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斋记》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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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朱子学年鉴.2016》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2273
颗粒名称: 一、《克斋记》先本
分类号: B244.7
页数: 5
页码: 002-006
摘要: 本文记述了《克斋记》是朱子所著,朱子在乾道壬辰年才将其完成。在《朱子文集》中所载的《答石子重第十一书》中,朱子提及了《克斋记》的两个版本:“先本”和“后本”,这暗示了《克斋记》在写作过程中的修改和完善。石子重曾看到两个版本的《克斋记》,但现存的《克斋记》中并没有出现朱子所提及的句子,说明现行版本是经过朱子最终改定的定稿。
关键词: 朱子 思想 《克斋记》

内容

通行本《朱子文集》中《克斋记》文本之末有朱子自署“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谨记”,也就是说,在四年之后即乾道八年,朱子终于为石子重写下了《克斋记》。所以《克斋记》的著作年代,向无争议。[2但《克斋记》从初稿到定稿,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以往少有研究。让我们先来看《朱子文集》所载的朱子《答石子重第十一书》,以下所录此书,左顶格加下划线者为朱子的批语,退格的段落是石子重的问目: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是为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即爱亲从兄之心习而察,则仁矣。然而不敢说必无犯上作乱,故曰“鲜”。其或有之,以其习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为仁,患在不察故尔。《表记》曰:“事君,处其位,不履其事,则乱也。”谓违君命为乱。此所谓“犯上”者,犯颜作乱者,违命也。
  孝弟,顺德;犯上作乱,逆德。论孝弟却说犯上作乱底事,只为是它唤作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一般。君子则不然,先理会个根本。根本既立,道自此生,曷惟其已!许顺之云:“ ‘其为人也孝弟’,犹是泛而论之。如君子之道,夫妇之愚不肖可与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务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顺德,终是不善之心鲜矣。”此二说,大抵求之过矣。“鲜”只是少。圣贤之言,大概宽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说杀了。此章且看伊川说,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恕也。”又《语录》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正解此两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恕也,近于仁矣,然未至于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为仁,后以为恕而未仁,二义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为未仁,则“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二先生说经,如此不同处亦多,或是时有先后,或是差舛,当以义理隐度而取舍之。如此说,则当以《解》为正,盖其义理最长,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与“欲无加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详之。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明曰:“动容貌,周旋中礼,暴慢斯远;正颜色则不妄,斯近道曰:“动容貌,周旋中礼,暴慢斯远;正颜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远鄙倍。”此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远暴慢、斯近信、远鄙倍,犹云便远暴慢、便近信、便远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辞气之出,不使至于鄙倍。”却是就“远”字上用工。上蔡云:“动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处。”又曰:“紧要在上三字。”说不同,如何?
  熹详此意,当以明道之说为正。上蔡之说尤有病。
  《克斋记》说“天下归仁”处,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后本云:“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先后意甚异,毕竟“天下归仁”当如何说?
  初意伊川说,后觉未稳,改之如此,乃吕博士说。恐当以后说为正。盖所谓伊川说,亦止见于《外书·杂说》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斋记》不取知觉言仁之说,似以爱之说为主。近子细玩味,似若知觉亦不可去。盖不知觉,则亦必不爱。惟知觉,故能爱。知觉与爱,并行而不相悖,恐亦无害于言仁,但不可专以知觉为仁耳。医者以四支顽痹为不仁,顽痹则不知痛痒,又安能爱?更乞开发。
  此义近与湖南诸公论之,甚详,今略录一二上呈,亦可见大意矣(一答胡广仲书“仁”之说,一答张敬夫书)。3]
  此书前面主要讨论《论语》及二程对《论语》的解释,后面提到《克斋记》,应是《克斋记》作成后非久,当作于乾道壬辰本年,朱子43岁。据上引石子重与朱子书所问,《克斋记》有“先本”和“后本”之别,其中提法颇有不同,可以看到朱子写作和修改的过程。盖朱子写成《克斋记》后,即寄给石子重,不久后又觉其中有未安处,故再寄修改稿给石子重。据朱子自述,其先本主张“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是以伊川之说为主,后本则主张“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中”和克己说,是以吕大临之说为主。这说明朱子此篇《克斋记》文在初稿后又曾经修改。石子重看到过两个稿本,而今存本《克斋记》中朱子这里所提及的两句都没有踪影,可知《朱子文集》中的《克斋记》,既不是石子重书中所说的“先本”,也不是“后本”,应是后来最终改定的定本。
  上引石子重与朱子书指出:
