年，杨祖汉教授发表了《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一文，认为朱熹之言敬是由敬“契入本心”，而恭敬亦是“道德心本有之内容”［54］，从朱子的“敬”出发，就不会认为朱子的思想是他律。2014年12月4～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次“朱熹与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杨祖汉教授发表《朱子与康德敬论的比较》一文，顺承上文思路，认为朱子学说虽不讲心即理，但心可以知理，心依旧能够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不必像牟先生所讲，只有心即理才能提供道德实践动力。我们可以看到，杨祖汉教授已经极大修正了牟宗三先生的论断。但我们依旧可以指出，杨祖汉教授的观点依旧在牟先生的框架当中，只不过将牟先生所认之他律修正为自律而已。
  与杨祖汉教授不同，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杜保瑞教授则对牟宗三先生的理解做了更大的反思，以其对中国哲学的结构性解读重新阐释朱子学。杜保瑞教授最近一系列论文均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认为牟先生没有区分清楚朱子的论述到底是讨论存有论、宇宙论、工夫论，还是境界论，以至于混淆了朱子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对朱子思想做出了错误解读。例如杜教授在《对牟宗三诠释朱熹心性情理气论的方法论反思》［55］一文中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理》中的一些结论性论述，认为牟先生借明道、濂溪讲神体，朱熹之解释虽符合明道、濂溪之义，却与朱熹一向的不活动的理、神说不合，这反而是牟先生割裂存有论和本体宇宙论及本体工夫论的错误诠释；牟先生讲朱熹的心性情说，以为朱熹讲心者气之灵爽，就是连着阴阳气化的人存有处讲，不能超越至圣境，这还是把存有论当成不活动的工夫论讲的错置，于是对朱熹做了有道德性减杀、无创生义和不能由体及用的批评。杜保瑞教授的研究代表了港台朱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方向值得大陆学者注意，对于杜教授的观点似乎可以在学界展开进一步讨论，一是杜教授对牟宗三之评价是否符合牟宗三本身的理解，二是其对朱子的结构性诠释是否符合朱子思想本身的逻辑。杜保瑞教授的研究揭示的面向具有很强的哲学史意义。
  与反思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解释相关的则是唐君毅研究路向的重新得到重视。在2014年香港会议上，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教授发表《比论唐君毅、牟宗三对朱子哲学的诠释》一文，强调新儒家中另一重要人物唐君毅对朱子研究的意义，其朱子哲学诠释虽散见于《中国哲学原论》之《原教篇》《导论篇》《原性篇》及《原道篇（卷三）》等书中，论述之集中程度及篇幅或不及牟宗三，“然其中一些闪烁的洞见，则隐然提示了一套足可与牟氏解读相抗手的诠释体系”，他认为“通过比论唐、牟对朱子哲学的不同看法，来将唐氏提示的诠释体系做一初步的梳理、发挥与建构”。也就是说，即使在新儒家内部，也不仅有牟宗三一种思路可供选择，还有别的路向可作为研究朱子学的重要资源。
  当然在港台学者内部，依旧日有学者坚持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相关诠释，这方面主要以李明辉教授和李瑞全教授为代表。
  港台学者对于朱子的研究也还有别的路向打开。比如说陈荣开教授就关注朱子的经典诠释，尤其是朱子对于《中庸》的阐释，细致分析朱子每章的注解。更值得注意的则是黄俊杰教授组织主持的“东亚儒学的新视野”这一项目下有关朱子学的研究。该项目将儒学放置于东亚文明的演进发展当中予以关注，黄俊杰教授以为，“近七百年来东亚各地儒者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绕开朱子”，朱子可以说是东亚儒学展开的重要人物，但是东亚儒学的发展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却不能将中国视为中心，应该“去中心化”。这点也提醒我们注意，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前现代东亚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地位究竟如何？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以及今日所谓“去中心化”可能导致的思想后果。大陆学者似乎应该以新的视角解释清楚朱子学在东亚历史上的实际地位。
  （二）日韩
  东亚儒学圈的展开，主要是以朱子学为核心，朱子学早在前现代时期就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东亚，深刻影响着日本与韩国的政治文化，朱子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日韩思想史内在的问题，而不是异己的文化传统。
  1．韩国朱子学研究
  历史上韩国朱子学主要以三大论辩为主，即四端七情论辩、湖洛论辩、心说论辩，朱子学的内在逻辑问题在韩国以独特的形式展开、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李退溪、李栗谷、宋时烈等一大批朱子学者，韩国朱子学的论辩基本上在这些思想间之间展开。韩国还有专门的退溪学会、栗谷学会，专门推动相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而近些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对这些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展开。
  关于栗谷学派，李基镛在《栗谷学派的理气论》一文中，把《栗谷全书》中的理气关系整理为以下几种说法：一、有从理而发者（竖说）：有从气而发者（横说）；二、就理上求气（竖说）：就气上求理（横说）；三、推本之论（竖说）：沿流之论（横说）；四、推本其所以然或极本穷源（竖说）：于物上观或以物上观（横说）；五、因有形之物，而可见其理之费处也（竖说）：以复卦言之，则一阳未生之前，积分之气，虽在于地中，而便是难看处也（横说）。这说明了理气之不相离和不相杂的关系，也就是栗谷所谓的“理气之妙”。［56
  《朝鲜朝“朱子学”——理气心性论在韩国儒学中的发展趋势》一文，以“朱子学的理同”“栗谷学的理通”“洛学的性同”“北学派的人物均论”为中心，讨论了栗谷的“理通气局论”与湖洛论争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进而探讨了以“人物性同异论证”为中心建立的洛论界思想基础、洛学和北学的思想背景以及韩国近代韩国思想史的哲学基础和其趋势。
