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北宋诸儒昂然奋起，证成孔孟挺立的地位，乃是思想史极为重要的一章，也是儒学发展历程中精彩的一页。濂、洛、关、闽相继而起，成就斐然，然而汇聚成果，有赖朱熹集其大成，完成重构经典工作［1］，自此由理学入于经学，由讲论而及于经典诠释，成为儒学后续发展的重要事业，朱学传布与四书讲论，乃是一体之工作。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刘爚奏请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国学［2］，理宗淳祐元年（1241）诏入学宫从祀，云：“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3］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颁《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定本。［4］明初太祖定八股取士，初场试四书义，四书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宋代沦亡，元代继起，元朝既没，明朝接续，朝代不同，但都推崇四书，四书成为宋元以降学术核心。后人往往以政治威势来解释朱熹地位的提升，认为朱熹学术乃出于官方表彰的结果。然而追本溯源，朱熹晚年遭受庆元党禁、局势汹汹之际，无法想象日后学脉得以延伸，学术得以拓展的情形，钱穆先生“虽有科举功令，然不得专以科举功令为说”［6］，乃是相当深入中肯的说法。朱熹的坚持与门人后学的传播，印证义理，蓄积力量，由民间而及于官方，才是建立四书学术地位的关键因素。［7］南宋推崇朱熹学术，来自于既压复起，还以公道，恢复朱熹名誉；元代表彰《四书章句集注》，以蒙元看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取用乃是怀柔兼纳的手段而已，用意在于笼络士子。［8］同尊朱学，程度与用意不同，真正确立朱熹学术地位，主要来自于明朝态度。明初八股取士，沿唐、宋之旧，深有恢复传统的意义，考试以朱学为宗，已具气氛，然而贯彻帝王意志，以皇权威势整合歧异，建立朱熹为尊的经说体系，主要来自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命胡广等人纂修《四书大全》［9］。自此，朱熹成为学术宗主，四书成为后代最重要经典，《四书大全》成为明代士人成学、入仕最重要的经说依据。［10］《四书大全》的地位无可比拟，检视明儒言论，邹元标《愿学集》云：“惧学者溺于异指，令童习家学，见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图无疆之治。”［11］高攀龙《高子遗书》云：“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12］指出皇权政教一体之事实。清人陆陇其甚至直指：“盖当时承宋元诸儒理学大明之后，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后能知圣人之道，永乐之政未有善于此时者也。自成、弘以上，学术一而风俗同，岂非其明效耶！”［13］一学术，同风俗，明显可见政治操作的影响，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到《四书大全》，明代“官学化”的结果便是确立四书成为最重要经典。就经学发展而言，唐代《五经正义》整合义疏，完成经学统一，皮锡瑞《经学历史》言之为“经学统一时代”［14］；至于明代以《四书大全》统合元儒经说，皮氏以“积衰时代”［15］来称呼明朝经学，认为其为败坏学风的源头，立场明显矛盾。事实上，《四书大全》整合宋元四书讲论内容，一如《五经正义》统合汉魏以降的经疏成果。唐承汉魏，明继宋元，落实经典教育工作，完成官方经典文本，具有同样的学术发展意义，然却深受误解！为求厘清，笔者针对《四书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核以《宋元学案》，撰成《〈四书大全〉征引人物系谱分析》［16］，分析庞大征引来源，探究朱熹门人结集之后学脉、宗派而及于宗族乡里情怀不同阶段的传衍线索，得出结论：黄榦传学何基，北山一系称为朱学“嫡子”，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具有由宋入元，巩固学脉正传的地位，也具有确立朱学内涵的意义。《四书大全》征引共计106家，其中名列《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其中征引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四书大全》建立诠释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得以溯及朱熹的关键，对于掌握义理方向深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