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学的义理之学追求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故而宋学学者、学派显然不仅仅是宋代理学家、理学学派，而是包括宋代各儒家学者与学派，且所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当然是十分多样化的。宋学学者的著作分布在经史子集的不同知识部类中，涉及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文学乃至农、林、医、艺等不同学科。所以，许多学术史叙述将宋学窄化为理气心性的抽象义理，其实不是宋学学者的学术视野狭窄，而是后来学人的学术偏见。在宋学的这些研究领域，均体现了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双重功能要求。
  宋学首先体现为对儒家经学诠释的学术创新。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往往将宋学理解为宋代经学，这种理解，其实与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与核心有关。在古代中国，一切思想演变、学术发展、文化转型，均要体现为儒家经学的变革与创新。宋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和重要的学术形态，首先体现为一场经学的变革。正如清学者钱大昕所评述的：“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11页）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王安石、程颢程颐兄弟等均是宋学的开拓者，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各出新意解经”，这一“新意”也就是经学史上反复称谓的“义理之学”。他们特别重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但他们与汉唐诸儒究心于经典的章句训诂不同，而是特别重视对经典的义理探寻。上述的欧阳修、二苏、王安石、二程等宋学开拓者，其实均是以义理解经而获得突出成就者，他们的经学著作，如欧阳修专注“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为古人所未见。”（《欧阳修全集》，第2713页）故而是宋代义理之学的开拓者。王安石也是如此，南宋赵彦卫说：“王荆公《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赵彦卫，第135页）王安石《三经新义》包括对《周官》《尚书》《诗经》三部经典的义理之学。二程亦是以义理解经的大家，程颐的《伊川易传》是宋学以义理解《周易》的代表作。
  宋学不仅通过对传统的“五经”的创发，建立了新的学术范式的义理之学，同时也是新的经典体系的创建者，他们建立了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为中心的新经典体系，并对这四部经典做了系统的诠释，使宋学的哲学观念、政治思想、修身工夫等理学思想与“四书”经典紧密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经过宋学学者的经典建构，中国传统经典体系就不仅有“五经”体系，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甚至地位更高的“四书”体系。
  宋学作为一种为强化儒学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文化功能的新兴学术思潮，推动了宋代以义理之学为学术范式的知识建构，最终目的仍然离不开推崇道义价值、经世事功两个方面。首先，宋学强调经典奠定人的道义情怀、价值信仰的根本作用。宋代学人对汉唐经学的不满，首先就在于汉唐学人将经学看成是一种纯粹知识性的章句训诂之学，经典在塑造个体道德心灵、建构社会伦常秩序、奠定价值信仰上的根本宗旨被忽略了。所以，宋学的开拓者将学术重心放在重新诠释经典上，就是希望发挥经学在塑造个体道德心灵、维护社会伦常秩序、重建道德价值信仰上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在经典中所阐发的义理，首先就是这种道德及其性命之理，王安石认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王安石全集》，第858页）王安石的“性命之理”的内容和二程所讲是一样的。程颐在阐发《周易》的义理之学就是社会道义价值，他在为《艮卦·象传》作传时说：“不失其时，则顺理而合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二程集》，第968页）所以，宋学从经典中阐发的“义理之学”，特别强调社会伦理的道义价值。其次，宋学还对经学的经世功能特别追求，他们希望从经典中建构起一种能够对经世治国有实际作用的义理之学，所以，所有宋学学派、学者无不是将经学视为经世致用之学。那些以改革政令、经世治国为主导的范仲淹、王安石、陈亮、叶适通过经典的义理诠释，为现实的政治改革、经世致用服务。同样，那些强调身心修养、道德义理的理学家们，也是将治国平天下作为义理经学的目标。如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均为二程理学传人，但是，他们研究经学、建构宋学义理之学的目标就是经世致用。胡安国终生从事《春秋》学研究，著有理学家治《春秋》的代表著作《春秋传》，他主张“《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宋史》，第12913页）而胡宏也强调“学”与“治”是一体的，他说“学者，所以学为治也。讲之熟，则义理明；义理明，则心志定；心志定，则当其职，而行其事无不中节，可以济人利物矣。”（《胡宏集》，第128页）正由于所有宋学学者均强调明体与达用、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故而宋代的经学就是一种将道义价值与功利价值、人格修养与经世致用统一起来的义理之学。
  宋学不仅是指宋代的经学，同时还包括宋代的史学。陈寅恪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陈寅恪集》，第272页），宋代史学的发达繁荣，同样与宋学学者追求的道义价值、经世目的有密切关系。义理之学的价值理想是宋学推动经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同样是他们推动宋代史学繁荣的精神动力。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宋学学者们，往往既是经学家又是史学家；即使有很多学者完全是历史学者，但他们的史学观念仍属于宋学，其从事史学研究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仍是宋儒义理之学的价值理想与政治功能。宋代学者热衷史学研究、著有大量史学名著，其动力之一就是探讨历史治乱盛衰的规律，为当代政治人物提供治理社会国家的原则、方法、策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然而从这部著作的书名上看，这部史学著作的目的是供当代朝廷“资治”之用。司马光将历史看作是“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而其目的则是总结历史治乱兴衰及生民休戚的经验，满足当朝人物的执政需要。