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刻影响着南宋以后的中国思想世界，对东亚世界产生了持续影响。近年来，“朱子学”一直是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朱子学的研究涉及哲学、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不断扩展。以中华朱子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下二级分会）和朱子学会（一级学会，挂靠厦门大学）作为支撑，关于朱子学的研究稳步推进，厦门大学国学院、上饶师院等学术机构还联合成立了“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朱子学会专门设立《朱子学年鉴》编委会［1］，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同时日韩欧美等学者对于朱子学也十分关注，有关朱子学的国际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朱子学的国际会议在全球各地召开，海外学者关于朱子学研究的著作也层出不穷，“朱子学研究的全球化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2］。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已有学者试图以朱子学为思想资源，尝试将朱子学与中国当下具体问题以及全球化问题结合，处理具体的时代问题；还有学者从朱子学出发，努力建构新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朱子学研究一方面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哲学界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一个典范，而另一方面，朱子学已经走向了未来，为新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具体总结和分析朱子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以及新的研究趋势。
  一、文献整理与出版
  中国哲学研究的推进与对原始文献材料的解读息息相关，相关文献的结集与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某些领域的发展。朱子学的稳步发展，与朱子学文献的整理关系也十分密切。经过多年的整理，朱子著作较为全面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为学者研究朱子学提供了有力支持。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历时十年整理编辑了《朱子全书》［3］及《朱子全书外编》［4］，基本上收录了朱熹所有的文献资料，并对相关逸文进行收集辨析，为学者研究朱子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除了对相关文献进行点校之外，《朱子著述宋刻集成》［5］等原始文献也影印出版，为学者探究朱子著述的原貌提供了方便。
  除了集中整理朱子著作，有关朱子单个著作的整理与出版成果也较为突出，这首先体现在对《朱子语类》的进一步研究与整理上关于《朱子语类》在研究朱子思想中的作用，历史上争议较大。朱子的弟子在《语类》最早整理出版后就有分歧，如黄榦就曾说过：“语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李心传则与黄榦的态度相反，认为朱子去世之后，如果学者审慎地使用《语类》的话，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他的思想。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清代，如王懋竑就认为《语类》中不可信的部分颇多，而同时代的朱止泉却极为重视《语类》。今天对于《语类》的作用，还有学者存在不同看法。但正如邓艾民先生指出的，如果能对《语类》分析应用，《语类》的价值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语录中有些晚年的思想，纠正他早期著作中某些意见，更可看出语录的价值。何况，语录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他的文集中有叙述简略甚至完全阙如的，语录的重要性就更明显”。［6］邓先生指出的“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理气”问题，《文集》等其他材料，在很多点上只有“孤证”，必须借助《语类》才能进一步研究。《语类》的意义不能否认，但《语类》的问题毕竟也很多，尤其是在后世传刻过程中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分析应用”《语类》，首先需要对《语类》的版本有细致的校勘。这一工作，可以说无论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朱子语类》还是华师大古籍所《朱子全书》本《朱子语类》，都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对《朱子语类》展开细致的文献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朱子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现存最早的《朱子语类》版本为日本九州大学所藏《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规模相当，分卷基本一致，仅卷一百零一、卷一百零三、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三十九与卷一百四十互有错杂。然而《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中却又有许多黎靖德本《朱子语类》中没有的重要内容，如《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有而黎靖德本《朱子语类》无的朱子语录，朝鲜古写本和黎靖德本都有、而朝鲜古写本更详细的朱子语录，还有淳祐十一年（1251）吕年为《徽州刊朱子语类》所作的序，以及宝祐二年（1254）魏克愚为《徽州刊朱子语类》再校正本所作的按语、跋等。”然而中华书局以及《朱子全书》点校本均未参考这一版本。胡秀娟博士的博士论文则关注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7］一书，该书通过对比《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辑录了大量朝鲜古写本有而黎靖德本无的《朱子语录》和朝鲜古写本详细而黎靖德本简略的《朱子语录》，还整理出朝鲜古写本和黎靖德本有所差异的字、词、句。于此前后，徐时仪、杨艳两位学者出版了《朱子语类汇校》［8］一书，以徽州本为底本，汇校成化本等诸本，将成化本无而底本有、底本有而成化本无，以及二本皆有而顺序不同者一一校出。朱杰人教授还在与胡秀娟博士合作，希望在版本校勘上更进一步，出版《〈朱子语类〉合刊本》，我们可以期待这一著作的问世。可以说，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徽州本与其他版本《朱子语类》的差异基本上已经呈现在今人面前，为对朱子思想进一步的哲学上的探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支持。
