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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村和史：《継承と刷新:宋代詩経学の理念と方法》，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第九号，2016年3月。［9］
  种村和史氏长期致力于宋代《诗经》学的研究，本《年鉴》也曾多次对其研究加以介绍。本文是种村氏对自己历年发表的21篇研究论文的总结性论述。
  作者的具体考察和论证，请直接参考该文末尾所附目录揭载的论文。在此仅介绍作者关于《诗经》学研究的整体观点。
  在本论开头，作者概述了自己迄今为止研究宋代《诗经》学的目的所在。
  一直以来，笔者都以阐明如下问题为目标开展研究：宋代《诗经》学者继承了前代《诗经》学的哪些方面，又出现哪些新变，与此同时，他们是如何建立自身解释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又是由怎样的学问理念作为支撑，在中国古代《诗经》学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
  种村氏对自己的研究目的做了如上说明，该文主要讨论以下三点。（与下述三章对应）
  （1）经过对代表性的《诗经》注释书的分析确定宋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其与各时代《诗经》学的关系。
  （2）作为《诗经》解释方法论基础的认识。
  （3）儒学的道德观及时代状况在《诗经》解释中的反映。
  在第一章《刷新が内包する継承、継承から生まれ出る刷新》中，种村氏总结了自己对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程颐《诗说》等北宋《诗经》学代表性著作的研究。
  首先，种村氏指出，这些著作都受到《毛诗正义》影响，并且相当重要。比如欧阳修《诗本义》经说的确立，《毛诗正义》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关于《诗经》的比喻，欧阳修认为“古之诗人取物比兴，但取其一义以喻意尔”（《诗本义》卷二《鹊巢》）、“诗人引类比物、长于譬喻”（《诗本义》卷五《破斧》）［110种村氏认为，这两点分别是在《毛诗正义》“兴者，取于一象”（《国风·周南·兔罝》），“兴必以类”（《国风·召南·击鼓》）之说的基础上加以展开的。作者更认为，欧阳修对《毛诗正义》中仅仅针对个别的解释加以融会贯通，扩大到《诗经》整体的解释中。此外，认为朱子的“淫诗说”导源于欧阳修的“准淫诗说”，而欧阳修的“准淫诗说”实际上在《毛诗正义》已有先例。过去单纯强调《毛诗正义》是宋代学者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而作者提示我们《毛诗正义》也为宋代学者的解释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可以说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其次，在第二章《宋代詩経学の解釈理念と方法》中，种村氏提出以下三个术语突显宋代《诗经》学的特征。
  一是“泛论”“泛言”。将诗篇的一部分，解释为体现了全诗的整体意义或者普遍教训的内容，以“泛论”“泛言”解之。这样的方法不见于《毛诗正义》，而见于欧阳修的《诗本义》，此后在其他注释书中也有所体现。
  二是“假设”“设言”。认为诗篇的一部分，并非如实记录事实，而是诗作者的虚构，以“假设”“设言”解之。这类方法不见于毛传、郑笺，而见于《毛诗正义》。朱子《诗集传》中有所使用，此后学者也经常使用。
  三是“思古伤今”“陈古刺今”。这类概念本身已出现于《诗序》，自然毛传、郑笺、《毛诗正义》也继承了这一解释角度。宋代解释的特色是，譬如王安石认为，诗中歌咏勾起对古代回忆的现在的部分，和歌咏想象的古代的部分两个不同的时间层同时存在。
  通过以上的考察，种村氏指出，宋代《诗经》学者的解释立足于这一前提：诗作者秉持明确的意识，综合虚构和现实、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维度、层次的事件，加以组织创作。
  在第三章解釈における道徳的•政治的意図と文学的意図との不可分性》中，作者指出宋代《诗经》解释中强烈反映了当时形成的道德价值观。比如，对于生逢乱世深陷不幸生活中的民众离开父母之邦移居他国的行为，汉唐《诗经》学采取有条件地认可的解释。但是在宋代，这些行为都是忌讳，因而尽量不将有关诗句解读为离开父母之邦移居他国。这是被周边强大的异民族国家所包围的宋朝的历史状况所需要的伦理观，在《诗经》解释上的反映。另外，宋朝的《诗经》解释，有排除讽刺前代君主行为——“追刺”的倾向。这一倾向反映了在宋代自由批判政治受到限制的事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种村氏认为，宋代《诗经》学根本上共通的学问倾向，一言以蔽之，是将阐明诗篇的构造和追究其逻辑性融合为一。
  目前为止的宋代《诗经》学研究，重在阐明个别著作的特色。种村氏的研究，则是在考察各书特性的基础上，将这些特性作为理解宋代《诗经》学整体的指标，通过分析这些指标，以期勾勒宋代《诗经》学共通的特征，明确宋代《诗经》学的特色和倾向。
