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6年美国有关朱熹的研究成果似乎较过去数年有所逊色。尽管如此，其中亦有可兹报告者。根据笔者所收集到的文章，本文将简述美国学者对于朱熹的研究，或是在美国出版的有关朱熹的研究。
  首先介绍田浩教授（Hoyt Cleveland Tillman)2016年一年的研究。笔者于2016年曾提到田浩教授曾在2015年11月到台湾政治大学做演讲，其中两场的主题都与朱子学有关。（第二场《朱熹“淫祠”祈雨文的分析及其深义》的内容与田浩教授和陈曦教授的文章重复）［1 ］讲座完结后不久，政治大学便将有关讲座内容制作成书。［2］由于笔者在2016年的报告中只十分简略地提及有关讲座的主题，故这里将对最后讲座的内容——《朱熹对“夷”的看法及其价值观的普世意义》做更详细的描述。
  田浩教授这次演讲的内容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先对宋代道学家有关华夷之别的问题进行分析。他以2014年杨劭允博士撰写的博士论文为中心展关讨论。［3］田浩教授指出，杨劭允的论文主要批评了列文森（JosephLevenson）和他对于道学群体有关夷狄的观点。根据田浩教授的说法，杨氏认为他们太着重以“文化”来说明当时的华夷之辩。但是，杨氏认为宋人是将夷狄视为一种“不道德的、在思想上属于异端的以及不合乎礼仪的状态。”［4］田浩教授却认为杨劭允博士是以当代对于文化的标准来理解宋人的。事实上，根据田浩教授的解释，杨劭允博士上述所提到的三个标准正是朱熹和其他宋代人对于“文化”的理解。［5］由杨劭允博士的论文，田浩教授将演讲的重心转到对当代中国有关普世价值发展的讨论上。田浩教授以《朱子家训》在21世纪的发展为例，说明了中国对于普世价值态度的转变。他认为在21世纪之初，中国政府留下空间予人讨论《朱子家训》对中国国家建设的好处和普世意义。但是自2012年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国内开始对普世价值进行批评。宣扬普世价值变得困难，因为国内学者认为普世价值便是欧美价值。田浩教授认为如有文化自信，不必怕讨论普世价值，因为它必然会受到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学者在面对普世价值的问题时，应保持开放性，并包容各种文化。田浩教授向来都十分关注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影响。他在2016年12月曾到香港进行两场名为“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活动。第一场演讲的题目便是《在应对危机中不断发展单一行政权力：“9·11”之后一个美国人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皇权》。由于讲座主题与朱子学的研究关系不大，故这里不再详述。但从中我们亦可看出田浩教授的学术旨趣。
  顺带一提，田浩教授于2012年与德国学者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合撰的专著《宋金元代文化权威与政治文化》（CulturalA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inChina:Exploring Lssues withthe Zhongyongand the Daotong during the Song,Jinand YuanDynasties）现正筹备翻译成中文版，有进一步消息将会在未来向各位报告。
  除了田浩教授的研究外，美国著名的学术期刊《东西哲学》（PhilosophyoEastandWest）刊登了郑淑红教授一篇名为《朱熹与埃克哈特大师的智慧和意志》（LntellectandWillinZhuXi and MeisterEckhart）的文章。［6］虽然论文作者现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由于论文发表于美国的期刊之中，故笔者在撰写这份报告时决定一并收录，供有兴趣的学者参考。郑教授的论文指出在新儒家中出现了两个门派，分别是理学和心学。同样的，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亦有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道明会（Dominican）。作者因此认为比较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与作为道明会一员的埃克哈特大师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解远东和西方拉丁世界思想发展的分别的门钥。根据郑氏的分析，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人的智慧（知）往往具有最关键的作用，它一方面决定人的行为，同一时间比人的意志更为重要。有趣的是，朱熹在讨论“知”时往往是提及它的作用，而不是用它来从生理上定义人类。换言之，朱熹本人的思想与儒家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的传统是相符合的。作者认为，朱熹的目的是要突出儒家的价值并以此在三个方面：个人精神自觉（personal spiritual awareness）、社会责任（socialaccountability）以及超验的重要性（transcendent signiffcance）压倒道教和佛教在当时的影响，并因此而提到他对“理”的解释，即宇宙的本源与永恒的真理。必须申明的是，尽管朱熹认为“理”的重要性是超验的，但他不认为“理”存在于一个与现实世界分割的空间之中。同时，朱熹对于人的“知”的重视并不代表他据此认为人类的价值比其他生物高。他之所以强调“知”，是因为它可作为儒家自我修养的出发点。作者因此认为，朱熹有关“知”的论述只是为儒家的自我修养提供一个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基础。