  除《朱子语类》在文献上的研究获得进展外，《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朱子晚年的学术重点之一就是编著《仪礼经传通解》，但朱子生前并未完成此书，其弟子黄榦续撰《丧礼》《祭礼》，但是《祭礼》仅写成草稿，杨复经数十年整理、编辑最终成书。经由杨复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在当时影响颇大，可惜后来失传，明清学者已不能得见。至清末陆心源复得此书，但藏本后归日本静嘉堂，静嘉堂非秘不示人，而一百年来未有学者前往阅读。桥本秀美和叶纯芳于静嘉堂阅读此书，历时三月抄写全书，并花费两年时间整理，最终出版了《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9］一书，使杨复所续编《祭礼》得以示人。不仅如此，二人后又影印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藏宋刻本《仪礼经传通解》，并用元明善本补全阙文，成《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10］一书，为进一步研究朱子礼学提供了版本依据。
  朱子礼学另一重要著作为《朱子家礼》，然而关于此书的真伪历代聚讼纷纭，至今还有学者怀疑此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出版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1］一书，一方面汇集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家礼》非伪，同时从朱熹弟子著作和后世藏书家藏书目录来理清《家礼》版本的发展演变，把《家礼》版本分为原稿本、宋刻本、元刻本，揭示《家礼》宋元版本系统；一方面把朱熹《家礼》放在朱熹家礼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演变历程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家礼》思想内容的考察，来阐释朱熹博采古今众家的礼学特点，并结合晚年的礼学著作和语录来探讨其礼学思想的变化发展。吴震先生以为，“本书研究在考证上有重要创获。我们知道，朱熹《家礼》自清代王懋竑提出‘伪作说’并得到《四库全书》编撰者的认同以来，几成‘定说’。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隐隐约约地表示怀疑《家礼》可能并非朱熹亲撰，如元代‘武林应氏’（经作者考证，即钱塘应本），但对此进行所谓严密考证的无疑是王懋竑。当然，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此‘伪作说’屡有质疑并提出了种种反驳，但是从文献考证上全面推翻王懋竑的‘伪作说’，认定《家礼》为朱熹亲作，唯有通过作者的本书研究才最终得以确立。因此，可以说作者的这项研究工作既具有颠覆性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研究结论使得《家礼》得以名至实归——重新归入朱熹名下，而且这一研究结论亦完全有可能成为此后学界可以信从的‘定说’”［12］。
  关于朱子后学的文献整理与出版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朱子后学继承朱子学术，对很多问题有重要的推进。但相比于对朱子本人的研究，对朱子后学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比阳明后学已经研究到四代五代的情况，这一点尤为明显。文献的匮乏是朱子后学研究薄弱的一项重要原因。南昌大学承担了“朱子门人后学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旨在推进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而文献整理则是这一项目要做的第一步，目前黄幹、辅广、饶鲁等朱子重要门人的资料辑佚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相信这一工程势必会推动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对朱子学相关哲学问题有进一步的推进。
  二、哲学问题的深入拓展
  在中国哲学界，朱子学的研究一直以来比较活跃，每一段时期都会有新的成果产生，关注的问题域也不断扩展。朱子学的研究首先与研究典范的确立关系密切。
  在大陆学界，冯友兰、张岱年等老一代学者都十分重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流行“范畴”研究，对理学相关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细致的分析，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和《朱子哲学研究》二书更是确立了朱子研究的典范。《朱子书信编年考》把朱子近两千封信做了一个时间的编排，特别有助于学者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朱子思想的演进，而《朱子哲学研究》则将其成果应用到具体的哲学分析上，并采取“概念分析法”系统地研究朱子哲学的基本范畴、概念与问题。陈来先生将朱子哲学总结为“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已发未发、心统性情、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主敬与涵养、格物穷理、道心人心、知行先后”等十个基本哲学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确立了方向。
  在港台学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等先生也都十分重视朱子学。牟宗三有《心体与性体》一书，将伊川与朱子视为一系，侧重于朱子对中和问题、心性情问题、理气问题、《仁说》问题的阐释，并从早中晚三期观察朱子思想的演进。牟宗三先生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港台学界对朱子哲学的一般看法，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牟派学者基本上沿着其基本理解对朱子哲学进行阐释。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则与牟宗三的朱子学研究不甚相同，他主要类集朱子思想言论，又按数十个条目分门别类，以钱穆先生自己的观点将朱子思想构造成一个体系。《朱子新学案》不仅涉及朱子哲学思想，还旁涉经学、史学、文学，全方面评述朱子与其他思想家或思想体系的关系，可以说是关于朱子研究一个较为全面的著作。
  海外朱子学开展较早，这以陈荣捷先生为代表，“1946年H.F.MacNair在柏克莱出版的英文《中国》一书中即有陈荣捷所写的‘新儒学’一章，这是战后西方叙述理学专篇之始，也是叙述朱子思想专篇之始”［113，之后陈先生发表了一系列与朱子学有关的论文。60～80岁之间，陈先生开始专注于朱子学研究，并将《近思录》（1967年）翻译成英文。陈荣捷先生的学术贡献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界关于朱子学的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一定时期内，中国与欧美的朱子学研究交流甚少，1982年陈荣捷先生在檀香山组织“国际朱熹会议”之后，大陆与其他区域的朱子学交流日益增多，最近数年则更加频繁，学者的研究能够集各方之长，诸多问题的研究实现突破，哲学问题的辨析度越来越深入，领域也由存有论逐步扩展到朱子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生态哲学等方向。下面，我们集中叙述近些年在朱子学哲学层面上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
