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学”所具有的“义理之学”形态，绝不是被许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空谈义理的学说，相反，它从产生就是旨在创建一种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学说。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
  从历史事实来看，那种将宋学等同于宋代理学的传统看法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两宋时期的学术思潮中，涌现出各种不同的学术主旨的观点与流派，以“道学”“理学”自命的伊洛之学只是诸多学派中的一派，其他还有荆公新学、苏氏蜀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等。不仅是这些诸多的学者、学派均活跃于宋代学术思想界，而且他们的学术旨趣、思想观念具有“宋学”的“义理之学”共同特点，就是所谓明体与达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统一的特点。
  首先，宋学学者均希望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义理探求，建构一种道德性命之理，以解决世道人心的价值体系问题。其实，宋学学者的不同派别均重视义理之学，他们之所以强调经典的义理重于训诂章句，就在于义理能够解决人心世道的价值建设问题。在宋学的义理之学中，“义”的儒家道义价值重振，一直是宋学学者所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推动宋学初兴的范仲淹，即是一位执着于复兴儒家道义价值的士大夫，他们“慎选举，敦教育”，主张“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范仲淹全集》，第237页）。他倡导“举通经有道之士”，在科举中将经义置于章句之上，均是为了整顿士风、重振儒家道义。被称为宋学奠基人的“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均是在宋初主张重振儒家道义的著名学者。胡瑗主张学术、教育应该坚持“有体、有用、有文”，其具体就是“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的儒家伦理、道义的价值信仰；孙复研究《春秋》学以求本义、大义，此“义”也就是仁义礼乐的道义价值，他希望在宋初能够重振儒家道义。石介倡道统论，这个“道”即是儒家推崇的道义价值，所谓“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徂徕石先生文集》，第245页）另外，王安石所创立的荆公新学，同样一直是以复兴“先王之道德”为己任，以重振儒家道义价值作为其学术的根本。他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临川先生文集》，第859页）他主张儒家道义价值的“性命之理”是人心本有的，从而为复兴“先王之道德”确立形而上的前提。与荆公新学同时崛起的洛学、关学等“道学”学派，更是以重振儒家道义价值为己任。他们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相通的义理之学，其目的就是重振儒家伦理，推动仁义礼智信的道义价值建构。如朱熹特别推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书，就在于四书包括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他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朱子全集》，第3640页）由此可见，在宋学学者群体中间，无论是哪一派学者，他们希望复兴三代先圣、先秦儒家道德思想、价值信仰似乎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宋学学者均有很强的经世致用追求，无论是通过经典诠释而建构义理之学，还是直接从历史、现实中探讨经世之学、治世之方，宋学均十分关注并希望最终解决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问题，包括革新政令、抗击外辱、民生日用的治国平天下问题。宋学作为一种纠正汉唐以来“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的学术思潮，他们与那种纯知识化的章句之学有完全不同的学术旨趣，就是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更加注重经世致用。前面所述的那些复兴儒家学说、推崇道义价值的宋学学者，恰恰也是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追求、致力于革新政令事务的士君子。宋学的开拓者范仲淹就是北宋“庆历新政”的推动者，他的经义创发、师道推崇、士风重振的道义关怀，其实均是与改革弊政、富国强兵、选拔人才的经世致用目的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新政，所表达的正是宋学革新政令的经世追求。宋学开创之初的“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创发经义的道义关怀，也是与革新政令的经世追求是一体的。胡瑗强调“明体达用”，其“用”就是“举而措之天下”的经世追求，他在湖州时创“经义”“治事”二斋分科的教学，其“治事”斋要求“治民以安其身，讲武以备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黄宗羲全集》，第56页）孙复的《春秋》大义其实就是基于现实的经世追求，即如欧阳修所说，是“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欧阳修全集》，第458页）在北宋时期，创发经义、革新政令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无疑是王安石。王安石的“经术”与“经世”是统一的，他对神宗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宋史》，第10544页），并由此推动的熙宁变法，来实现他创通经义的目的。应该说熙宁新政是继庆历新政之后一场更加重大的革新政令的运动，充分体现了宋学所具有的强烈经世追求。同样，宋学中其他学派诸如：关学、洛学、闽学等，虽然他们对经义道德、心性修养、形而上思辨方面更加关注，并且更加标榜自己的学说是“内圣之学”“义理之学”，但是他们作为宋学的最重要力量，仍然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经世追求。张载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恰恰是道义情怀与经世追求的统一，他所希望的恰恰是长治久安、太平之世的“三代之治”。二程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只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王安石不同，但他们均主张以经术经世务，以治国平天下为学术最终目的。
  所以说宋学所追求的“义理之学”，其“义理”的含义正好包括了道义关怀的“义”与治理天下的“理”。几乎所有宋学学者、宋学学派，其实均是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经义与治事、道与治、道义与事功、世道人心与经世致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的统一。当然在宋学内部，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与学者，他们除了对经义有不同理解、对政令有不同主张外，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在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道义与事功关系上，更加偏重于某一个侧面。在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义理之学”中，究竟是“义”的道义决定“理”的政治治理，还是“理”的政治治理统摄“义”的思想道义？两宋时期最大学派之争，就有北宋王安石新学与二程洛学，还有南宋朱熹的考亭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之争。他们的分歧并不是“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而是道义价值、政治事功两者中谁最根本、更优先。二程、朱熹重道义价值、内圣修养，认为必须首先解决道义价值、内圣修养的问题，然后即可实现经世治国、外王事功，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而王安石、陈亮则相反，他们特别强调经世治国、外王事功才是思想道义的前提与目的，道义价值、道德理想最终只能通过治国安邦、外王事功方能得以实现。朱熹和陈亮的学术争辩，就触及这个问题的核心层面。朱熹认为只有三代时期的内圣道德与外王事功才是统一的，秦汉以来尽管出现了汉高祖、唐太宗等杰出的英雄豪杰，能够治国安邦，创造事功，但是他们均无内圣道德。他说：“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都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朱子全书》，第1558页）三代君主皆是由内圣而外王、由道德而事功，故而才是合乎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三代之治。但是陈亮的看法恰恰不一样，他肯定汉祖、唐宗的治国安邦之政治事功的道义价值，他说汉祖、唐宗“终归于禁暴戡乱，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领宏大开廓故也……此儒者之所谓见赤子入井之心也。”（《陈亮集》，第346页）朱熹等理学家坚持道义价值、内圣修养是义理之学的根本，三代王道理想的实现首先就在于诸位圣王坚守了道义的价值与内圣的修养，至于治国安邦、外王事功则只是内圣道德的自然结果。而陈亮则坚持以治国安邦、外王事功作为根本，认为“赤子入井之心”必须依托、呈现在这种治国安邦、外王事功之中。由此可见，尽管朱熹、陈亮均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有体有用之学，均属于义理之学为学术旨趣、学术形态的“宋学”，只是他们在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道义与功利方面的不同基点与侧重，从而构成宋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虽然程朱学派在当时及后世被称之为“理学”，其实他们所推崇的“理”主要是道义的价值，故而是“以义为理”；而荆公新学、浙东学派则强调治理国家的功利目标及现实法则，即所谓“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黄宗羲全集》，第56页）他们的义理之学应该是“以理为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