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黄莹暖：《再论朱子之心》，《鹅湖学志》第56期（2016年6月），第113～139页。
  （1）问题意识
  在朱子心性论当中，“心”之概念在当代朱子学研究当中，存在着“认知心”与“道德本心”两种解释空间。当代新儒家杨祖汉教授指出：性理能随时显于心，心对性理本有所知。从这意义来看，朱子言“心”是一具有道德自觉的能力，并非只是一“形下”意义的“认知心”。黄教授以杨祖汉教授理论为机模，尝试从“恶的产生”与“善端发露”两个进路，以对朱子“心义”提供更多的视角。
  （2）论文架构
  论文共有两大章节，第一节：从恶之产生与善端之发的论述看朱子之心；第二节：心之虚灵知觉的道德属性。在第一节中，分析朱子理论中，恶的产生是由心失其主所致；善的发端时私欲经常随起夹杂。第二节，则是分析《中庸章句序》中的“人心”“道心”概念。
  （3）论文摘要
  黄教授在论文中指出，第一，恶的产生并非由天赋气禀所决定，亦并非由气机之偶然或其障蔽所致。人之所以流为不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心的自我放失懈怠。第二，虽然朱子肯定道德自觉与动能具有内在必然性，但是气禀私欲也是具有影响力。在道德觉醒与善端萌发的历程中，同时也是气禀私欲潜入与笼罩的时机。第三，朱子言“心”并非仅仅是形下之气心或认知心，而是一道德主体、道德根源，并且具有自发不息之动力。第四，关于人心、道心问题，前者归属于形气或感官欲望；后者归属于明德之体。这两者本是同时存在，甚至可以用一体来理解。两者之间的转换之关键概念在于虚灵知觉。最后，作者指出：心之虚灵知觉证成了道心具有优位性与必然性，使得人在天理人欲之抉择当中，对于天理有必然之取向。
  2．蔡家和：《朱子的孟学诠释特征》，《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143～162页。
  （1）问题意识
  朱熹在四书诠释过程中，一方面想要从理学架构来进行四书学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会受制于四书的原文限制。蔡家和教授欲说明，从这两方面来看，当理学架构与孟子相遇后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出来。
  （2）论文架构
  论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节，说明朱子“先知后行”理论。第二节，说明“学以复其初”的设计。第三节，说明“理气论”架构。第四节，说明“性发为情”“心统性情”理论。第五节，物性能同于人性，而有微明。
  （3）论文摘要
  蔡教授归纳出五种朱子诠释孟学的特征，指出朱子的孟子学是一种理气论的建构或说是一种理学的建构。在“知先行后”理论中，朱子用《大学》“知先行后”架构诠释《孟子·尽心知性章》。朱子将孟子言“知言、养气”，比配于《大学》中的“格物、诚意”。顺着《大学》主张“先格物，后诚意”，而将孟子“知言”“养气”，诠释为“先知言，后养气”。朱子以《大学》中“学以复其初”的架构诠释孟子，强调“心本具理”，因为物欲所蔽，而不能见理。格物穷理、涵养用敬的目的，都是在恢复“本具”的性理。但是，以“复其初”的架构诠释孟子，是否会对孟子言“扩充”有所冲突？蔡教授指出，两者在朱子诠释下并无冲突。理由在于：朱子对于“扩充义”有特殊的见解，即“充满其本来之量”。透过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来回避理学架构与孟子本意之冲突。在理气论架构中，朱子用理气论来诠释《孟子·生之谓性章》之人性、物性问题。在理气论架构下，人性与物性都是禀受相同之天理。两者差异在于：人能推，物不能推；并且人在气禀上是优于物。由此，人能尽性善之性，但物不能。朱子批评告子“生之谓性”是“视性为气”。在“性发为情”之体用观理论下，朱子用《中庸》“中和之说”来诠释《孟子·公都子问性章》。朱子用“心统性情”的架构，将孟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理解为“情感之发用”。在《孟子·人禽之辨章》言“人所以之于禽兽者，几希”，朱子则用“理一分殊”架构来进行诠释。朱子认为人与禽兽是在“气质之性”上不同，而“天命之性”则是相同。故孟子言“几希”，在朱子诠释下就会理解为“气质之性”之差异。最后，蔡教授指出朱子对于孟子的诠释，可以视为一种创造性诠释。