  理气论是朱子哲学存有论最基础的命题。近年来，学者在相关问题上进一步细化。2011年，藤井伦明教授出版《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14］一书，围绕着“理”“诚”“知”“心”等概念，从朱子文本出发，详细考察朱子的思想结构。在作者看来，“朱熹思想世界之样貌，其显然并非一以外在‘静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建构出的思想；而是一以内在‘动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开展出的思想。也就是说，对朱熹而言，这世界的所有自然现象以及道德行为，原原本本系内在之‘理’活泼地发露、开展，而且朱熹思想的存在论、心性论、工夫论等，无一不是以此一动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建构出的”。这就与以往牟宗三先生将朱子的理理解为“只存有，不活动”的观点不同了。乔清举教授《论朱子的理气动静》［15］一文亦可以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观点的一种回应，文章区分形上之动静与形下之动静，认为朱子的理在形上层面还是“动”的，这种动与理的“兼”“有”“涵”“该贯”等说法有关，表现在理之主宰作用、理生气等层面，最终是理的自我实现。杨立华教授《体用与阴阳：朱子〈太极图说解〉的本体论建构》［16］则从《太极图说解》出发，诠释朱子思想中的理气关系，文章认为“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确立的本体论架构，是他的中岁定法，之后始终没有改变。太极是理，是体，而非用。朱子有时讲太极之体用，只是理论表述上的不得已。‘阳之动’对应的是用，而‘阴之静’对应的是体。朱子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立言角度的不同。‘体用一源’从理上说，理虽是形而上者，但其中已有万象；‘显微无间’从象上说，至著之象虽然是形而下者，但理即寓于其中。‘体立而后用行’，体非独立之体，体自有象；用则是体之发用，体在其中。义智为体、仁礼为用。太极作为理，‘不离于形’，也‘不囿于形’，太极有动静。理无造作，但理必有气，气自然能凝结创造；理无动静，但既有理，便有气、有象，便有动静”。这一论断突出了《太极图说解》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丁为祥教授《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朱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17］则专门讨论了朱子对气的论述，文章认为“从理气关系的角度看，气始终充当着一切存在之前提基础的作用；而从生物之具到人的生存基础，就是朱子哲学中的气在宇宙天道与人生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但无论是生物之具还是生存基础抑或是宇宙发展的力动之源，气既是作为所有存在之前提基础出现的，同时也代表着人所必须超越、驾驭与主宰的对象；而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则充分展现了从自然到天性这一人既生存其中，同时又不得不时时面对的世界”。文章揭示出的气在朱子思想中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鬼神观可以说是近些年朱子理气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吴震教授《鬼神以祭祀而言——关于朱子鬼神观的若干问题》［18］一文，从祭祀的角度考虑朱子的鬼神观，文章通过对朱熹“以气释鬼神”“鬼神以祭祀而言”的诠释方式以及“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等观点的深入探讨，指出对朱熹而言，鬼神问题主要是祭祀的问题而不是言说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而不是气学的问题。朱熹在鬼神问题上强调祭祀实践的重要性，这是朱熹宗教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朱熹对儒学鬼神论的一大理论贡献。冯兵教授《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19］也关注了朱子鬼神观与礼学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王文娟博士《朱熹论感应》［20］一文，则关注了感应与鬼神的关系，认为“祭祀中‘感应’之理的运用既反映了民众在世俗生活中的精神诉求，又体现出一种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感与归属感。此外，与感应相结合的劝善言论在具有政治和伦理双重导向的同时，也体现出不同于世俗功利导向的理性精神”。
  在心性论上，“人心道心”问题，“明德”问题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而朱子的仁学也逐渐成为这几年研究的一个重点。魏义霞博士《朱熹对仁的诠释》［21］一文，认为“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本体、道德、工夫三位一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赖尚清博士《朱子早期仁论思想研究》［22］以《延平答问》为中心，认为“李侗和朱子师弟子之间主要从理、心、未发与已发、理一分殊等方面展开对仁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到朱子早期仁论的特点以及之后仁论思想的各种萌芽”。此外，向世陵教授《“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23］则详细考察了朱子对“性”的论述，文章认为“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性即理’的构架不仅在说明人性即天理，同时也通过‘所谓理，性是也’的反向路径，使实理在实性的基础上真正得以落实”。吴震教授《朱子“心论”试析》［24］一文，则关注对朱子“心”的研究，认为“朱熹‘心论’的基本义有二：知觉义和主宰义。其‘心论’的基本立场是：不能承认‘心’为形上本体。由其“‘心’字只一个字母”以观，‘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存在，故其主宰义就不免落空；由其‘心是做工夫处’之命题来看，‘心’是工夫的对象而非工夫之主脑。总之，在朱熹哲学的系统中，‘心’不是本体论问题而是工：夫论问题”。
