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为了比较参照《克斋记》有关天地之心等思想和词句，我们把朱子《仁说》的文字也列于下方：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又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则以让国而逊、谏伐而饿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杀身成仁”，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口央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则程子所谓“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者，非欤？曰：不然。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而子顾以为异乎程子之说，不亦误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盖有谓爱非仁，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者矣；亦有谓爱非仁，而以心有知觉释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则彼皆非欤？曰：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观孔子答子贡博施济众之问，与程子所谓觉不可以训仁者，则可见矣，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之。而知觉之云者，于圣门所示乐山能守之气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因并记其语，作《仁说》。16］
  因本文并不是对《仁说》的研究，故这里只着重讨论《克斋记》与《仁说》的比较。朱子《仁说》亦几经修改，于乾道癸巳年定稿，《朱子文集》所收《仁说》即是定稿。把《克斋记》定本与《仁说》定本二者加以比较可见，其中思想基本一致，但侧重不同，《仁说》更为全面地阐发了朱子的仁学思想：
  第一，《仁说》反复以爱言仁、以爱推仁，并以此与北宋以来各种仁论相区别，而《克斋记》后本、定本都只有一处涉及爱，可以说《克斋记》完全没有突出以爱言仁。这一差别非常明显。第二，《克斋记》后本曾用程氏门人吕大临的物我一体为仁的说法，《克斋记》定本则完全删除了这一说法，也不再涉及其他程门弟子后学，而《仁说》则不仅保留了吕大临之说，并指出了此说的局限。《克斋记》先本、后本都曾明确针对程门后学知觉言仁说的弊病加以批评，而《克斋记》定本中删去了对知觉言仁说的提及和批评，但《仁说》中明确表达了对知觉言仁说及其弊病的批评，并引用了程颐“觉不可以训仁”而彻底否定了知觉言仁说。这就使得对程门仁论的反思完整体现在《仁说》，而丝毫不见于《克斋记》，《克斋记》定本只是从天道和工：夫正面论述了克己复礼的思想。这也是《克斋记》与《仁说》的重大不同。可以推测，《克斋记》初稿本是明确针对程门知觉言仁的，但后来在《仁说》中全面表达了对程门论仁的批评，所以《克斋记》的最后修订本就没有必要再保留对程门知觉言仁的批评了。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察见《克斋记》与《仁说》的先后。第三三，《克斋记》后本、定本在天地之心上的用法是“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仁说》用的是“天地以生物为心”。朱子与张南轩辩论仁说中，张南轩反复质疑“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而朱子始终坚持“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最后张南轩也同意了朱子的提法。
  考虑到这一点，则《克斋记》没有用“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这只能解释为《克斋记》之作本在《仁说》之前，其文重点不在于此处，后来也就没有必要再加修改了。
  另外，还可指出，《克斋记》后本、定本中虽然都肯定地宣称“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但文章首出的是“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两句则在后面。这与《仁说》一上来就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显然有所差别。虽然，二者都认为性情之仁来自天心之仁，但相比之下，《克斋记》更强调仁的性情论，而仁说更突出仁的天道论，轻重先后之间有所差别。当然，这不是思想的不同，而应当是《克斋记》与《仁说》两者的文章功能不同。朱子大概在写作《仁说》之后意识到，《克斋记》既是为石子重所写的斋记，应只突出克己工夫，自然就没有必要像《仁说》那样全面地从天道到性情到工夫到程门弊病进行综合论述了。而所有这一切，必须把《克斋记》前后本之间、《克斋记》与《仁说》之间详加比勘，才可能深入其中，如果我们只就通行本《克斋记》文而观之，是无法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