  3．林宏星：《朱子论真知及其动机效力》，《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52期（2016年10月），第1～26页。
  （1）问题意识
  林宏星教授在论文中开宗明义说明：论文的目的在于透过说明“真知必能行”所具有的动机效力，来响应休谟式的问题的诘难。林教授响应此问题的进路是讨论朱子对于真知概念的内容和结构的论述。林教授指出所谓休谟式的诘难，即是问：“如果仅仅凭着理性本身，如何可以为道德行动提出足够的动机理由？”林教授的问题意识主要是聚焦在“真知何以必能行”的动力方面。
  （2）论文架构
  论文共三章节：第一节，说明何谓真知？第二节，说明真知与动机效力；第三节，说明理由与动力。
  （3）论文摘要
  首先，林教授指出“真知”有两种特点：1）凡是直接从经验中获得的真实、正确的知识就是真知。2）真知并非要求每个人都要从经验中获得，只要是被人类在实践中所证明的知识，也可以归类为真知。其次，林教授指出，真知对于朱子而言，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追问自家身心上的“先天”就具有的“是非理据”。当我们对于这样的“是非理据”有了真切的反省后，便能获得一种“内在的肯信”，如此的“肯信”成为行动主体的道德行动之动力来源。由此也说明了，为何朱子提出了“真知必能行”的主张。林宏星教授指出：在朱熹真知理论中，真知与行动的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
  4．张子立：《道德与知识的两种辩证关系：朱子格物致知说重探》，《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163～190页。
  （1）问题意识
  朱子格物致知理论，在学界常面临一个挑战，即：在道德实践时，知识如何能促成道德实践？此亦即是问：知识如何能提供道德行为之动力？对于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阳明批评“心与里为二”；当代新儒学学者牟宗三先生，则将其定位为成德之助缘工夫。对于此问题，张教授试图从两种道德与知识之模型来回答此一问题，分别为“主从的辩证关系”与“对列的辩证关系”。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评断朱子学为逆觉体证型态之助缘，而唐君毅与刘述先，则从“主从的辩证关系”层次来立论，试图为朱子辩护；而张子立教授欲从“对列的辩证关系”之模型来重新定位朱子格物致知理论。他进一步指出，朱子的格物工夫可以处理在“强意义”下的道德两难之问题，而这正是阳明良知学所不足之处。
  （2）论文架构
  此篇论文主要章节为，第一节，说明道德实践与知识：朱子格物致知是否为助缘。第二节，说明道德与知识“主从的”辩证关系。第三节，说明“对列的”辩证关系：再探朱子格物致知说。
  （3）论文摘要
  张教授指出，阳明良知学理论特色就是类似“境遇伦理学”，只提出一形式原则，再视所处的情境决定具体行为。阳明模式的困难在于：当面临到道德两难情境时，这样模型仅仅只能处理“弱意义”下的道德两难问题。例如，舜之不告而娶。但是，一但面临“强意义”的道德两难时，这样的模型会遭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每一个情境都有其独特性，如果依照阳明的模式，当我们遇到强意义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有可能会陷入手足无措的情形。第二，阳明模式缺乏“伦理知识”，而这样的伦理知识是可以主导道德判断，形成一种判断“中”的内在决定。张教授指出：如果是从“道德实践”层面看“道德与知识”的相互关系，陆王实有较正确的体认，理由在于：厘清了二者间“主从的辩证关系”；反之，如果是从“伦理知识”与“道德判断”之“对列的辩证关系”切入，则朱子格物致知工夫对于道德判断有较全面的认知，这也正是阳明理论所不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