  工夫论是近些年朱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学者们从多角度关注这一问题。如吴震教授近些年持续关注朱子的工夫论，关注朱子对“敬”的论述（《敬只是此心自作主宰处——关于朱熹“敬论”的几个问题》［25］），以及“格物致知”等问题（《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26］），而《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27］一文则转换研究思路，“从朱熹亲身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来尝试式了解朱熹为何强调‘吾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这一十分醒目而前人未免有所忽略的重要观点”，“当我们将审视问题的角度转向政治文化层面，却发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在面对君主进行思想劝说之时，他们劝导君主实践的第一序工夫往往不是格物致知而恰恰是诚意正心，至于外在事功则可以随着正心诚意的完成而得以实现”。李承贵教授《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28］一文认为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是具有“理想性”的范畴，就是要求全面地“穷理”、全面地“普知”。朱熹观念中的“格物”与“致知”关系可以表述为：“格物”与“致知”的任务并不相同，但它们是一件事的两面，即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格物”是获得事物之“理”（知识）的过程，“致知”是将所获知识推演、应用的过程，“格物”是感性的、具体的、归纳的，“致知”是理性的、抽象的、演绎的、实践的，因而它们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一”。李敬峰、刘俊《朱子的格物致知：一种可能的科技理性》［29］一文则从更为现代的角度关注朱子的工夫问题，对格物致知“从诠释的转向、认知的指向和范式转换三个角度予以重新观照，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主观意愿指向人文伦理，而客观上却走向科技理性”。还须指出的是，这些年对朱子哲学很多问题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都和朱子的工夫论有关，比如杨祖汉教授所做朱子和康德的比较，前述吴震教授对“心”的研究，藤井伦明、乔清举等教授对理的诠释，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对朱子工夫论、道德哲学上“实践动力”来源的思考。
  除上述三个领域外，其他哲学问题也得到学者们的注意，比如张立文、谢晓东、陈壁生等教授就关注朱子的政治哲学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对朱子政治哲学加以论述。苏费翔教授则在“道统”问题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其《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30］重新检索唐代文献，发现在唐代就有了“道统”一词，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看法。
  朱子和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朱子与其前辈、同辈的关系研究，依旧被大家重视，与王阳明等之后的思想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讨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丁为祥教授《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31］一书，该书从发生学的视野出发，依据朱子文本与相关文献，在充分吸纳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扣朱子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展开对朱子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深入考察，尤其是该书上篇梳理了朱熹从出身、师承到学术性格及其思想谱系的形成，并通过朱熹与张栻、陆象山、吕祖谦、陈亮的理论论辩以及朱熹对《四书》的集注与具体探讨展现其思想体系，对朱子和前后思想家的关系有着细致的论述。此外，该书也关注了朱子之后的思想家，尤其是民国思想家对朱子的诠释。
  同样关注民国学者对朱子诠释的还有乐爱国教授，其“百年朱子学研究”一课题，就关注近百年来学者对朱子的诠释，近些年来乐教授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或探讨民国时期对朱子某个问题的探讨，如理气、理生气，或探讨某个人物对朱子的研究，如谢无量、牟宗三等。
  近些年，最为突出的朱子哲学研究，也最能体现朱子学“走向未来”特质的，则为用朱子学回应时代问题以及从朱子学出发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努力。
  朱子学中的很多资源，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依然有其意义，值得我们抽象地继承。特别是“理一分殊”这一命题，就可以被用来处理全球化时代普遍性与多元性、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黄俊杰教授有《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一文，认为“为了适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络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在21世纪各文化传统所蕴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对话的新时代中，求同存异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传统中华文化重视‘同’而忽视‘异’。古代儒家就非常强调‘同’的价值”，“就21世纪大中华文化圈及其与世界之互动而言，如何开发求‘同’而存‘异’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32］。
  陈来先生《“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及其意义》［33］一文则从“理—势”的构架分析全球化问题，他认为“水流无彼此，可以表示各文明与文化的共通之理，强调交流与共享；地势有西东，可表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价值差异性，尊重差异”，“‘理—势’分析的出现，既是为了强调人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更是为了强调人以及人的道德理想对历史的批判改造的功能。从前人们常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潮流就是势。势或历史潮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全然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引导的；但不顾历史大势，反势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则必然要失败。妥当的态度应当是‘理势兼顾’‘以理导势’，这是朱子学面对全球化的问题应采取的立场”。