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国哲学界，朱子学的研究一直以来比较活跃，每一段时期都会有新的成果产生，关注的问题域也不断扩展。朱子学的研究首先与研究典范的确立关系密切。
  在大陆学界，冯友兰、张岱年等老一代学者都十分重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流行“范畴”研究，对理学相关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细致的分析，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和《朱子哲学研究》二书更是确立了朱子研究的典范。《朱子书信编年考》把朱子近两千封信做了一个时间的编排，特别有助于学者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朱子思想的演进，而《朱子哲学研究》则将其成果应用到具体的哲学分析上，并采取“概念分析法”系统地研究朱子哲学的基本范畴、概念与问题。陈来先生将朱子哲学总结为“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已发未发、心统性情、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主敬与涵养、格物穷理、道心人心、知行先后”等十个基本哲学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确立了方向。
  在港台学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等先生也都十分重视朱子学。牟宗三有《心体与性体》一书，将伊川与朱子视为一系，侧重于朱子对中和问题、心性情问题、理气问题、《仁说》问题的阐释，并从早中晚三期观察朱子思想的演进。牟宗三先生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港台学界对朱子哲学的一般看法，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牟派学者基本上沿着其基本理解对朱子哲学进行阐释。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则与牟宗三的朱子学研究不甚相同，他主要类集朱子思想言论，又按数十个条目分门别类，以钱穆先生自己的观点将朱子思想构造成一个体系。《朱子新学案》不仅涉及朱子哲学思想，还旁涉经学、史学、文学，全方面评述朱子与其他思想家或思想体系的关系，可以说是关于朱子研究一个较为全面的著作。
  海外朱子学开展较早，这以陈荣捷先生为代表，“1946年H.F.MacNair在柏克莱出版的英文《中国》一书中即有陈荣捷所写的‘新儒学’一章，这是战后西方叙述理学专篇之始，也是叙述朱子思想专篇之始”［113，之后陈先生发表了一系列与朱子学有关的论文。60～80岁之间，陈先生开始专注于朱子学研究，并将《近思录》（1967年）翻译成英文。陈荣捷先生的学术贡献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界关于朱子学的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一定时期内，中国与欧美的朱子学研究交流甚少，1982年陈荣捷先生在檀香山组织“国际朱熹会议”之后，大陆与其他区域的朱子学交流日益增多，最近数年则更加频繁，学者的研究能够集各方之长，诸多问题的研究实现突破，哲学问题的辨析度越来越深入，领域也由存有论逐步扩展到朱子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生态哲学等方向。下面，我们集中叙述近些年在朱子学哲学层面上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
  理气论是朱子哲学存有论最基础的命题。近年来，学者在相关问题上进一步细化。2011年，藤井伦明教授出版《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14］一书，围绕着“理”“诚”“知”“心”等概念，从朱子文本出发，详细考察朱子的思想结构。在作者看来，“朱熹思想世界之样貌，其显然并非一以外在‘静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建构出的思想；而是一以内在‘动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开展出的思想。也就是说，对朱熹而言，这世界的所有自然现象以及道德行为，原原本本系内在之‘理’活泼地发露、开展，而且朱熹思想的存在论、心性论、工夫论等，无一不是以此一动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建构出的”。这就与以往牟宗三先生将朱子的理理解为“只存有，不活动”的观点不同了。乔清举教授《论朱子的理气动静》［15］一文亦可以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观点的一种回应，文章区分形上之动静与形下之动静，认为朱子的理在形上层面还是“动”的，这种动与理的“兼”“有”“涵”“该贯”等说法有关，表现在理之主宰作用、理生气等层面，最终是理的自我实现。杨立华教授《体用与阴阳：朱子〈太极图说解〉的本体论建构》［16］则从《太极图说解》出发，诠释朱子思想中的理气关系，文章认为“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确立的本体论架构，是他的中岁定法，之后始终没有改变。太极是理，是体，而非用。朱子有时讲太极之体用，只是理论表述上的不得已。‘阳之动’对应的是用，而‘阴之静’对应的是体。朱子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立言角度的不同。‘体用一源’从理上说，理虽是形而上者，但其中已有万象；‘显微无间’从象上说，至著之象虽然是形而下者，但理即寓于其中。‘体立而后用行’，体非独立之体，体自有象；用则是体之发用，体在其中。义智为体、仁礼为用。太极作为理，‘不离于形’，也‘不囿于形’，太极有动静。理无造作，但理必有气，气自然能凝结创造；理无动静，但既有理，便有气、有象，便有动静”。这一论断突出了《太极图说解》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丁为祥教授《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朱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17］则专门讨论了朱子对气的论述，文章认为“从理气关系的角度看，气始终充当着一切存在之前提基础的作用；而从生物之具到人的生存基础，就是朱子哲学中的气在宇宙天道与人生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但无论是生物之具还是生存基础抑或是宇宙发展的力动之源，气既是作为所有存在之前提基础出现的，同时也代表着人所必须超越、驾驭与主宰的对象；而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则充分展现了从自然到天性这一人既生存其中，同时又不得不时时面对的世界”。