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四书大全》征引当中，名列《宋元学案》之《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征引情形如下：
  征引量共计154条。北山一系学人的著作如今多数已经不传，《四书大全》征引其说，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在朱子学发展当中，北山一脉具有衔接朱门与后学的作用，对此后人深有共识。吴师道为许谦《读四书丛说》撰序言之甚明，其云：
  《读四书丛说》者，金华白云先生许君益之为其徒讲说，而其徒记之之编也。君师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师鲁斋王先生柏，从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门，北山则学于勉斋黄公，而得朱子之传者也。四书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中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门人高弟不为不多，然一再之后，不泯灭而就微，则泮涣而离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则未有如吾乡诸先生也。［40］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41］，对于后世建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诠释方式，具有关键地位。明代《四书大全》援取疏解内容，有意保留宋元之际朱学传布情形，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解体系，未见何基言论，恐与何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42］的态度有关。至于王柏、金履祥、许谦当中，许谦征引最多，则是因为许谦为入元之后发扬朱学最重要人物。《元史·儒学列传》云：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子之世适。［43］
  许谦于元代，讲学四十载，授徒著录千余人，发扬朱学不遗余力，撰作既丰，成果斐然，成为《四书大全》重要征引对象，乃是理所当然。此外，北山一系学人除四先生外，尚有欧阳玄、何梦桂（《四书通》《四书大全》皆作何梦贵）、方逢辰三人。欧阳玄，字原功，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博，列于“仁山门人”，有《圭斋文集》传世。方逢辰，字君锡，学者称蛟峰先生，学术“以格物为穷理之本，以笃行为修己之实，终身顾未尝有师承”［44，然而父亲方镕为“朱学续传”，家学渊源，同是朱学一脉：
  彼亦有以颖悟为道，以卤莽灭裂为学者，其说谓：“不由阶级，不假修为。”以致知格物为支离，以躐等陵节为易简，以日就月将为初学，以真积力久为钝才，匪徒诬人，亦以自诬，天下未有一超径诣忽焉而圣贤者。
  后之学孔、孟者，其以四书为根本，以六经为律令，格物致知以穷此理，诚意正心以体此理，学之博以积之，反之约以一之。［45］
  重申格致之教，阐明穷理之功。由四书而六经，学而有序，归之于理，提供了一条有进程、有境界的儒学道路，体系俨然。至于易简之教，直接圣人，不仅是自诬，而且也诬人，以此分判，方逢辰申朱斥陆，立场至为明显。然而于学术推展，北山一脉学人彰显朱学，也有与陆学争是非的意义。何梦桂，字岩叟，学者称潜斋先生，与方逢辰为讲友，宋亡不仕，于艰困之中昂扬挺立，于家国沦亡之际慨然承传，在山林乡野之间讲授不辍，具有以身体道的实践意义。［46］事实上，朱熹对于吕祖谦死后的浙东学风深有疑虑，永康功利之学、永嘉事功之学继之而起，一重实利，一重实事，然而求之于外的结果，违失根本，心失其和，容易为利所诱。为求厘清，朱熹特别表彰金华先儒范浚，并将《心箴》载于《孟子集注》当中，以乡贤前辈的名望对治后学驰功逐利的缺失，期许从功利之中回归于人心救赎。47可见往浙东开展乃是朱熹夙愿所在，只是北山一系学人由黄榦而继承朱学，另一方面浙东本身也有其学术传统，吕祖谦于丽泽书院和明招堂讲学，门人众多［48］。金华原就是众多学派思潮交会之地，陆学、永康学、永嘉学相互交流，深有调和色彩。《朱子语录》卷122载有朱熹之分析，其云：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而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
  吕祖谦兼纳博采，重史轻经，成为浙东学术的特色。然而朱熹认为根源不明，不免于关键处偏失，而重权谋，求功利的结果，则不免让人违弃仁义，最终让人误以为成功即王道。朱熹甚至有意以《论语》救治偏蔽，强调在日用之际，在心念之间，高举仁义价值，坚持儒学工夫，才能救其偏差。日后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也是采取相同立场。朱熹对于浙东学风深有忧虑，于此可见。近人束景南先生以“平衡浙学与陆学的道学砥柱”为标题，说明朱熹于南宋尚虚、尚实学风之间，展开全方位文化论战，在南宋纷然并起的学术社群当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颇能说明朱熹学术的方向。［49］而门人黄榦往浙东传学，不仅延伸朱熹道统论述的影响，北山一系学人习之有验的结果，也代表在学统分立、彼此竞逐当中，朱熹学术最终得以胜出。只是学术面相更为复杂，朱学既从北山一系学人而深入于浙学，却也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诠释方式，学术既延伸又相互影响，也就无怪乎《宋元学案》黄百家一方面有“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有“岂有心与紫阳异哉”“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的观察，甚至于最后又云：“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50］。黄百家出于浙学，深有感受，可以理解，朱学于浙学发展中入于史，通于文［51］，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四书义理愈加丰富，却也渐生歧见，其中矛盾，正来自于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的结果，尤其后人缺乏朱熹融铸义理、思之甚深的历程［52］，各自揣想之下，于经文兴发议论，时见新意，也时有误解，甚至以纠弹朱熹说法作为个人学术成就，不仅混淆朱熹四书义理体系，也造成后人了解的困扰。此一情形，从后人论述当中可以得见。邓文原《四书通序》云：“近世为图为书者益众，大抵于先儒论著及朱子取舍之说有所未通，而遽为臆说，以衒于世。余尝以谓，昔之学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学者常患其不胜古人，求胜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53］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志铭》云：“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54］议论纷出，各立门户，恐怕也包括北山一系学人。“争奇取异”的结果，孰为正解，顿成经典诠释的重要问题。以朱熹为宗成为后人最终的方向，回归于朱学则成为建构诠释主轴最重要的诉求，此一主张于新安一系宗主乡贤前辈的气氛中开展［55］，而于明代完成。明代四书官学化过程中，确立朱熹尊隆地位，既是一种整合学术的手段，也是尝试解决朱学传衍问题的途径。［56］发展之下，北山一系的四书经说内容，于后人剔除歧出、化异求同的调整当中，纳入官学系统，成为《四书大全》申明朱熹四书体系，阐释朱熹诠释经旨的重要材料。明代推崇朱熹地位，北山一系具有学术传衍作用，也具有阶段性发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