此外，陈来先生还有《朱子学的时代价值》［34］一文，专门从六个方面分析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陈来先生近些年对朱子学的关注从未间断。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上，陈来先生关注朱子对《四书》的阐释，同时还关注朱子的一体性思维。在其《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35］《朱子四德说续论》［36］两文中关注朱子对于“四德”的阐释，认为“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陈来先生还以其对朱子学的最新理解为基础，建构了其哲学体系，《仁学本体论》［37］正是陈来先生在这一方面贡献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开拓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仁学本体论》正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是中国哲学“接着讲”的当代典范，这样一部著作的出现具有其时代必然性。陈来先生能够创作出《仁学本体论》这样的著作，与其长久扎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尤其是对朱子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该书关注“仁”在中国思想当中历史的演进，尤其注意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对“仁”的阐释，吸收朱子以生生言仁、注重生气流行等特点，充分将传统的朱子哲学的思想要素转化为时代哲学。可以说，陈来先生的这一研究，为朱子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更加有助于利用朱子学的思想资源关注当下时代的发展、关注人类未来的走向。
  三、经学研究的升温
  朱子经学是中国经学史的重要一环，他继承汉唐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在根本气质上与之不同。朱子基本上遍著群经，对各经都有论述。其经学著作更是成为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清代考据学兴起，清儒虽然不同意朱子经学的阐释，但在研究上也绕不开朱子的经学著作。在以往的朱子学研究中，经学不是一个关注热点，而近些年，经学研究不断升温。
  朱子所著的《四书集注》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四书》学”因此是朱子经学研究中的重点。
  在《四书》与“五经”的关系上，陈壁生教授有《朱熹的〈四书〉与“五经”》［38］一文，他指出朱子“对《四书》的新解释，创造性地提出新的义理系统，其主旨在于求圣人之心，以提升个人道德；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改造‘经’的观念以及对五经的认识。汉唐经学求‘圣人之法’，朱熹把经视为‘圣人之心’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五经进行了内在化解读，将五经《四书》化。这样，五经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四书》总论方面，许家星教授有《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一文，指出朱子四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其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年（1177）《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顾宏义教授出版了《宋代〈四书〉文献论考》［40］一书，该书专为考辨两宋时期《四书》著述与相关文献而作。分为上下编，上编论及《四书》文献兴盛的社会背景、出版传播及其与程朱理学的发展等，下编则具体对宋代学人有关《四书》的著述进行逐人逐书的考证，廓清了有关《四书》记载的讹误和缺失。闫春则有“从朱子到朱子后学：元明清四书学研究（2014）”一课题，尝试将朱子及朱子后学四书义理的动态演进问题予以凸显。
  在《四书》各个文本的阐释上，《大学》的“格物致知”论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近些年依旧如此，前述上海学者对朱子工夫论重视即是一例。此外如杨祖汉教授《西方认识论还是儒家工夫说——谁误读了“格物致知”？》［41］一文，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角度揭示朱子“格物致知”的含义，现代学人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逻辑体系是“误读”了朱熹。在朱熹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而是关于如何实现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的作用被研究者夸大了，如乐爱国教授就重视朱子的《中庸》诠释。乐爱国教授有《朱子〈中庸章句〉论“诚”及其与“三达德”“五达道”的关系》［42］，从“诚”出发，尝试系统分析朱子的《中庸》解释；又有《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43］，关注朱子思想背后的生态观；又有《“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44］一文，认为朱子思想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近些年，乐爱国教授特别强调《中庸》在朱子思想结构中的地位。此外，围绕朱子《四书》具体章句的义理分析的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本文不一一列举。
  在“《尚书》学”研究方面，陈来先生有《“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45］一文，指出“在经典的诠释上，朱子对‘极’的解释最早为中年时代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在朱陆太极之辩中朱子承继和发展了其关于‘极’的理解，形成一套有关‘极’的理论，并在讨论太极之义时论及皇极之义。在朱陆太极之辩后不久所作的《皇极辨》之中，朱熹把这一套理解运用于皇极说作为一种基础，又以君主正身修身的儒家表率说把‘建用皇极’的意义具体化，形成朱子学的皇极说。皇极说既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陈先生将朱子对经典的诠释及其义理阐发之间的关系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此外，陈良中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朱子〈尚书〉学研究》［46］一书，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宋代《尚书》学背景下的朱子《尚书》学，尤其是其理学诠释特色，考察了朱子对《尚书》阐释的历史，以及解经方法和价值取向，并关注朱子阐释与蔡沈《书集传》的关系，考察了朱子《尚书》学的影响。
