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当清代学者将宋学定义为“义理之学”时，是为了与他们心目中的“汉学”区别开来。他们主要是以知识学意义上的学术范式差异来理解“义理之学”的“宋学”，即将“宋学”视为一种以道德义理的诠释、思辨为重点的义理之学，以区别于以文字、文献和典章制度为重点的考据之学。但是这与宋儒自己所理解的“义理之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宋儒称自己的学说为“义理之学”“理学”时，其意义首先是学术的社会使命与文化功能意义上的，即他们旨在恢复原始儒学的社会文化功能，旨在恢复与建构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圣学”以解决社会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问题。其次，“义理之学”“理学”当然也是学术范式、知识形态意义上的，“义理之学”的目的是要恢复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圣学”的文化功能，故其学术范式必须采取道德义理的诠释、思辨为重点的义理之学的学术形态。
  从社会功能、学术范式的双重意义上考察宋儒“义理之学”，我们必须首先厘清：这个在文献典籍上耳熟能详的“义理之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所以必须进一步探讨“义理之学”中“义理”的历史含义。
  “义理之学”是宋代出现的，而“义理”或者“理义”则是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同时在双字词“义理”“理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理”“义”的单字词，并且有了确切的哲学含义；至于单字“理”“义”组合而成的“义理”“理义”，则是其哲学含义的深化。
  在先秦文献中，“义”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其词义也较丰富，但是，其主要意思则是正义、道义、德义相关的道德概念，涉及的是与人的道德价值相关的精神世界。人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诸多道德准则、道德范畴的一种，如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诸多德行、规范的根本准则。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所说“义，群善之蕝也。”（《郭店楚墓竹简》，第179页）
  在先秦文献中，“理”也是一个大量出现的词，与“义”主要是一种道德意义的价值概念不同，“理”最初就是一种法则意义的客观规律概念。据学者邓国光考订“理”最早见于典籍是动词“整理”“治理”的意思，“与治国的‘疆理天下’的重大事件相关”（邓国光，第6页）。由动词的“理”转化出名词的“理”，就具有了客观法则的意义。对于古人来说，客观法则的“理”可以是自然法则，即所谓“物成生理”（《庄子·天地》），“万物殊理”（《庄子·则阳》），“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韩非子·解老》）；也可以是社会法则的理，即所谓“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墨子·非儒》）“故礼者，谓有理也。”（《管子·心术》）
  在先秦文献中，当独立的“义”字、“理”字出现以后，又产生了将“义”和“理”连用的“义理”或“理义”。这种连用的“义理”的结合一般形成三种词组结构，并形成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理”与“义”并列义，如《墨子·非儒》有“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就是一种“义”与“理”的并列。所以《管子·形势解》说：“国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同时又指出：“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这里分别出现“理义”和“义理”，说明其“理”（法则）与“义”（道义）的并列关系。其二，是以“理”定义“义”的偏正结构。如孟子向来重视道义，多讲“义”，但偶尔也说“理义”，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孟子所说的“理义”，旨在强调“义”的内在必然性，故以“理”修饰“义”。其三，是以“义”修饰“理”的偏正结构。《管子·心术》说：“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管子重“理”，故而他说的“理”是社会法则，他特别强调“理”的法则必然决定“义”的道义应然。
  在先秦诸子中，大多都要讲“义”“理”或者“义理”。但是，先秦儒家重道义故而主要讲“义”；而先秦道家、法家重自然法则或社会法则，故而主要讲“理”。一般而言，那些重视人文理想的学者、学派偏重道义（义）的重要性，而重视现实功利的学者、学派则偏重法则（理）的重要性。
  对于以典籍知识为职业的读书人来说，读书、写书的目标就是探求和表达“义理”，即确立道义与法则。至于古人留下来的经典，其根本要旨就是承载、传播“义理”。所以，在“义”“理”观念形成的同时，如何从经典中寻求义理就是其读书人的首要目标。《周易》是群经之首，先秦儒者就是希望探求圣人表达的“义理”，故而《周易·说卦传》提出圣人作《易》时，“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颖达《疏》云：“以治理断人伦之正义。”这确是体现出儒家的义理观，即以“正义”的道德价值去“治理”现实的政治秩序。所以，两汉时期确立了儒家经典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后，如何从经典文献中探寻义理就成为儒家经学的使命。这时，与经学相关的概念大量出现，诸如：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王充，第256页）
  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王充，第556页）
  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唐六典》，第45页）
  汉唐时期的儒家经师、学者，以研究经典的文辞章句为业，但他们也意识到，通过经学的训诂章句的研习，旨在“辨明义理”，即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
  正由于儒家的“义理”包含着“义”的道义与“理”的法则，所以，尽管“义理之学”的兴起本身是一种学术范式的重要转折，即由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转换成两宋的义理之学，但这种学术范式的发生转换的内在动力、思想根源是复兴儒学的文化功能、政治使命。这种文化功能、社会使命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阐发儒学的道义价值内涵，激励儒家士大夫追求“道”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则是要推动儒学治理社会的实用功能，能够指导儒家士大夫在治国平天下活动中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