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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这是因为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导致了近代朝鲜朝儒学界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形成和对立。围绕四七论而形成的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对立，堪称朝鲜朝性理学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构成了“儒学的韩国化”。这就是说，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论成为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探究退溪的四端七情论具有探究儒学韩国化的典型意义。
  四端七情论中的“四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七情论中的“七情”，指《礼记》中的“喜、怒、哀、惧、爱、恶、欲”。
  李退溪关于“四端七情”的原创性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四端”与“七情”的区别，认为“四端”与“七情”属于两个不同质的“情”范畴。二是用“理气观”对“四端七情”加以诠释。“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14］李退溪认为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经论述得很周详了。但是，用“理”和“气”来分析、阐释四端与七情，先儒却没有这方面的论述。所以，以“理气”观解释“四端七情”，这确是李退溪的一个贡献。
  如上所述，李退溪“理气”观的最大特色是强调二分说，即突出理气不相杂的一面。循着这样的思维模式，在“四端七情”问题上，他仍然主张“四端”与“七情”的相别和相殊，即强调“四端”与“七情”的不同质。
  李退溪认为情之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分，就犹如性之有“本性”与“气禀”相异一样。而性，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为什么情就不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呢？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从仁义礼智的性中发的。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外物与身体接触而引起心中的感动，即源于外界事物而发。四端的发出，孟子说是心，而心是理与气之合，然而为什么所指是理？仁义礼智之性猝然在心中，而四者是其端绪。七情的发出，朱子说是“本来就有的当然法则”，所以并不是没有理。然而为什么所指是气？外物的到来，最易感觉并先动的，也就是形气了，而七者是其苗脉。哪有在心中是纯理，而才发出就为杂气了呢？哪有外感是形气，而能为理本体发出的呢？
  可见，这段话的关键词是“所指”。李退溪认为“四端”的“所指”是“理”，“七情”的“所指”是“气”。他的这一思想在《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中讲得更明确，如他说：“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15］“七情”为“气”，“四端”为“理”。这就是四七的“所指”。而在李退溪的思想中，“理”与“气”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理”指事物的法则、本质，“气”指事物的质料（材料）。不仅如此，其性质也不同。“理”是形而上的，具有抽象、普遍的性质；“气”是形而下的，具有具体、特殊的性质。进而，李退溪将其分属于“四端”和“七情”。这就决定了“四端”与“七情”的区别。其中最基本的区别是其价值的区别，即“四端，皆善也。……七情，善恶未定也。”［16］他根据孟子思想，认为“四端纯善”是绝对的。由此可见，四端是抽象的情。另一方面，他讲情，并非是作为理想的、完人的圣人之情，也有常人之情，即具体的情。这样，他的四端七情就具有了互相不同的意义和特征。［17］为了进一步论证“四端”与“七情”的不同，退溪在上述引文中提到“其发各有血脉”。所谓“其发各有血脉”，也就是“所从来”的问题。
  李退溪在《答奇明彦第二书》中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18］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解读李退溪的这一思想：
  第一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四端可谓理之发，但此时并非无气，而气的作用是顺理（随之）而为。七情可谓气之发，但并非唯气之发，此时亦有理（乘之）。”这样解释，主要是为了回答奇高峰的诘难。奇高峰主张，不论是“四端”还是“七情”，都应从“理气不相离”的“浑沦而言”的角度解释。所以，李退溪在说“理之发”“气之发”的同时，又补充上“气随之”“理乘之”，以表明“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而实质上，退溪的意思还是强调“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他所谓的“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的意思，就是“理之发，气之发”。正是由于“四端”是“理之发”，所以“自纯善无恶”，只有当“理发未遂而揜于气”时，才会流为不善。正是由于“七情”是“气之发”，所以当“气发不中而灭其理”时，就为“放而为恶”。在这里，可以从李退溪的理气不离的论述中，窥见他实质上还是从理气相分的角度来阐释“四端”与“七情”形成的根源。
  第二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中的“发”“随”“乘”是三个关键性的动词。
  “发”，是活动的意思。“气发”，即指气的活动，气是可以动的。关于这一点，没有疑问。“理发”，应解释为理的活动。如上所述，朱熹不承认理有动静，所以他说的“四端是理之发”为“虚发”。而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认为理有动静。这样，在退溪的理论系统中，不论是“四端理之发”，还是“四端，理发而气随之”的“发”，都是讲的“实发”，即“理发”与“气发”的“发”，是一个意思。正是基于承认理有动静的观点，退溪竭力主张四端是理发。
  “随”，是跟随、尾随，即随着的意思。李退溪讲“理发气随”，就是表明气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理发气随”的“四端”，是纯善无恶的。
  “乘”，是坐、驾的意思，所以“气发理乘”就是讲，气发而理驾驭气。当气发，而理能驾驭气时，七情表现为善；当气强理弱，理驾驭不了气时，七情易流于恶。
  李退溪通过“发”“随”“乘”三个关键动词，凸显了“理”的活动性、主宰性，即表明了他对“理”价值的肯定。
  第三点，李退溪讲四端为理之发，其理论依据是孟子的“性善”说。孟子从“四端”（特别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的表露现象推测到仁义礼智之性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从四端皆性的意义上讲四端的“本旨”即意图。所以，李退溪讲“四端自纯善无恶”，是“理之发”，正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之上。性善说的立场作为退溪学问的立场，是先行于其方法论的前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