  四端七情之辩一直以来是韩国朱子学研究的重点，也为中国学者熟知，很多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研究成果最多。关于退溪学派，韩国学者还是比较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阐发。郑相峰在《退溪对朱子哲学的理解与其特色》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退溪说过的“理之动静”“理发”“理到”的思想。［57］崔英辰教授的《关于退溪四七理气互发论之渊源的考察——以洪治的〈心学章句集注大全〉为主》一文，认为“在韩国一般学术界里，洪治与退溪的思想传承几乎不被重视，是因为洪治之著作因当时的政治士祸而消失，并且他的著作依然有后代之伪作的嫌疑。崔英成主张学者把洪治的《心学》看作伪书是没有根据的，当今学者应当以更严密和理性的态度再分析《心学》的真伪问题和意义内涵”。［58］此外，韩国学者还重点关注退溪与其辩论对手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如崔英辰教授《退溪与高峰四端七情论辩中“四端无不善”和“四端有善恶”的冲突》一文就关注了退溪与奇高峰的辩论。诸如此类文章，一直是这些年韩国儒学的研究重点。
  心说论辩和湖洛论辩在之前一段时间并不被学者重视，研究得也不是太多，而这些年研究则逐渐升温。韩国的栗谷学会在2013年6月召开了“人的本性与心的根本”学术大会，学者们综合探讨了从栗谷以来形成的“湖洛论争”的主要概念及哲学含义。在2015年厦门召开的“百年东亚朱子学学术研讨会”上，宣炳三先生专门提交《洛湖论辩研究成果及展望》一文，指出21世纪以来关于洛湖论辩思想渊源的研究成果大幅增加，课题更加丰富，比较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崔英辰教授则提交《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状及展望》一文，指出韩国朱子学者试图用理气论的概念来定义人类的心性，韩国朱子学的三大论争是始于对心性情理气论的规定，而相关比较研究，尤其是中日韩关于相关问题的比较性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一点也值得中国学者注意，尤其是如何在和韩国朱子学的对比中理解朱子思想的意义以及中国朱子学的走向问题。
  此外，韩国学者还对其他哲学问题有密切关注，比如关注退溪的教育思想，关注栗谷的经世思想，如栗谷学会特别重视推广栗谷的蒙学著作《击蒙要诀》并加强与中国思想界沟通来共同研究这一蒙学著作的时代意义。
  2．日本朱子学研究
  早在13世纪初期，朱子学就已经传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朱子学在日本开始兴盛，涌现出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等一批思想家。传统的日本朱子学研究侧重于对朱子学文献的阐释，并借由文献的解释阐发义理，关注“理气心性”等问题。而战后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则侧重于文献研究，思想研究的成果远较文献研究的成果要少，这些年情况更为明显，日本学者“形而下”的取向越来越明显，而较少关注以“理气心性”等问题为核心的“形而上”向度，这与日本近代以降重新构造其东亚叙事有密切的关系。591
  日本学者擅长考证工夫，这点历来被学者重视。近年来这方面成果也较多，前述吾妻重二先生对《朱子家礼》的考辨就是一例。此外，鹤成久章有《〈四书纂疏〉所引の朱子学文献について:〈朱子语录〉を中心に》（《〈四书纂疏〉引用的朱子学文献：以〈朱子语录〉为中心》，2014）一文，考察了《四书纂疏》的成书年代以及《纂疏》所收朱熹及其后学13人文献的情况，特别注意《四书纂疏》所引《朱子语类》，指出了数量在2000条以上的《四书纂疏》所引朱子的语录的一些特征，发现《四书纂疏》所用语录与传世文献的一些差异。2014年儿玉宪明作《朱熹律吕新书序注解》一文，对朱子《律吕新书序》做校勘、日译和注释。日本学者对朱子学涉及的语言学等问题，尤其是与日语相异的语言问题，也有较多的关注。
  在义理学方面，木下铁矢于2013年出版《朱子学》一书，可以说是义理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作者不赞成把朱子理解成二元论者，认为朱子力图打破理气、阴阳等二元对立，“心”的阐释可以说是朱子突破二元对立的枢纽。此外，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关注对朱子鬼神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在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上十分突出。牛尾弘孝先生在2010年曾写书评，专门回顾了日本学者对鬼神问题的相关讨论，2013年又专门作《朱熹的鬼神论的构造》一文，从“理生气”与“屈伸”两个层次，阐释朱子的鬼神观，并对祭祀问题加以讨论。
  在日本朱子学方面，土田健次郎教授2014年出版的《江户的朱子学》一书可以说是近些年研究的代表。该书详细讨论了朱子学本身，以及朱子学进入日本思想史之后的问题与演进，认为日本思想史学者对朱子学理解不深，没有把握朱子学的特质，没有看到朱子学在理气论构架下做出的哲学贡献。该书还讨论了朱子思想与日本本土思想的关系，诸如“敬”与“神道”，认为朱子学已经进入到日本的“日常”当中，并从这一思路出发，详细讨论了日本反朱子学者，如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理解与批判。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吾妻重二先生以“文化交涉学”的视角关注东亚朱子学的相关问题，勾勒了东亚儒学和东亚朱子学的多个侧面，关注“以儒教为中心的知的世界”。在吾妻重二先生看来，“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进而言之，也无妨称其自身拥有着一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广度。因而，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朱子学”。吾妻先生强调文化是在不同地域之间不断流动的，他本人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下诠释朱子学跨地域的文化特质。
  3．欧美
  欧美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亮点，其研究，既有针对朱子学本身的讨论研究，又有引入比较哲学的视角、进行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
