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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之后，黄榦为学门领袖。［17］朱学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最为重要，他们代表了朱学之后传播开展的第一个阶段。统计朱熹门人籍贯分布，以第一传门人而言，福建有83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38人；二传门人，福建有45人，浙江有27人，江西有14人；三：传门人，福建有16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23人；四传门人，福建有5人，浙江有32人，江西有14人；五传门人，福建有2人，浙江有65人，江西有32人。［18］可见朱学三传之后，浙江人数逐渐增多，五传之后，更具有绝对优势。朱学由福建往传浙江，影响日趋深远，北山四先生正是其中核心所在。全祖望按语云：“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19］黄百家（1643～1709）按语云：“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峯亦高弟也。双峯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20］
  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成为宋元朱学传播的中心，从脉络渊源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何基，字子恭，金华人，从父命师事黄榦，黄榦勉以“真实心地”“刻苦工夫”，一如朱熹于病革之际对弟子的期许［21］。何基撰有《中庸发挥》《大学发挥》《论语发挥》，惜皆亡佚。核其语录，云：
  以《洪范》参之《大学》《中庸》，有不约而符者；敬五事则明明德也，厚八政则新民也，建皇极则止至善也；至学皇极，有休征而无咎征，有仁寿而无鄙殀，则中和位育之应，皇极之极功也。
  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中《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22］
  前者发挥四书义理，后者深化四书义涵，不论是扩之于外或是究之于内，皆是以四书作为学术核心，《四书章句集注》与《朱子语类》相参的路径，更是指引后世解读朱熹四书学非常重要的方向［23］，无怪乎黄宗羲按语云：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盖自嘉定以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乐浅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尤不足数。北山介然独立，于同门宿学，犹不满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徧应聘讲，第恐无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则，若人者，皆不
  熟读四书之故也。”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24］
  何基守之既严，甚至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自足，熟读即可，不宜有过多的诠释，以免破坏原本义理脉络。树立熟读四书的学门宗风，正是传自黄榦学术的证明。
  何基学术传于王柏，授予立志居敬之旨，王柏关注四书态度不变，同样强调必须深究其内而不必旁伸于外，语录云：“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含无穷之味，盖深求之于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25］即可为证。王柏崇信四书的立场并无改易，不过细节上显然已有不同的思考，“虽曰”一句已透露端倪。王柏重视四书经文本身结构的完整性更甚于朱熹，认为《大学》“格致传”不缺，《中庸》当依《汉书·艺文志》所载《中庸说》二篇，以“诚明”以下别为一篇［26，相歧之处，皆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建构义理诠释的重点。然而王柏尝试从结构化解改作问题，采取不同的思考方式，遂有不同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见解。王柏有关四书类著作，有《订古中庸》《论语衍义》《论语通旨》《鲁经章句》《孟子通旨》《标注四书》等，可惜大都亡佚。重构四书文本，其实是延续朱熹思考的结果，只是背离朱熹说法，尊背注而求经，奉与违戾之间，立场不免令人疑惑。［27］
  金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柳贯《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云：
  文公之于论《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之，其问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备也。而事物名数，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为之修补附益，成一家言，题其编曰《论语孟子考证》。［28］
  补充名物，以备考证，用意在于补充而非阐释。《宋元学案》黄百家按语云：
  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朱熹以一生撰作《四书章句集注》，历时既久，思之甚深，诸多说法前后不同，甚至留有诸多待解之处，临终前为《大学》“诚意”章费心竭虑，更是人所熟知之事［30］。后人延续思考方向，尝试解决经典文本与注解诠释问题，乃是学术发展的常态。黄百家申明后人应循其求道之心而非墨守其迹，无疑是通达而且正确的看法。金氏既守朱学之教，又发四书之义，有关四书之著作有《大学章句疏义》《大学指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其中《大学章句疏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皆收于《四库全书》之中。金履祥传之许谦，强调“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圣人之道，中而已矣”［31］，皆是朱学核心要义，也是心念持守的重要工夫，而许谦于四书亦颇有心得，黄溍云：
  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敷绎义理，惟务平实。每戒学者曰：“士之为学，当以圣人为准的。至于进修利钝，则视己之力量如何。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舍其书，何以得其心乎？圣贤之心，尽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立言，辞约意广，读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以一偏之致自异，而初不知未离其范围，世之诋訾贸乱，务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读，自以为了然，已而不能无惑，久若有得，觉其意初不与己异，愈久而所得愈深，与己意合者亦大异于初矣。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要领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3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言约意广，深嚼有味，许谦推崇至极，由朱子而得四书义理，由四书而得见圣人，饶富义理进程，只是许谦发挥义理，并不墨守朱注。《四库全书总目》云：“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33］重视四书，强调朱子，也留意缺失，补正朱注。［34］许谦有关四书著作有《中庸丛说》《大学丛说》《读四书丛说》。《四库全书》所收《读四书丛说》只是四卷残本，阮元从元板影录《论语丛说》三卷，又从吴中藏书家得元版《中庸丛说》足本二卷。［35］北山学脉由宋而及元，脉络清楚于此可见：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黄榦接续朱熹，设教讲学，推究义理，昂然挺立，成为宋元之际最重要的朱学重镇，一方面传播朱学，延伸学脉；另一方面阐释义理，开展议题，证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价值。诚如王柏所言：
  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汉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复改，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为异而苟于同也。［36］
  以动态方式看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同之与异，唯求心之所安，甚至倡言“道无古今，学无先后，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仆所以确然有俟乎后之朱子也”［37］。既不执拘定见，又深化朱学成果，四书遂有多元丰富之诠释内容。朱学由宋入元，由注进入疏解的阶段，学人在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辩证，不论是横向发展还是纵向深化，贡献良多，无怪乎明代章一阳以“正学渊源”为名，纂辑四先生著作《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十卷38］，视之为由宋及元四书学发展一个重要环节；清代戴锜亦以洙泗、濂洛、关闽、北山为一脉相承之体系，其云：
  水行地中，千条万派，莫不从昆仑发源而来，犹夫学者穷经立说，传道解惑，有不自洙泗来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关闽，一脉相承，道统绵绵弗绝，何其盛哉！嗣后有造邪说以乱之，招歧途以引之，而终不能蛊惑人心，必以紫阳为传道之准，斯时知有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相与扶植而辅翼之，以为功之至巨者矣。而不知无何、王砥柱于干道、咸淳之间，必不能传于金、许，无金、许振兴于绍定、大德之时，又何能绵远于今兹也哉！［39］
  承袭濂、洛、关、闽，儒学得传，北山一脉学人地位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