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哲学研究的推进与对原始文献材料的解读息息相关，相关文献的结集与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某些领域的发展。朱子学的稳步发展，与朱子学文献的整理关系也十分密切。经过多年的整理，朱子著作较为全面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为学者研究朱子学提供了有力支持。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历时十年整理编辑了《朱子全书》［3］及《朱子全书外编》［4］，基本上收录了朱熹所有的文献资料，并对相关逸文进行收集辨析，为学者研究朱子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除了对相关文献进行点校之外，《朱子著述宋刻集成》［5］等原始文献也影印出版，为学者探究朱子著述的原貌提供了方便。
  除了集中整理朱子著作，有关朱子单个著作的整理与出版成果也较为突出，这首先体现在对《朱子语类》的进一步研究与整理上关于《朱子语类》在研究朱子思想中的作用，历史上争议较大。朱子的弟子在《语类》最早整理出版后就有分歧，如黄榦就曾说过：“语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李心传则与黄榦的态度相反，认为朱子去世之后，如果学者审慎地使用《语类》的话，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他的思想。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清代，如王懋竑就认为《语类》中不可信的部分颇多，而同时代的朱止泉却极为重视《语类》。今天对于《语类》的作用，还有学者存在不同看法。但正如邓艾民先生指出的，如果能对《语类》分析应用，《语类》的价值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语录中有些晚年的思想，纠正他早期著作中某些意见，更可看出语录的价值。何况，语录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他的文集中有叙述简略甚至完全阙如的，语录的重要性就更明显”。［6］邓先生指出的“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理气”问题，《文集》等其他材料，在很多点上只有“孤证”，必须借助《语类》才能进一步研究。《语类》的意义不能否认，但《语类》的问题毕竟也很多，尤其是在后世传刻过程中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分析应用”《语类》，首先需要对《语类》的版本有细致的校勘。这一工作，可以说无论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朱子语类》还是华师大古籍所《朱子全书》本《朱子语类》，都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对《朱子语类》展开细致的文献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朱子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现存最早的《朱子语类》版本为日本九州大学所藏《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规模相当，分卷基本一致，仅卷一百零一、卷一百零三、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三十九与卷一百四十互有错杂。然而《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中却又有许多黎靖德本《朱子语类》中没有的重要内容，如《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有而黎靖德本《朱子语类》无的朱子语录，朝鲜古写本和黎靖德本都有、而朝鲜古写本更详细的朱子语录，还有淳祐十一年（1251）吕年为《徽州刊朱子语类》所作的序，以及宝祐二年（1254）魏克愚为《徽州刊朱子语类》再校正本所作的按语、跋等。”然而中华书局以及《朱子全书》点校本均未参考这一版本。胡秀娟博士的博士论文则关注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7］一书，该书通过对比《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辑录了大量朝鲜古写本有而黎靖德本无的《朱子语录》和朝鲜古写本详细而黎靖德本简略的《朱子语录》，还整理出朝鲜古写本和黎靖德本有所差异的字、词、句。于此前后，徐时仪、杨艳两位学者出版了《朱子语类汇校》［8］一书，以徽州本为底本，汇校成化本等诸本，将成化本无而底本有、底本有而成化本无，以及二本皆有而顺序不同者一一校出。朱杰人教授还在与胡秀娟博士合作，希望在版本校勘上更进一步，出版《〈朱子语类〉合刊本》，我们可以期待这一著作的问世。可以说，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徽州本与其他版本《朱子语类》的差异基本上已经呈现在今人面前，为对朱子思想进一步的哲学上的探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支持。
  除《朱子语类》在文献上的研究获得进展外，《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朱子晚年的学术重点之一就是编著《仪礼经传通解》，但朱子生前并未完成此书，其弟子黄榦续撰《丧礼》《祭礼》，但是《祭礼》仅写成草稿，杨复经数十年整理、编辑最终成书。经由杨复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在当时影响颇大，可惜后来失传，明清学者已不能得见。至清末陆心源复得此书，但藏本后归日本静嘉堂，静嘉堂非秘不示人，而一百年来未有学者前往阅读。桥本秀美和叶纯芳于静嘉堂阅读此书，历时三月抄写全书，并花费两年时间整理，最终出版了《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9］一书，使杨复所续编《祭礼》得以示人。不仅如此，二人后又影印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藏宋刻本《仪礼经传通解》，并用元明善本补全阙文，成《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10］一书，为进一步研究朱子礼学提供了版本依据。
  朱子礼学另一重要著作为《朱子家礼》，然而关于此书的真伪历代聚讼纷纭，至今还有学者怀疑此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出版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1］一书，一方面汇集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家礼》非伪，同时从朱熹弟子著作和后世藏书家藏书目录来理清《家礼》版本的发展演变，把《家礼》版本分为原稿本、宋刻本、元刻本，揭示《家礼》宋元版本系统；一方面把朱熹《家礼》放在朱熹家礼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演变历程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家礼》思想内容的考察，来阐释朱熹博采古今众家的礼学特点，并结合晚年的礼学著作和语录来探讨其礼学思想的变化发展。吴震先生以为，“本书研究在考证上有重要创获。我们知道，朱熹《家礼》自清代王懋竑提出‘伪作说’并得到《四库全书》编撰者的认同以来，几成‘定说’。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隐隐约约地表示怀疑《家礼》可能并非朱熹亲撰，如元代‘武林应氏’（经作者考证，即钱塘应本），但对此进行所谓严密考证的无疑是王懋竑。当然，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此‘伪作说’屡有质疑并提出了种种反驳，但是从文献考证上全面推翻王懋竑的‘伪作说’，认定《家礼》为朱熹亲作，唯有通过作者的本书研究才最终得以确立。因此，可以说作者的这项研究工作既具有颠覆性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研究结论使得《家礼》得以名至实归——重新归入朱熹名下，而且这一研究结论亦完全有可能成为此后学界可以信从的‘定说’”［12］。
  关于朱子后学的文献整理与出版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朱子后学继承朱子学术，对很多问题有重要的推进。但相比于对朱子本人的研究，对朱子后学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比阳明后学已经研究到四代五代的情况，这一点尤为明显。文献的匮乏是朱子后学研究薄弱的一项重要原因。南昌大学承担了“朱子门人后学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旨在推进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而文献整理则是这一项目要做的第一步，目前黄幹、辅广、饶鲁等朱子重要门人的资料辑佚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相信这一工程势必会推动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对朱子学相关哲学问题有进一步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