  另外，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亦出版了一部由David Edward Jones与HeJinli合编，并收录中西学界有关朱子学研究的论文集，名为《回到朱熹：太极所呈现的模式》（Returning to ZhuXi：EmergingPatterns withinthe SupremePolarity）。［7］这部论文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对朱熹的诠释”（Interpreting with Zhu Xi）共收入四篇论文，分别为张立文的《朱熹的形而上学》（ZhuXi'S Metaphysics）、艾周思（Joseph A.Adler）的《论〈太极〉的翻译》（OnTranslatingTaiji）、陈来的《〈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儒家思想》（ZhuXi'j ConfucianThoughts onth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the Zhongyong）及金永植的《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的事物：对儒家学说界线所作的定义与扩充》（ZhuXi onScientificand Occult Subjects:Definingand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ofConfucianLearning）。第二部分为“通过朱熹而思”（Thinking through ZhuXi），其中收入了三篇论文。分别是Kirill O.Thompson的《朱熹思想中的对立与互补》（Oppositionand Complementarity inZhuXi's THought）、刘述先的《论朱熹心灵世界的建构》（Onthe FormationofZhuXi’s SpiritualWorld）和EihoBaba的《理作为气的呈现方式：一个非还原性的诠释》（Lias Emergent PatternsofQi：ANonreductiveLnterpretation）。第三部分“应用朱熹的思想”（ApplyingZhu Xi）则共有五篇论文。它们分别是John Berthrong的《波士顿的道学：现代对朱熹哲学思想的转化》（BostonDaoxue：AModernTranspositionoZhuXi'sPhilosophicalVision）、Stephen C.Angle的《朱熹的道德伦理与胡果·格老秀斯的挑战》（ZhuXi＇s Virtue Ethicsand the GrotianChallenge）、蒙培元的《如何统一所以然与所当然？一个对朱子著作的解释》（How to UniteIsand Ought：AnExplanationRegarding theWorkofMa　ster Zhu）、Kwong-loi Shun的《论愤怒：儒家的道德心理学》（OnAnger：AnEssay onConfucian MoralPsychology）以及彭国翔的《心理与肉体的修炼：朱子读书法在宗教上的意义》（SpiritualandBodily Exercise：The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ZhuXi's Reading Methods）。据编者所言，朱熹作为一位“集大成”者，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部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正是希望在西方哲学世界的想象底下探讨朱熹别树一帜的思想。
  在学位论文方面，Wong Pui Fong博士在2016年以《从独处到走进群体：新儒家在自我转化的问题上对归心祈祷的运用》（FromSolitude to Solidarity：ANeo-ConfucianAppropriationofCentering Prayer intheTranSformationofSelf）一文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神学院得到博士学位。8］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汤玛斯·基廷（Thomas Keating）有关归心祈祷的学说如何为朱熹有关静坐的学说和宇宙论所支持与扩充。她认为朱熹有关宇宙论的三个概念：气与理作为宇宙的两个基本单位；动与静是宇宙运行的方式；以及两极与中庸是维持宇宙和平与创造的基本法则启发了人们对于基督教的人论（Christian anthropology）与沉思的研究。基于Sandra Schneiders与Francis Clooney有关比较神学的理论，作者认为朱熹所提倡的“静坐”这门工夫是必需的，因为人可以通过静与终极的道产生联系。通过近代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作者认为Mindfulness（笔者并未能为这个名词提供一个准确的翻译，为免误导读者，故选择只引用英文原文）在西方社会渐渐成为达到幸福的途径。这亦间接为朱熹与汤玛斯·基廷的学说提供证据。作者期望，她这篇论文能令学界对基督教中沉思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