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北宋以后，在朱熹的学术成长时期，二程洛学主要分流为由杨时所传的“道南学派”和由胡安国所传的“湖湘学派”。朱熹在十四五岁时就曾读二程和张载“两家之书”10］，亦曾习禅学，自二十四岁后受教于杨时的二传李侗，“李先生极言其（禅学）不是”，乃专心读“圣贤言语”（《朱子语类》卷一〇四）。在师事李侗之前，朱熹亦曾师事胡宪（胡安国从子），故亦较早受到湖湘学派的影响。
  杨时最初对张载的《西铭》提出批评，后得到程颐的纠正（参见《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除《西铭》外，杨时及其所传道南学派对张载的《正蒙》持排斥态度，而胡安国及其所传湖湘学派则肯定《正蒙》。朱熹在受教于李侗时，“尝看《正蒙》，李甚不许”，“李先生云：横渠说不须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费力”（《朱子语类》卷一〇三）。道南学派的这种态度，类似于二程从“先识仁”的角度批评张载之学。而湖湘学派则对濂学和关学都持开放态度，这与胡安国及其季子胡宏同程门弟子侯仲良有过密切的接触有关。
  侯仲良，字师圣，《伊洛渊源录》谓其“河东人，二先生舅氏华阴先生无可之孙，有《论语说》及《雅言》一编，皆出衡山胡氏”。又载其遗事，“或曰：江陵有侯师圣者，初从伊川，未悟，乃策杖访濂溪。濂溪留之对榻夜谈，越三日，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伊川亦讶其不凡，曰：‘非从濂溪来耶？’师圣后游荆门，胡文定留与为邻终焉。”朱熹辨别此遗事不实：“濂溪卒于熙宁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间尚在。其题上蔡谢公手帖，犹云显道虽与予为同门友，然视予为后生。则其年辈不与濂溪相接，明矣。”（《伊洛渊源录》卷十二）朱熹此说可商榷，周敦颐卒于熙宁六年（1073），此距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有五十余年，若侯仲良在二十岁上下见晚年的周敦颐，不是不可能的。
  《伊洛渊源录》又载胡安国的《与杨大谏书》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门溃卒甲马之中脱身，相就于漳水之滨，今已两年。其安于羁苦，守节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讲论经术，则通贯不穷；商略时事，则纤微皆察。国势安危，民情休戚，凡务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晓也。方值艰难之时，而使此辈人老身贫贱，亦可慨矣。”（同上）侯仲良自兵乱中脱身，“相就于漳水之滨”，当即在靖康、建炎之间，其“游荆门，胡文定留与为邻终焉”。正是在这一时期，胡宏拜侯仲良为师。
  胡宏在《题吕与叔中庸解》一文中说：“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师圣，自三山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之游，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有张焘者，携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师圣笑曰：‘何传之误，此吕与叔晚年所为也。’……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师圣又夫子犹子夫也。师圣少孤，养于夫子家，至于成立。两夫子之属纩，皆在其左右。其从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其为人守道义，重然诺，言不妄，可信。”（《五峰集》卷三）由此可知，侯仲良为二程之舅的孙子，亦二程的侄女婿，他从小养于二程家，是跟从二程最久的弟子。依此关系，其“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当不是虚言。
  胡安国、胡宏与侯仲良的密切接触至少有两年之久，湖湘学派对于“伊洛渊源”的认识当深受侯仲良的影响。侯仲良早年曾拜访过周敦颐，“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这对于北宋后濂溪著作的流传实具有关键意义。现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最早即出自侯仲良，而最早为其作“序”的就是胡宏。在胡宏作“序”的《通书》后，有祁宽写的《通书后跋》：
  《通书》即其（周敦颐）所著也，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得之于高，后得之于朱；又后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传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周子全书》卷十一）
  此“跋”作于绍兴甲子（1144），当时朱熹十四岁。祁宽是尹焞弟子，他先得《通书》于侯仲良所传之高元举，后得之于朱子发（震），又后来在尹焞门下得其所藏。侯氏和尹氏所传《通书》在卷末都有《太极图说》，而祁宽在九江周敦颐家所得旧本没有《太极图说》。“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此“或云”很可能出自侯仲良（若出自尹焞，则祁宽当直书其师之名）。尹焞是程颐晚年弟子，他所藏《通书》及《太极图说》乃“得之程氏”。但二程和尹焞等一直没有将《太极图说》示人，若无侯仲良所传，则朱震不可能于绍兴五年（1135）在所上《进周易表》中包括《太极图说》，而尹焞也仍可能将《通书》及《太极图说》藏不示人。倘若真如此，那么《太极图说》就可能湮没不闻，而朱熹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伊洛渊源”的开山之作。
  侯仲良“有《论语说》及《雅言》一编，皆出衡山胡氏”。胡宏早年还编有《程氏雅言》，现传《五峰集》中有胡宏所作《程子雅言前序》和《后序》，这两篇序文不仅高度肯定了二程接续孟子以后失传的儒家道统，而且将其与王安石、苏轼和欧阳修之学做比较，认为王、苏、欧阳之学各有所偏，只有“西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生者，天实生之，当五百余岁之数，禀真元之会，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五峰集》卷三《程子雅言后序》）。胡宏辨别北宋各学派的不同特点，他要继承和发扬二程的洛学，这是十分明确的。不仅如此，胡宏还最早提出了始自濂溪的道学（理学）谱系，这对于朱熹有重要的影响。其《周子通书序》云：
  《通书》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程明道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事业无穷矣。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五峰集》卷三）
  这篇序文明确了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的地位，高度评价周敦颐之功“盖在孔孟之间”，又说《通书》“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这为此后朱熹最终确立周敦颐的理学之开山地位奠定了基础。
  胡宏不仅表彰周敦颐之学，而且表彰邵雍和张载之学，从而提出了“北宋五子”的道学谱系。他在《横渠正蒙序》中说：
  我宋受命，贤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先生名载，字子厚……与二程子为至交。知礼成性，道义之出，粹然有光，关中学者尊之，信如见夫子而亲炙之也。……著书数万言，极天地阴阳之本，穷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说而正人心，故自号其书曰《正蒙》。其志大，其虑深且远矣。（《五峰集》卷三）
  胡宏在这篇序中将周、邵、二程和张载并列，此即“北宋五子”的谱系，亦即朱熹所编《伊洛渊源录》的谱系。据朱熹所说，《伊洛渊源录》中有邵雍是“书坊自增耳”（《语类》卷六十），但这也正说明胡宏提出的这一谱系的影响之大，朱熹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只是在《近思录》中排除了邵雍）。
  胡宏作《横渠正蒙序》的时间大约在作《周子通书序》稍后。湖湘学派重视《正蒙》，自胡安国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著录“《正蒙》书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亦著录“《正蒙》书十卷”，解题云：“崇文校书长安张载子厚撰，凡十九篇……又有待制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末有行状一卷。”按，晁、陈两书所录“《正蒙》书十卷”，当即胡宏在《横渠正蒙序》中所说“今就其编，剔摘为内书五卷、外书五卷”的合编。胡安国所传的《正蒙》一卷，可能是其选编的《正蒙》语录。概言之，《正蒙》在南宋初期的流传，亦如《通书》及《太极图说》的流传，与胡氏父子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