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哲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它的产生与发展已经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说它年轻，它是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新学科。所谓范式转换，它指一种研究模式的根本改变，库恩把范式的转换理解为概念图式的更换，即“更换思维的帽子”［2］。回顾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经历了子学范式与经学范式、西学范式和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子学范式与经学范式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率先提出中国哲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先秦时期群星灿烂，诸子百家蜂起，迎来了中国哲学最辉煌的子学时代。面对思想的失范和价值危机，诸子百家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共同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轴心时代”。西汉时期，汉武帝雄才大略，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哲学步入儒学独尊的“经学时代”，儒学也沦落为一种统治术，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哲学。与此相应，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基本可以区分为子学范式和经学范式。[3］
  所谓经学范式，是指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各家各派恪守经典文化传统，注重名物制度的训诂考订，以经典的是非为是非，不敢阐释自我，追求经典阐释的客观性和承传性，中国哲学史上的汉学传统就是古文经学研究范式的最佳范例。所谓子学范式，是指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各家各派立足时代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和思想阐释，追求思想的时代性和原创性，中国哲学史上的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子学范式的杰出代表，宋明理学中的宋学传统较为接近子学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经学范式与子学范式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子学中有经学，经学中有子学。当某一研究范式中思想的时代性和独创性胜出的时候，我们通常视之为子学，其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就被认为是子学范式，而把那种追求注重名物制度的训诂考订、注重经典的权威性和历史性的学问视之为经学，其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就是经学范式。
  （二）西学范式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接纳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但未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改为哲学系，这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19年和1934年出版，后者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了基本的框架和典范。概而言之，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是采用西洋思路与形式，拿西洋哲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自来学者的思想，本质上属于一种西学研究范式。
  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五步法［4］）和乾嘉考证方法的影响，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此为指导，借鉴西方近代哲学的书写范式，胡适建立了以“明变”“求因”“评判”为内容的哲学阐释框架。所谓“明变”，就是考察各家哲学思想渊源、相互影响及其变化的线索；“求因”，就是探索各家哲学思想兴衰变革的原因；“评判”，就是根据各家学说的影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就这样，通过纵向的渊源、流变的贯穿与横向的以哲人或每一个学派为中心的扩展，胡适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率先建构了一个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中国哲学史阐释系统。在表现形式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明确区分了哲学与经学的疆界，对先秦诸子给予同样的地位；与经学的注释形式针锋相对，胡适以自己的话作为正文，以经典的原文作为自己的注脚，中国哲学史彻底颠覆了经学范式而步入西学范式，从而获得了现代学科身份。《中国哲学史》尽管只完成了上卷，但是它完成旧有哲学史写作方式的解构，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学科建制的先驱。
  在严格的意义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坚信，中国古代哲学尽管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性，但有实质的系统，因此有必要运用逻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新梳理，“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5］他还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其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这种建构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选出类似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将这些内容重新组织起来，遂成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整个一生的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做这项精挑细选的工作，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中国哲学简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中国哲学史的主要人物、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在这三部哲学史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演绎。冯友兰还提出了遴选中国哲学史史料的基本标准：属上述哲学范围者、有新见且有自己系统者、有中心观念者，以及可作辅助材料的杂家之书，哲学家之人格、气质及思想社会背景均可作为哲学史史料。通过这种系统的整理与建构，中国哲学史旧貌换新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
  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将中国哲学史纳入经济社会史解释框架中，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研究范式的构建。侯氏把胡、冯作为对手，认为胡、冯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然而，中世纪思想家研究，必须着重考察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7］侯外庐将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话明白地概括起来，就是：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和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有时也会出来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8］侯外庐带着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机进入学术领域，他所概括的是一个后来在学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学派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哲学史教材，基本上没超出其框架。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倾向于将一种简单心物二元论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解释原则和主要发展线索，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垒的历史，有失于简单化之嫌疑。
  西学范式一统天下，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伤害十分突出。金岳霖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像是一位美国商人写的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存在较大的隔膜感。冯友兰的“有似论”研究范式，则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焦虑。［9颜炳罡则认为，这种西学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砍掉了中国哲学的原典时代，使诸子之学成为无源之水；其二，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分解、打碎了中国哲学固有的整体性，使中国哲学由有机整体变成支离破碎的材料；其三，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集体失忆。简单地说，就是斩头，肢解，主体性丧失。［l0］如何走出西学范式，寻找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哲学研究者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