  《克斋记》不取知觉言仁之说,似以爱之说为主。近仔细玩味,似若知觉亦不可去。盖不知觉则亦必不爱,惟知觉故能爱,知觉与爱并行而不相悖,恐亦无害于言仁,但不可专以知觉为仁耳。医者以四肢顽痹为不仁,顽痹则不知痛痒,又安能爱?[4]
  石子重的说法是欲调和知觉言仁说和以爱推仁说两者,可见石子重认为《克斋记》是朱子与湖南学者关于知觉言仁辩论的后续部分,是承接知觉言仁论辩的。朱子批云:“此义近与湖南诸公论之甚详,今录一二上呈,亦可见大意矣。一答胡广仲书,一答张敬夫书。”[5]事实上,《克斋记》没有特别强调爱,只是说到“恻隐之心无不通”,“感而遂通,而无一物之不被其爱”,但熟悉当时仁论说的石子重很敏感地发现,朱子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知觉言仁”的话语。朱子则明白点出,这确实是与湖南诸公的知觉论辩有关,故把他和湖南学者张栻、胡广仲论知觉言仁的两封书信转给石子重参阅。朱子说的“此义”应当是指对知觉言仁的辨析。朱子《答胡广仲书》并未谈及《克斋记》,也未提到《仁说》,故《答胡广仲书》应略早于《克斋记》。
  石子重得书后放弃了知觉言仁说,回报曰:“所疑荷批诲,今皆已释然,盖仁者心有知觉,谓知觉为人则不可,知觉却属智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朱子答云:“仁字之说甚善,要之,须将仁义礼智皆作一处看。”[6]
  朱子与石子重的论《克斋记》的几通书信,都是以论仁为主题,且提到仁字之说,但都没有提到朱子写的《仁说》,而《仁说》也是集中论仁,可见作《克斋记》时还未有《仁说》。若当时已有《仁说》,以朱子与石子重的关系而言,朱子必然寄给石子重共商讨论。既然二人都未提及《仁说》,由此可推知写作《克斋记》时尚未有《仁说》。尤其是石子重说《克斋记》“似以爱之说为主”,显然是还没有见到过《仁说》,因为《仁说》正是强调以爱论仁、以爱推仁。故《克斋记》与《仁说》虽然都是朱子43岁时的作品,但《克斋记》在前,《仁说》在后。《克斋记》是此前知觉言仁之辩的延续(又见《语类》陈淳录),而《仁说》则是对仁的全面讨论。
  《朱子文集》中提到《克斋记》还有数处,如朱子《游诚之一》答:
  《克斋记》近复改定,今别写去。后面不欲深诋近世之失,“波动危迫”等语,皆已削去。但前所论性情脉络、功夫次第,自亦可见底里,不待尽言而后喻也。因见南轩,试更以此意质之,当有以相发明尔。[7]
  游诚之也是湖南学者。朱子在此书中提到了几处对《克斋记》的具体删修意见。其关键是,不再批评程门后学的错误理解(即所谓近世之失),而保留性情论和工夫论的论述。今存《克斋记》定本,其修改后的面貌与朱子这里所说完全一致。
  《朱子文集》别集卷六《答林择之十一》:
  《尤溪学记》及《克斋记》近复改定,及改去岁《仁说》《答钦夫》。数书本欲写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寄钦夫《语解》去,看毕寄还,并论其说。[8]
  此书作在乾道癸巳,朱子44岁。此书说到“克斋记近复改定”,当在一时先后。有学者认为这里只讲“去岁仁说”,没有说《克斋记》是去岁所作,似表明《克斋记》作在《仁说》之后。其实,因此时石子重到任尤溪县令,特请林择之来县学教学,又请朱子为作尤溪学记,所以朱子与书先提到与尤溪和石子重有关的二文,而后提到《仁说》等。
  朱子答张栻“又论仁说”书:
  来教云:“夫其所以与天地万物一体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蕴,人与物所公共,所谓爱之理也。”熹详此数句,似颇未安。盖仁只是爱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则于其所当爱者又有所不爱。惟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矣。若爱之理,则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为天地万物同体而后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说》,其间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来教以为不如克斋之云是也,然于此却有所未察。窃谓莫若将“公”字与“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后却看中间两字相近处之为亲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谓以公便为仁之失。此毫厘间,正当子细也。又看“仁”字,当并“义礼智”字看,然后界限分明,见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独论“仁”字,所以多说而易差也。又谓“体用一源,内外一致”为仁之妙,此亦未安。盖义之有羞恶,礼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内外一致,非独仁为然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9]
  主张仁是爱之理,是朱子知觉言仁之辩中强调的重点。[10]已有学者见此书引述张栻认为仁说不如《克斋记》,从而推论仁说在《克斋记》之前,其实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此书是论《仁说》,而不是论《克斋记》;观其中辞意,作此书时,朱子方欲修改《仁说》而尚未动手。而张栻则在评朱子《仁说》之前,已经看到过《克斋记》,故其评语中有《仁说》不如《克斋记》的文字。从这里并不能得出《克斋记》在《仁说》之后的结论。
  《朱子语类》只有一处提及《克斋记》:
  问:“程门以知觉言仁,《克斋记》乃不取,何也?”曰:“仁离爱不得。上蔡诸公不把爱做仁,他见伊川言:‘博爱非仁也,仁是性,爱是情。’伊川也不是道爱不是仁。若当初有人会问,必说道‘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如此方分晓。惜门人只领那意,便专以知觉言之,于爱之说,若将浼焉,遂蹉过仁地位去说,将仁更无安顿处。‘见孺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处见得亲切。圣贤言仁,皆从这处说。”又问:“知觉亦有生意。”曰:“固是。将知觉说来冷了。觉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边。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须自看得,便都理会得。”(淳。寓同。)[11
  陈淳所录在朱子守漳州时,已在绍熙初。但朱子门人仍然注意此文,而且陈淳明确指出《克斋记》是针对“知觉言仁”而发的,这与《克斋记》写成时石子重的感觉是一致的。

知识出处

朱子学年鉴.2016

《朱子学年鉴.2016》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年鉴内容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9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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