文章揭示出的气在朱子思想中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鬼神观可以说是近些年朱子理气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吴震教授《鬼神以祭祀而言——关于朱子鬼神观的若干问题》［18］一文，从祭祀的角度考虑朱子的鬼神观，文章通过对朱熹“以气释鬼神”“鬼神以祭祀而言”的诠释方式以及“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等观点的深入探讨，指出对朱熹而言，鬼神问题主要是祭祀的问题而不是言说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而不是气学的问题。朱熹在鬼神问题上强调祭祀实践的重要性，这是朱熹宗教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朱熹对儒学鬼神论的一大理论贡献。冯兵教授《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19］也关注了朱子鬼神观与礼学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王文娟博士《朱熹论感应》［20］一文，则关注了感应与鬼神的关系，认为“祭祀中‘感应’之理的运用既反映了民众在世俗生活中的精神诉求，又体现出一种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感与归属感。此外，与感应相结合的劝善言论在具有政治和伦理双重导向的同时，也体现出不同于世俗功利导向的理性精神”。
  在心性论上，“人心道心”问题，“明德”问题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而朱子的仁学也逐渐成为这几年研究的一个重点。魏义霞博士《朱熹对仁的诠释》［21］一文，认为“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本体、道德、工夫三位一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赖尚清博士《朱子早期仁论思想研究》［22］以《延平答问》为中心，认为“李侗和朱子师弟子之间主要从理、心、未发与已发、理一分殊等方面展开对仁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到朱子早期仁论的特点以及之后仁论思想的各种萌芽”。此外，向世陵教授《“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23］则详细考察了朱子对“性”的论述，文章认为“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性即理’的构架不仅在说明人性即天理，同时也通过‘所谓理，性是也’的反向路径，使实理在实性的基础上真正得以落实”。吴震教授《朱子“心论”试析》［24］一文，则关注对朱子“心”的研究，认为“朱熹‘心论’的基本义有二：知觉义和主宰义。其‘心论’的基本立场是：不能承认‘心’为形上本体。由其“‘心’字只一个字母”以观，‘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存在，故其主宰义就不免落空；由其‘心是做工夫处’之命题来看，‘心’是工夫的对象而非工夫之主脑。总之，在朱熹哲学的系统中，‘心’不是本体论问题而是工：夫论问题”。
  工夫论是近些年朱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学者们从多角度关注这一问题。如吴震教授近些年持续关注朱子的工夫论，关注朱子对“敬”的论述（《敬只是此心自作主宰处——关于朱熹“敬论”的几个问题》［25］），以及“格物致知”等问题（《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26］），而《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27］一文则转换研究思路，“从朱熹亲身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来尝试式了解朱熹为何强调‘吾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这一十分醒目而前人未免有所忽略的重要观点”，“当我们将审视问题的角度转向政治文化层面，却发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在面对君主进行思想劝说之时，他们劝导君主实践的第一序工夫往往不是格物致知而恰恰是诚意正心，至于外在事功则可以随着正心诚意的完成而得以实现”。李承贵教授《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28］一文认为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是具有“理想性”的范畴，就是要求全面地“穷理”、全面地“普知”。朱熹观念中的“格物”与“致知”关系可以表述为：“格物”与“致知”的任务并不相同，但它们是一件事的两面，即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格物”是获得事物之“理”（知识）的过程，“致知”是将所获知识推演、应用的过程，“格物”是感性的、具体的、归纳的，“致知”是理性的、抽象的、演绎的、实践的，因而它们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一”。李敬峰、刘俊《朱子的格物致知：一种可能的科技理性》［29］一文则从更为现代的角度关注朱子的工夫问题，对格物致知“从诠释的转向、认知的指向和范式转换三个角度予以重新观照，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主观意愿指向人文伦理，而客观上却走向科技理性”。还须指出的是，这些年对朱子哲学很多问题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都和朱子的工夫论有关，比如杨祖汉教授所做朱子和康德的比较，前述吴震教授对“心”的研究，藤井伦明、乔清举等教授对理的诠释，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对朱子工夫论、道德哲学上“实践动力”来源的思考。
  除上述三个领域外，其他哲学问题也得到学者们的注意，比如张立文、谢晓东、陈壁生等教授就关注朱子的政治哲学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对朱子政治哲学加以论述。苏费翔教授则在“道统”问题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其《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30］重新检索唐代文献，发现在唐代就有了“道统”一词，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看法。
