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五经训诂之学转向为四书义理之学，体现了由汉学向宋学的时代转型，这与王安石新学对理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四书义理之学伴随着宋代《孟子》的由子入经而逐步形成。虽然二程在唐代韩愈、李翱开重视四书之先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孟子》等四书的地位，但二程的影响力有限。而王安石在当时则身居高位，领导变法，直接对科举进行改革，使四书这种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得到官方的认可，更把《孟子》《论语》规定为官学教材，为《孟子》的由子入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理学家难以相比的。
  在上述方面，新学对也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王安石倡导义理和道德性命之说，批评章句训诂注疏之学与理学的学术旨趣相近，而且王安石在主持当时的熙宁变法中直接对科举制度加以改革，规定不用注疏，务通义理，更把《孟子》等定为兼经，完成了把《孟子》上升为经书的过程。中书言：“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32］在废除以诗赋取士的同时，规定以《论语》《孟子》为兼经，这为四书系统的形成和四书义理之学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务通义理”的宋学逐渐替代了重视训诂考据的汉唐注疏之学，并为宋学之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马端临指出：“但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则于学者不为无补。”［33］所谓“变声律为议论”，即指以己意说经的议论之学代替讲究语言声调韵律的诗赋之学；而“变墨义为大义”，即是以义理代替记诵，认为王安石这种对科考的改革，有补于学者。又颁行王安石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于全国。“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34］汉唐传注之学废而不用，使得对整个儒家经典的诠释之学在宋代发生了重大转折。王应麟对此加以评价：“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35］王安石新学的兴起以《三经新义》为文本，以讲义理为重，成为汉儒训诂之学被宋代义理之学所取代的重要表现。这对宋学之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理学与新学在同属宋学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新学亦遭到了程朱等理学人物的批评，但新学和理学都属于宋学，共同批评汉唐章句训诂注疏之学，而重视和提倡义理，这即是双方的相近处。如宋代易学之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颐，以义理解释《周易》，就要求学者看王安石解《易》的文字。他说：“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36］程颐提出，学者欲治易学，就须看王安石的《易解》等义理易学的文字，因为他们都属于易学的义理学派，都对汉易之象数学进行了批评。这反映了新学与理学在提倡宋学义理，批评汉学方面，具有共同之处。
  从以上看，在经典文本上，新学与理学均重视“四书”之《孟子》，尤其是王安石改革科考，规定将《孟子》等列为兼经，成为科举考试必考之经书；不须尽用注疏，从制度上为兴起宋学及“四书”义理之学提供了保障。四书学的形成，尤其是《孟子》得列经书，王安石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大于诸理学家，亦是理学家所不可替代的。另外在对《周易》的解析上，程颐要求学者读王安石的解易文字，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新学对理学的影响；以宋儒义理之学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双方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理学受新学影响而互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