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通过宋代理学家对新学的批判，使得在两宋时期前后延续近百年之久的新学与理学之争，从整体上以新学的失势而告终。以杨时、胡宏、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新学的批评及政治上的原因令新学逐步丧失了其官学地位，而理学则在南宋后期成为官学，这种批判促使思想文化风向发生转变以及官方学术产生更替，使得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此至元明以降，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否定之说遂成定论，理学则一枝独秀。
  理学与新学的异同、新学对理学的影响、理学对新学的批判，客观反映了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人们既要看到理学与新学对立相争的一面，同时也应看到二者相互影响、沟通融合而促进宋学乃至理学发展的一面。
  理学与新学的消长、对立互动主要表现为在北宋时新学居于官学地位，理学此时属于宋学的重要一派，在与新学等各派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发展。二者相比较，新学可谓是经世致用与道德性命并用，内圣与外王同倡，但对经世致用和外王更加关注；理学则在不偏废经世致用与道德性命、内圣与外王的同时，对道德性命和内圣更为重视。这与双方的学派性和特质相关。理学虽一度遭统治者废黜、禁止，但在南宋后期逐渐占据了官学地位。新学与理学消长、辩难互动带给人们的启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任何理论的提出和确立，都须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合
  新学和理学都曾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了宋代社会发展的要求，都曾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其思想理论也引起变化。
  新学是“熙宁变法”的理论指导。为了挽救“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宋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与变法相适应并为变法提供理论指导的是王安石提出的以《三经新义》为载体的新学思想，及在其他著述中阐发的新学理论。这基本适应了当时社会要求变革的需要，是新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新学在北宋时曾独尊于世，但由于北宋亡国，进入南宋后逐渐成为众多儒学批判攻击的对象，以致著述散佚，几乎处于湮没无闻状态。与此相反，理学虽在北宋时尚无很大的影响力，但至南宋其影响却处于不断提升中。由于理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基本适应，是针对汉唐注疏之学的流弊和佛教盛行冲击儒学的回应，是为了解决因旧日儒学发展停滞而带来理论危机并造成社会危机等重大社会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理学与新学理论的提出及其际遇，与其学派及其理论是否适应宋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密切相关。
  （二）义利兼顾，情性相容
  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虽有对立相争的一面，也有渗透融合、相互影响的一面，并非完全不相容。尽管新学重功利，理学重义轻利；新学讲善恶非性而在情，理学讲性善论，二者具有明显差异，但亦存在着融通相近的一面。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应重视二者相互影响、沟通融合的一面，树立义利兼顾、情性相容的观念，而克服各自理论的局限和偏差，以促进学术思想理论的完善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三）内圣外王，兼容并收
  两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关系之所以表现出消长更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学与理学因其学术内在根基的差异，而对圣人之道与儒者修身的取舍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继而在“外王”与“内圣”的取舍问题上有着不同见解，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学重外王而兴起事功，理学则重内圣而坚持修身。对此，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37］二程偏重于义理心性之学的探索，并坚持内省的修养工夫，这也是宋学之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王安石则更为注重外在功效，他在与宋神宗的对话中曾语：“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38］执掌政权的王安石站在治理国家的角度，以通经致用的“外王”之道实践儒家先王经纬天下之意，其意本在救国利民，这放在北宋多灾多难的危急时刻原本也无可厚非。面对二者不同的态度，我们应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双方各自的不同立场及不同思想理论的分歧，不能武断地认定孰是孰非。但对于内圣或外王某一方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另一方，都会带来一定的偏颇和流弊。儒家讲求修身成圣，并贯彻到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中，即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德才兼备。这无疑是十分全面的。
  理学与新学之间在义利观上的差异和互动融合产生的结果是重义轻利的观念逐步占据了上风，但也不排斥对功利和客观物质利益的重视。理学由其重义轻利和提倡道德自律的特质而表现出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新学由重视事功和社会治理而表现出重视外王的倾向，经理学与新学的互动而表现出义与利、内圣与外王相结合的倾向。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应将内圣与外王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兼容并收，而避免单纯重内轻外或只讲外在事功，不讲道德自律的片面性。我们探讨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克服两者的偏颇和片面之处，而吸取它们的长处，并将其结合起来而纠其偏，使其发挥应有的启示作用。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至今仍值得人们认真发掘整理和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