  礼学则是朱子经学研究这几年来特别突出的一个面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朱子的礼学，尤其注意探讨“礼与理”的关系。如冯兵教授《“理”“礼”会通，承扬道统》［47］一文，认为朱子“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辩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殷慧、张卓合写的《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48］一文，则从朱子的《大学》诠释出发，认为“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两文一从朱子的思想系统出发，一从朱子的经典诠释出发，代表了理解“礼”与“理”关系的两个向度。
  张凯作博士《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49］一文着重论述朱子以“理”出发的“礼”学和前代礼学的继承关系，在她看来，“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朱子对古代礼教的最主要的传承即在于他对个人心性修养之学的发扬”。
  与哲学上的鬼神问题直接相关，有学者关注朱子对于祭礼的讨论，尤其是其理学思想与儒家传统祭礼之间的张力。如殷慧教授《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50］即认为，“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在《孝经》学方面，唐文明教授有《朱子〈孝经刊误〉析论》［51］一文，他认为“《孝经刊误》表达了朱子试图将《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不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陈壁生教授《〈孝经〉学史》［52］一书第六章第一节也专门讨论了朱子的《孝经》诠释。
  《易》学一直以来是朱子经学阐释的另一重镇，尤其是围绕着《周易》展开的义理诠释，以往对朱子《易学》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则不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朱子象数易学研究得不是太多，陈睿超博士《略论朱子之先天〈横图〉》［53］则特别关注这点，文章认为“朱子在虽在易学研究方面对北宋邵雍的先天易学推崇有加，但处于其对先天学理解之核心的先天《横图》却并非对邵雍原旨的忠实继承。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横图》中两仪、四象、八卦的名称与邵雍《观物内篇》所述不同；第二，《横图》八卦卦序与《观物内篇》所述不符；第三，《横图》变换为《圆图》的过程有涉安排，不够自然；第四，依《横图》卦序对《圆图》顺逆方向的解释与邵雍本意有异。朱子对邵雍的先天学并非完全继述，而有自己的改造与发挥，不加区分地以朱子之《横图》解释邵雍易学思想的做法是不够严谨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朱子经学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但还是有一些不足。如《仪礼经传通解》仅在文献上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而对其义理阐发则远远不够。在《诗经》学方面，学者们主要侧重在对《诗集传》赋比兴等手法的研究以及朱子诗论与其他人的比较上，相关哲学义理性阐发则很有限。朱子虽然未注《春秋》，但其有《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传世，并对东亚产生重要影响，而关于该书也缺乏文献、义理的进一步关注。
  四、大陆以外的朱子学研究
  （一）港台
  长久以来，牟宗三关于朱子学的论断在港台占有一定的统治地位。而近些年来，港台朱子学的发展，则与对牟宗三相关观点的反思有密切关系。牟宗三从康德哲学出发，认为陆王哲学是自律道德，而朱子学是他律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陆王高于朱子。牟先生的一些弟子，观点已经开始与其不同。在2009年，杨祖汉教授发表了《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一文，认为朱熹之言敬是由敬“契入本心”，而恭敬亦是“道德心本有之内容”［54］，从朱子的“敬”出发，就不会认为朱子的思想是他律。2014年12月4～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次“朱熹与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杨祖汉教授发表《朱子与康德敬论的比较》一文，顺承上文思路，认为朱子学说虽不讲心即理，但心可以知理，心依旧能够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不必像牟先生所讲，只有心即理才能提供道德实践动力。我们可以看到，杨祖汉教授已经极大修正了牟宗三先生的论断。但我们依旧可以指出，杨祖汉教授的观点依旧在牟先生的框架当中，只不过将牟先生所认之他律修正为自律而已。
  与杨祖汉教授不同，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杜保瑞教授则对牟宗三先生的理解做了更大的反思，以其对中国哲学的结构性解读重新阐释朱子学。杜保瑞教授最近一系列论文均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认为牟先生没有区分清楚朱子的论述到底是讨论存有论、宇宙论、工夫论，还是境界论，以至于混淆了朱子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对朱子思想做出了错误解读。例如杜教授在《对牟宗三诠释朱熹心性情理气论的方法论反思》［55］一文中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理》中的一些结论性论述，认为牟先生借明道、濂溪讲神体，朱熹之解释虽符合明道、濂溪之义，却与朱熹一向的不活动的理、神说不合，这反而是牟先生割裂存有论和本体宇宙论及本体工夫论的错误诠释；牟先生讲朱熹的心性情说，以为朱熹讲心者气之灵爽，就是连着阴阳气化的人存有处讲，不能超越至圣境，这还是把存有论当成不活动的工夫论讲的错置，于是对朱熹做了有道德性减杀、无创生义和不能由体及用的批评。杜保瑞教授的研究代表了港台朱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方向值得大陆学者注意，对于杜教授的观点似乎可以在学界展开进一步讨论，一是杜教授对牟宗三之评价是否符合牟宗三本身的理解，二是其对朱子的结构性诠释是否符合朱子思想本身的逻辑。杜保瑞教授的研究揭示的面向具有很强的哲学史意义。
  与反思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解释相关的则是唐君毅研究路向的重新得到重视。在2014年香港会议上，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教授发表《比论唐君毅、牟宗三对朱子哲学的诠释》一文，强调新儒家中另一重要人物唐君毅对朱子研究的意义，其朱子哲学诠释虽散见于《中国哲学原论》之《原教篇》《导论篇》《原性篇》及《原道篇（卷三）》等书中，论述之集中程度及篇幅或不及牟宗三，“然其中一些闪烁的洞见，则隐然提示了一套足可与牟氏解读相抗手的诠释体系”，他认为“通过比论唐、牟对朱子哲学的不同看法，来将唐氏提示的诠释体系做一初步的梳理、发挥与建构”。也就是说，即使在新儒家内部，也不仅有牟宗三一种思路可供选择，还有别的路向可作为研究朱子学的重要资源。