他最终编撰成的《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提供当代朝廷资治的著作。所以，该书很快就得到当朝皇帝神宗的肯定与赞誉，他认为这部书的重大价值就是：“其所以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源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司马光，第29页）司马光这种希望通过史学而探寻治乱之原、提供治国之鉴的想法，在宋代历史学家那里是十分普遍的。那些以理学为主导的学者也是这样，与司马光同时代宋学大家程颐就将史学看作是探讨治乱、安危、兴衰、存亡的学问，他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二程集》，第232页）程颐以义理经学见长，而他的史学观与司马光等历史学家相同，即希望从史学著作中满足当朝执政的需求。另外，那些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宋学学者，亦普遍是这种史学观。如南宋婺学学派吕祖谦以历史文献研究见长，他的史学观同样如此，他说：“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吕祖谦全集》，第218页）可见，吕祖谦以历史文献研究见长，其动机目标也是希望通过史学来探讨治乱之原，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
  宋代史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儒家伦理的道义价值的重视。宋代史学探讨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规律时，特别强调儒家伦理之道能够影响、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这样，宋学学者在史学领域特别关注价值与政治的结合。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础本来就是德治、仁政，将天下国家的治乱兴衰归之于道义人心。所以，宋儒的史学著作特别强调道义人心对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希望通过写史以对朝廷、百官起到一种劝诫的作用。如北宋唐史名家孙甫的史学观就是如此，他以《尚书》《春秋》为史，认为“《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其间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此又所以为戒也。”（孙甫，第620页）以历史人物的道德善恶来说明政治治乱兴衰，以强调道义的正面价值和历史影响，最后达到对当朝君臣、士大夫的劝诫，是宋代史学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在宋儒那明显得到进一步强化。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特点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第9607页）他明确将历史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与当朝君臣的善恶戒劝结合起来。吕祖谦的婺学偏重史学，与考亭学派以性理见长不同，但其史学仍然将“择善”“儆戒”置之首位。他说“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吕祖谦全集》，第257页）
  宋学的学术领域除了经学史学之外，文学亦是一个重要领域。中国传统的“文学”比现在仅仅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的外延更大，它是指以文字、文章及典籍为载体而表达作者的观念、思想、情感的学科，既包括塑造形象，表达情感的艺术类文学，也包括通过思想陈述、逻辑推理以表达思想观念的论说类文章。宋学的兴起，与文学领域的一场重要转型或革命的发生是同步的，即唐宋之间发生的古文运动。宋学的形成和发展是承唐中叶以后的儒学复兴运动发展而来，同样，宋代的古文运动亦是承接唐中叶以来的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而来。韩愈、柳宗元为抵御唐初文学的“六朝淫风”，力倡“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昌黎全集》，第219页）、“文者以明道”（《柳河东全集》，第542页），以复兴儒家之道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北宋时期推动宋代义理之学的领袖人物，恰恰均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可见复兴原始儒学的宋学思潮，是推动古文运动的根本力量。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文坛出现“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的局面。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如王禹偁、穆修、范仲淹、孙复、石介、欧阳修、苏轼等重倡“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他们希望通过古文运动，以复兴儒家之道。其实，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所倡导的“文以载道”的追求，与宋儒所追求的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义理之学精神完全是一致的。
  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主张，以新文体取代旧文体，其新文体包含的“道”恰恰体现为道义关怀与经世追求、内资修德与外济经世的统一，正是宋学所追求的学术精神。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子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欧阳修全集》，第978页）无论是学者学术追求的“道”，还是文章所要表达的道，均是必须能够“履之以身，施之于事”的明体达用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其实，这一观念，恰恰是宋代的学者文人的共识。譬如胡瑗主张为文、为学均得“以体用为本”，他坚持“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黄宗羲全集》，第25页）他认为一切文所载之“道”就是这种“仁义礼乐”的道义信仰与“措之天下”的经世之具。石介推崇的“文”也是如此：“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徂徕石先生文集》，第135页）“教化仁义”是明体之事、内圣之德，“礼乐刑政”是达用之功、外王之业，但均要通过文辞而表达、传播。又如李觏也认为，“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李觏集》，第288页）他推崇的这种“文”，也是包含着全体大用、内圣外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