  2．吾妻重二：《〈家礼〉の和刻本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9号，2016年3月。［11］
  《朱子家礼》作为士庶人家举行冠、婚、丧、祭之礼的指南，在东亚世界有着广泛影响。日本江户时代也出版了大量的和刻本，其影响可见一斑。吾妻氏在本文中，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日本现存的和刻《朱子家礼》诸本做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根据吾妻氏的调查，《朱子家礼》的和刻本至少有以下四种：浅见䌹斋点《家礼》五卷、图一卷，《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小出永安点《新刻性理大全》家礼部分四卷，《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家礼部分二卷。该文以前三种和刻本为对象，讨论了各自的成立、特色及所据底本。以下略述吾妻氏此文的要点。
  （1）浅见䌹斋点《家礼》五卷［12］
  作者指出，《朱子家礼》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1）周复五卷本系统有：宋版、公善堂覆宋本、明版、《四库全书》本、郭嵩涛本；2）《性理大全》系统有：纂图互注本、《朱子成书》本、《性理大全》本、和刻本。浅见䌹斋校点本（和刻本）虽为五卷本，但从文本内容来看，属于《性理大全》本系统。然而，除了和刻本，《性理大全》本系统中并无其他版本为五卷本。此外，朝鲜本有四卷本、七卷本而无五卷本。因此，浅见校点本当是以《性理大全》本《朱子家礼》为底本，重新编辑分卷，试图复原《朱子家礼》原本五卷的形态。［13
  (2）和刻《文公家礼仪节》本
  明成化间邱濬从便于理解和实际行礼出发，改编《朱子家礼》，成《文公家礼仪节》八卷。《仪节》在明代非常流行，陆续出现各种重辑、重订之本。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由京都大和田九左卫门刊刻于万治二年（1659），底本并非邱濬原本，而是杨慎手定、种秀堂藏版的崇祯刊本，因而文字内容也与邱濬原本不尽相同。
  （3）和刻《新刻性理大全》本（小出永安点）
  胡广、杨荣等奉敕编纂的《性理大全》七十卷为永乐“三大全”之一，1415年编成后，由内府刊刻颁行天下。其中，卷十八至二十一收录《朱子家礼》。正德年间，坊刻《性理群书大全》（一题《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附载玉峰道人所撰“集览”。同时，又出现附载周礼所撰“补注”之本。明中期以降，《性理大全》更出现各式各样的增注本，版本情况相当复杂。［14］
  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七十卷，由京都的田中清左卫门和小嶋弥左卫门刊于承应二年（1653），小出永安为之校点。和刻本附载了《性理大全》原本没有的“集览”和“补注”。作者认为，和刻本的底本虽难以确指，但可以推测其祖本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刊《新刊性理大全》本（内阁文库藏本），其底本当为该系统之版本。
  吾妻氏长期关注《家礼》的文献学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部分成果可参考《朱子〈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吾妻氏致力于搜集整理日本的《家礼》相关文献，以《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之名影印出版，并附《解说》。2010年出版第一辑，2016年出版至第六辑，该辑收录了以上三种和刻本。本文也是作者在第六辑《解说》的基础上增订而成。
  3．松野敏之［15］：《宋代訓蒙書と朱熹〈小学〉》，《国学院杂志》第117卷第11号，2016年11月。
  在朱子《小学》以前，已经出现了不少以童蒙教育为目的而编纂的训蒙书。朱子编《小学》［16］曾经参考过的就有吕本中《童蒙训》、吕祖谦《少仪外传》等。朱子的《小学》正是以此前积累下来的训蒙书为基础编纂成书的。松野氏此文，首先概述了朱子编《小学》参考过的训蒙书，其次分析朱子如何引用这些文献据以编成《小学》，从而明确《小学》的特征。
  松野氏指出，《少仪外传》等《小学》以前的训蒙书，是根据所引用书的不同编排叙述，而《小学》则是立“立教”“明伦”“敬身”等门目，根据内容的不同分类叙述。与此同时，朱子也留意各个门类篇幅的平衡，务必网罗人事的方方面面。松野氏认为，以上这些编纂《小学》的考虑，与朱子把《小学》当作大学的预备阶段看待密切相关。就朱子学而论，研读以四书为代表的经书是要探索“事之理”，《小学》的目的则是提示“格物”和“敬”的对象——“事”的具体内容。
  过去大多将《小学》置于朱子学的框架内理解，松野氏从“训蒙书”这一角度，通过与宋代其他训蒙书的比较，明确朱子在《小学》编纂上的思考，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小学》在朱子学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