  当然在港台学者内部，依旧日有学者坚持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相关诠释，这方面主要以李明辉教授和李瑞全教授为代表。
  港台学者对于朱子的研究也还有别的路向打开。比如说陈荣开教授就关注朱子的经典诠释，尤其是朱子对于《中庸》的阐释，细致分析朱子每章的注解。更值得注意的则是黄俊杰教授组织主持的“东亚儒学的新视野”这一项目下有关朱子学的研究。该项目将儒学放置于东亚文明的演进发展当中予以关注，黄俊杰教授以为，“近七百年来东亚各地儒者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绕开朱子”，朱子可以说是东亚儒学展开的重要人物，但是东亚儒学的发展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却不能将中国视为中心，应该“去中心化”。这点也提醒我们注意，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前现代东亚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地位究竟如何？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以及今日所谓“去中心化”可能导致的思想后果。大陆学者似乎应该以新的视角解释清楚朱子学在东亚历史上的实际地位。
  （二）日韩
  东亚儒学圈的展开，主要是以朱子学为核心，朱子学早在前现代时期就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东亚，深刻影响着日本与韩国的政治文化，朱子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日韩思想史内在的问题，而不是异己的文化传统。
  1．韩国朱子学研究
  历史上韩国朱子学主要以三大论辩为主，即四端七情论辩、湖洛论辩、心说论辩，朱子学的内在逻辑问题在韩国以独特的形式展开、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李退溪、李栗谷、宋时烈等一大批朱子学者，韩国朱子学的论辩基本上在这些思想间之间展开。韩国还有专门的退溪学会、栗谷学会，专门推动相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而近些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对这些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展开。
  关于栗谷学派，李基镛在《栗谷学派的理气论》一文中，把《栗谷全书》中的理气关系整理为以下几种说法：一、有从理而发者（竖说）：有从气而发者（横说）；二、就理上求气（竖说）：就气上求理（横说）；三、推本之论（竖说）：沿流之论（横说）；四、推本其所以然或极本穷源（竖说）：于物上观或以物上观（横说）；五、因有形之物，而可见其理之费处也（竖说）：以复卦言之，则一阳未生之前，积分之气，虽在于地中，而便是难看处也（横说）。这说明了理气之不相离和不相杂的关系，也就是栗谷所谓的“理气之妙”。［56
  《朝鲜朝“朱子学”——理气心性论在韩国儒学中的发展趋势》一文，以“朱子学的理同”“栗谷学的理通”“洛学的性同”“北学派的人物均论”为中心，讨论了栗谷的“理通气局论”与湖洛论争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进而探讨了以“人物性同异论证”为中心建立的洛论界思想基础、洛学和北学的思想背景以及韩国近代韩国思想史的哲学基础和其趋势。
  四端七情之辩一直以来是韩国朱子学研究的重点，也为中国学者熟知，很多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研究成果最多。关于退溪学派，韩国学者还是比较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阐发。郑相峰在《退溪对朱子哲学的理解与其特色》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退溪说过的“理之动静”“理发”“理到”的思想。［57］崔英辰教授的《关于退溪四七理气互发论之渊源的考察——以洪治的〈心学章句集注大全〉为主》一文，认为“在韩国一般学术界里，洪治与退溪的思想传承几乎不被重视，是因为洪治之著作因当时的政治士祸而消失，并且他的著作依然有后代之伪作的嫌疑。崔英成主张学者把洪治的《心学》看作伪书是没有根据的，当今学者应当以更严密和理性的态度再分析《心学》的真伪问题和意义内涵”。［58］此外，韩国学者还重点关注退溪与其辩论对手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如崔英辰教授《退溪与高峰四端七情论辩中“四端无不善”和“四端有善恶”的冲突》一文就关注了退溪与奇高峰的辩论。诸如此类文章，一直是这些年韩国儒学的研究重点。
  心说论辩和湖洛论辩在之前一段时间并不被学者重视，研究得也不是太多，而这些年研究则逐渐升温。韩国的栗谷学会在2013年6月召开了“人的本性与心的根本”学术大会，学者们综合探讨了从栗谷以来形成的“湖洛论争”的主要概念及哲学含义。在2015年厦门召开的“百年东亚朱子学学术研讨会”上，宣炳三先生专门提交《洛湖论辩研究成果及展望》一文，指出21世纪以来关于洛湖论辩思想渊源的研究成果大幅增加，课题更加丰富，比较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崔英辰教授则提交《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状及展望》一文，指出韩国朱子学者试图用理气论的概念来定义人类的心性，韩国朱子学的三大论争是始于对心性情理气论的规定，而相关比较研究，尤其是中日韩关于相关问题的比较性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一点也值得中国学者注意，尤其是如何在和韩国朱子学的对比中理解朱子思想的意义以及中国朱子学的走向问题。
  此外，韩国学者还对其他哲学问题有密切关注，比如关注退溪的教育思想，关注栗谷的经世思想，如栗谷学会特别重视推广栗谷的蒙学著作《击蒙要诀》并加强与中国思想界沟通来共同研究这一蒙学著作的时代意义。
  2．日本朱子学研究
  早在13世纪初期，朱子学就已经传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朱子学在日本开始兴盛，涌现出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等一批思想家。传统的日本朱子学研究侧重于对朱子学文献的阐释，并借由文献的解释阐发义理，关注“理气心性”等问题。而战后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则侧重于文献研究，思想研究的成果远较文献研究的成果要少，这些年情况更为明显，日本学者“形而下”的取向越来越明显，而较少关注以“理气心性”等问题为核心的“形而上”向度，这与日本近代以降重新构造其东亚叙事有密切的关系。591
  日本学者擅长考证工夫，这点历来被学者重视。近年来这方面成果也较多，前述吾妻重二先生对《朱子家礼》的考辨就是一例。此外，鹤成久章有《〈四书纂疏〉所引の朱子学文献について:〈朱子语录〉を中心に》（《〈四书纂疏〉引用的朱子学文献：以〈朱子语录〉为中心》，2014）一文，考察了《四书纂疏》的成书年代以及《纂疏》所收朱熹及其后学13人文献的情况，特别注意《四书纂疏》所引《朱子语类》，指出了数量在2000条以上的《四书纂疏》所引朱子的语录的一些特征，发现《四书纂疏》所用语录与传世文献的一些差异。2014年儿玉宪明作《朱熹律吕新书序注解》一文，对朱子《律吕新书序》做校勘、日译和注释。日本学者对朱子学涉及的语言学等问题，尤其是与日语相异的语言问题，也有较多的关注。