  朱子和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朱子与其前辈、同辈的关系研究，依旧被大家重视，与王阳明等之后的思想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讨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丁为祥教授《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31］一书，该书从发生学的视野出发，依据朱子文本与相关文献，在充分吸纳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扣朱子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展开对朱子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深入考察，尤其是该书上篇梳理了朱熹从出身、师承到学术性格及其思想谱系的形成，并通过朱熹与张栻、陆象山、吕祖谦、陈亮的理论论辩以及朱熹对《四书》的集注与具体探讨展现其思想体系，对朱子和前后思想家的关系有着细致的论述。此外，该书也关注了朱子之后的思想家，尤其是民国思想家对朱子的诠释。
  同样关注民国学者对朱子诠释的还有乐爱国教授，其“百年朱子学研究”一课题，就关注近百年来学者对朱子的诠释，近些年来乐教授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或探讨民国时期对朱子某个问题的探讨，如理气、理生气，或探讨某个人物对朱子的研究，如谢无量、牟宗三等。
  近些年，最为突出的朱子哲学研究，也最能体现朱子学“走向未来”特质的，则为用朱子学回应时代问题以及从朱子学出发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努力。
  朱子学中的很多资源，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依然有其意义，值得我们抽象地继承。特别是“理一分殊”这一命题，就可以被用来处理全球化时代普遍性与多元性、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黄俊杰教授有《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一文，认为“为了适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络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在21世纪各文化传统所蕴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对话的新时代中，求同存异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传统中华文化重视‘同’而忽视‘异’。古代儒家就非常强调‘同’的价值”，“就21世纪大中华文化圈及其与世界之互动而言，如何开发求‘同’而存‘异’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32］。
  陈来先生《“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及其意义》［33］一文则从“理—势”的构架分析全球化问题，他认为“水流无彼此，可以表示各文明与文化的共通之理，强调交流与共享；地势有西东，可表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价值差异性，尊重差异”，“‘理—势’分析的出现，既是为了强调人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更是为了强调人以及人的道德理想对历史的批判改造的功能。从前人们常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潮流就是势。势或历史潮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全然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引导的；但不顾历史大势，反势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则必然要失败。妥当的态度应当是‘理势兼顾’‘以理导势’，这是朱子学面对全球化的问题应采取的立场”。此外，陈来先生还有《朱子学的时代价值》［34］一文，专门从六个方面分析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陈来先生近些年对朱子学的关注从未间断。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上，陈来先生关注朱子对《四书》的阐释，同时还关注朱子的一体性思维。在其《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35］《朱子四德说续论》［36］两文中关注朱子对于“四德”的阐释，认为“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陈来先生还以其对朱子学的最新理解为基础，建构了其哲学体系，《仁学本体论》［37］正是陈来先生在这一方面贡献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开拓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仁学本体论》正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是中国哲学“接着讲”的当代典范，这样一部著作的出现具有其时代必然性。陈来先生能够创作出《仁学本体论》这样的著作，与其长久扎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尤其是对朱子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该书关注“仁”在中国思想当中历史的演进，尤其注意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对“仁”的阐释，吸收朱子以生生言仁、注重生气流行等特点，充分将传统的朱子哲学的思想要素转化为时代哲学。可以说，陈来先生的这一研究，为朱子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更加有助于利用朱子学的思想资源关注当下时代的发展、关注人类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