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说：“熹自十四五时得（二程和张载）两家之书读之”；又说：“熹自蚤岁既幸得其（周敦颐）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书后记》）按，朱熹十四岁时即祁宽写《通书后跋》的绍兴甲子年（1144），朱熹初见李侗是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四年后乃正式受教于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朱熹将周敦颐的《通书》寄予李侗，李在回信中说：
  承惠示濂溪遗文……极荷爱厚，不敢忘，不敢忘。迩书向亦曾见一二，但不曾得见全本，今乃得一观，殊慰卑抱也。……尝爱黄鲁直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延平答问》）
  朱熹所寄《通书》，当即《太极图说》附于《通书》卷末的版本。李侗肯定《通书》，亦如他对朱熹的一贯教导，是从内心存养以观气象的角度加以肯定。
  李侗于隆兴元年（1163）逝世。三年之后，朱熹有“丙戌之悟”（所谓“中和旧说”），此“悟”就是受湖湘学派的影响，认为“性”是未发，“心”是已发。在“丙戌之悟”的当年，朱熹编成《周子通书》，此为《通书》的长沙本，即依胡宏所定章次，《太极图说》仍附于末章的版本。乾道四年（1168），朱熹校订二程的《遗书》《外书》《文集》和《经说》等著作。通过对二程关于心、性、情的诸种说法进行反复思考，朱熹又有“己丑之悟”（1169，所谓“中和新说”），放弃了“中和旧说”的以心为已发的观点，而改为“心”有体有用，未发之“性”为体，已发之“情”为用，“心统性情”是也。朱熹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语，与横渠‘心统性情’相似。”（《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论心，惟《答吕与叔书》最后一篇为尽。而张子所谓‘心统性情’亦为切要。”（《四书或问》卷三十六）。“己丑之悟”是朱熹的思想臻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在“己丑之悟”的同年，朱熹重编周敦颐的《太极通书》。这次重编对于朱熹确立“伊洛渊源”的道学谱系和其本人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
  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太极通书后序》建安本）
  朱熹把《太极图说》移到《通书》各章之前，其文献依据就是潘兴嗣（清逸）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铭》叙周敦颐著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而其深意是他认识到濂溪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且二程“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如前所述，二程的《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所好何学论》实际上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中“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二程不言“无极”和“太极”，亦不言从“太极”到“两仪”的天地分化过程。而朱熹在此所谓二程“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实已把二程以及道南学派的心性理论上达于本体—宇宙论，并且把二程之“理”解释为“太极”。
  从乾道六年（1170）到乾道八年，朱熹经过与张栻、吕祖谦等人的往复商榷，修改完成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和《西铭解》。在《太极图说解》中，朱熹强调：
  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
  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
  这是以二程的理本论来诠释周敦颐的“太极—阴阳”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这在二程的理本论思想中是没有的，朱熹以“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释之，对“两仪”没有明确的解释，后来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两仪是天地，与画卦两仪意思又别。……方浑沦未判，阴阳之气，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间放得宽阔光朗，而两仪始立。”（《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朱子语类》卷一）这与二程的理本论不讲“太极生两仪”，而多从“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讲起，是不同的。
  朱熹把《太极图说》作为“伊洛渊源”的开端，使他所诠释的理本论思想更多地加进了宇宙论的内容。在《太极图说解》中，朱熹肯定了程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故在“理气先后”的问题上没有提出“理生气”或“理在气先”之说。但张栻《答朱元晦》信中有云：“伯恭昨日得书，犹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南轩集》卷二十）吕祖谦《与朱侍讲》信中也说：“向承示以改定《太极图说解》……所先欲请问者，如《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先体后用，先显后微之说，恐当时未必有此意。”（《东莱集》别集卷七）观此可知，在朱熹的原稿中本有“体用先后”之论。朱熹在同时期写的《答杨子直》信中也说：“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11］，其言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在改定的《太极图说解》中已无“体用先后”之论，朱熹在《答杨子直》信中也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但朱熹在《太极图说解后记》中针对“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批评说：“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观此可知，朱熹当时虽然没有提出“理生气”，但在他的思想中实已内蕴了“先有此（理）而后有彼（气）”的观点。
  此后，朱熹在与陆九渊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中提出：
  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
  所谓“在无物之前”“在阴阳之外”即已包含了“理在气先”的思想，故黄宗羲评论说：“此朱子自以理气先后之说解周子。”（《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陈来说：“朱陆之太极辩……标志着朱子理在气先思想的明确形成。”［12］朱熹晚年倾向于理对气的“逻辑在先”说，即所谓：
  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朱子语类》卷一）
  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同上）
  所谓“本无先后之可言”，是讲理气在时间上无先后；所谓“也须有先后”，是讲理的“逻辑在先”性，理终归是气的“本原”。朱熹在《答赵致道》信中说：“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朱熹的世界本原论，即是以“理”为本原的本体—宇宙论。
  朱熹在作《太极图说解》的同时也完成了《西铭解》（在《西铭解》中贯彻了《太极图说解》的思想）。这两部书标志着在朱熹的思想中“伊洛渊源”道学谱系的形成，也标志着朱熹本人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乾道九年（1173），朱熹编成《伊洛渊源录》；两年之后，即淳熙二年，朱熹与吕祖谦合编成《近思录》。在《近思录》中，收入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624条语录，分为十四卷。其首卷讲“道体”，开篇就全文录入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此统率二程与张载所言的“道体”，然后又分设“为学大要、格物穷理、存养、改过、齐家、出处、治体、制度、处事、教学、警戒、辨异端、圣贤气象”等纲目。这样就把周、张、二程之学统合为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实际上也就是朱熹的思想体系，换言之，即是“濂洛关闽”的思想体系。
  在编成《近思录》的两年之后，即淳熙四年（1177），朱熹又完成了他精心撰著的《论孟集注》及《论孟或问》。先此，朱熹在完成《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的乾道八年（1172）已编成《论孟精义》，此书“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萃条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解释《论语》《孟子》之“精义”。五年之后，朱熹撰成《论孟集注》。关于《精义》与《集注》的区别，钱穆先生论之曰：
  至朱子四十三岁，又成《论孟精义》……此时朱子在大体上，仍是从程门上窥二程，从二程上窥孔孟。惟于程门诸儒，已渐悟其有失师旨。
  至朱子四十八岁时，《论孟集注》《或问》成书。此时，朱子已认《精义》中说得没紧要处多，故只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至是而朱子始自出手眼，尤于二程门人诸家说多所摆弃。13］
  所谓“朱子始自出手眼”，就是在朱熹完成了对“伊洛渊源”道学谱系的诠释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乃自出己意而作《论孟集注》。
  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署为淳熙己酉（1189）作，而此两序“是由淳熙四年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所作的序修改而来”。［14］依此说，朱熹的《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都作于淳熙初年，它们与《近思录》是同一时期的著作。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语类》卷一〇五）所谓“四子”不仅是指孔、曾、思、孟所作的《四书》，实际上还包括了朱熹为《四书》作的《集注》。在此意义上，亦可谓：“《四书集注》，乃《六经》之阶梯；而《近思录》，乃《四书集注》之阶梯。”也就是说，若要理解儒家的《六经》，乃须通过《四书集注》；而朱熹所编《近思录》，即他对周、张、二程思想的诠释，乃成为他“自出手眼”而作《四书集注》的阶梯。
  《宋元学案》说朱子的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这是与朱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形成了“濂洛关闽”的思想体系相联系的；钱穆先生说宋代的“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15，这也是以朱子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为其主要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