  在义理学方面，木下铁矢于2013年出版《朱子学》一书，可以说是义理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作者不赞成把朱子理解成二元论者，认为朱子力图打破理气、阴阳等二元对立，“心”的阐释可以说是朱子突破二元对立的枢纽。此外，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关注对朱子鬼神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在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上十分突出。牛尾弘孝先生在2010年曾写书评，专门回顾了日本学者对鬼神问题的相关讨论，2013年又专门作《朱熹的鬼神论的构造》一文，从“理生气”与“屈伸”两个层次，阐释朱子的鬼神观，并对祭祀问题加以讨论。
  在日本朱子学方面，土田健次郎教授2014年出版的《江户的朱子学》一书可以说是近些年研究的代表。该书详细讨论了朱子学本身，以及朱子学进入日本思想史之后的问题与演进，认为日本思想史学者对朱子学理解不深，没有把握朱子学的特质，没有看到朱子学在理气论构架下做出的哲学贡献。该书还讨论了朱子思想与日本本土思想的关系，诸如“敬”与“神道”，认为朱子学已经进入到日本的“日常”当中，并从这一思路出发，详细讨论了日本反朱子学者，如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理解与批判。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吾妻重二先生以“文化交涉学”的视角关注东亚朱子学的相关问题，勾勒了东亚儒学和东亚朱子学的多个侧面，关注“以儒教为中心的知的世界”。在吾妻重二先生看来，“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进而言之，也无妨称其自身拥有着一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广度。因而，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朱子学”。吾妻先生强调文化是在不同地域之间不断流动的，他本人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下诠释朱子学跨地域的文化特质。
  3．欧美
  欧美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亮点，其研究，既有针对朱子学本身的讨论研究，又有引入比较哲学的视角、进行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
  英美汉学界对朱子的研究较为偏重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艾周思出版《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60］一书，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探讨朱子对周敦颐思想的发展，并对主要文献进行了翻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田浩教授可以说是美国朱子学界的代表，之前就有关于朱子和陈亮的两本专著问世。2011年田浩教授出版了《旁观朱子学》［61］一书，收录多篇其观察朱子以及南宋思想的文章。同时，田浩教授还关注朱子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对朱子学的一些当代实践进行了思考，与其女儿田梅一起写成《礼之殊途：〈朱子家礼〉现代化与恢复古礼的践行——以当代儒家婚礼为视角的分析》一文。他还与殷慧合著《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62］一文，关注朱子思想中“礼”和“理”的关系。田浩教授对朱子学的关注可谓是多方面的。在他的推动下，2012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召开了朱熹经学研讨会。此外白朗诗教授的《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的比较研究》［63］一书于2011年翻译成中文，该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怀特海、朱熹和南乐山那里会有创造性这一观念，以及为什么对于比较过程思想来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法国，值得关注的是戴鹤白教授专门将《戊申封事》翻译为法文［64，并写专文对朱子的封事进行讨论（《论朱熹的〈庚子应召封事〉和〈辛丑延和奏札〉》，2012年）。2012年杜杰庸、戴鹤白还合译了朱子和陆九渊的通信《太极之辩》。
  德语学界则更多地关注朱子本身的哲学问题。前文提到的苏费翔教授就是德语学界研究朱子的一个新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研究了朱子的道统观，还关注朱子弟子之间的争论（《〈近思录〉〈四子〉之阶梯——陈淳与黄榦争论读书次序》，2012年），近些年还特别注意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朱子思想。苏费翔等人还一同将《朱子家训》翻译为德文（2011年）。2015年7月特里尔大学专门和华东师范大学一起主办了“朱熹与他的革新：创新、社会改革与认识论”会议，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大陆研究朱子和宋明理学的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朱子学的相关问题。
  此外，澳洲学者梅约翰主编了《理学家哲学的“道”的指南》（2010年），收录了不少关于朱子研究的成果。
  有关朱子学的研究不只以上这些内容，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注意。比如说余英时教授出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之后，学者们陆续开始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朱子学进行相关研究。此外，朱子学的世俗化进程也拓展了朱子学的当代面向，使朱子学的当代境况不同于其他中国传统哲学。自2005年开始，世界朱氏联合会与闽北朱氏宗亲会联合中国、欧美等高校，组织学者和青年学生开展“朱子之路”活动，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促进当代青年对朱子进一步了解。在世俗化方面朱杰人教授“朱子家礼之婚礼的现代实验”特别值得关注，他以实际的操作探讨求证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朱子学的世俗化努力已经使朱子学走出了纯粹的书斋式的研究，促使朱子学以及儒学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以上简要总结了2011年以来朱子学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朱子学的研究在各个领域稳步推进，朱子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属于当下的，也是属于未来的，朱子学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朱子学的研究为中国哲学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