  英美汉学界对朱子的研究较为偏重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艾周思出版《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60］一书，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探讨朱子对周敦颐思想的发展，并对主要文献进行了翻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田浩教授可以说是美国朱子学界的代表，之前就有关于朱子和陈亮的两本专著问世。2011年田浩教授出版了《旁观朱子学》［61］一书，收录多篇其观察朱子以及南宋思想的文章。同时，田浩教授还关注朱子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对朱子学的一些当代实践进行了思考，与其女儿田梅一起写成《礼之殊途：〈朱子家礼〉现代化与恢复古礼的践行——以当代儒家婚礼为视角的分析》一文。他还与殷慧合著《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62］一文，关注朱子思想中“礼”和“理”的关系。田浩教授对朱子学的关注可谓是多方面的。在他的推动下，2012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召开了朱熹经学研讨会。此外白朗诗教授的《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的比较研究》［63］一书于2011年翻译成中文，该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怀特海、朱熹和南乐山那里会有创造性这一观念，以及为什么对于比较过程思想来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法国，值得关注的是戴鹤白教授专门将《戊申封事》翻译为法文［64，并写专文对朱子的封事进行讨论（《论朱熹的〈庚子应召封事〉和〈辛丑延和奏札〉》，2012年）。2012年杜杰庸、戴鹤白还合译了朱子和陆九渊的通信《太极之辩》。
  德语学界则更多地关注朱子本身的哲学问题。前文提到的苏费翔教授就是德语学界研究朱子的一个新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研究了朱子的道统观，还关注朱子弟子之间的争论（《〈近思录〉〈四子〉之阶梯——陈淳与黄榦争论读书次序》，2012年），近些年还特别注意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朱子思想。苏费翔等人还一同将《朱子家训》翻译为德文（2011年）。2015年7月特里尔大学专门和华东师范大学一起主办了“朱熹与他的革新：创新、社会改革与认识论”会议，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大陆研究朱子和宋明理学的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朱子学的相关问题。
  此外，澳洲学者梅约翰主编了《理学家哲学的“道”的指南》（2010年），收录了不少关于朱子研究的成果。
  有关朱子学的研究不只以上这些内容，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注意。比如说余英时教授出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之后，学者们陆续开始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朱子学进行相关研究。此外，朱子学的世俗化进程也拓展了朱子学的当代面向，使朱子学的当代境况不同于其他中国传统哲学。自2005年开始，世界朱氏联合会与闽北朱氏宗亲会联合中国、欧美等高校，组织学者和青年学生开展“朱子之路”活动，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促进当代青年对朱子进一步了解。在世俗化方面朱杰人教授“朱子家礼之婚礼的现代实验”特别值得关注，他以实际的操作探讨求证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朱子学的世俗化努力已经使朱子学走出了纯粹的书斋式的研究，促使朱子学以及儒学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以上简要总结了2011年以来朱子学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朱子学的研究在各个领域稳步推进，朱子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属于当下的，也是属于未来的，朱子学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朱子学的研究为中国哲学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
  注释：
  ［1］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朱子学年鉴》相关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对提供相关资料的各位教授尤其是朱人求教授表示感谢。
  ［2］朱人求：《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朱子学年鉴（2011～2012）》，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3］《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初版，2010年修订再版。
  ［4］《朱子全书外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5］《朱子著述宋刻集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6］邓艾民：《朱熹与〈朱子语类〉》，《朱子语类》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10页。
  ［7］胡秀娟：《〈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8］徐时仪、杨燕：《朱子语类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9］〔日〕桥本秀美、叶纯芳：《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1年。
  ［10］〔日〕桥本秀美、叶纯芳：《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