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伊洛之学风靡之后，学术界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不过学校还是沿用汉唐的注解研习经书。到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完成后，注释的学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元明以来，《易经》《诗经》《尚书》《礼记》《论语》《孟子》均崇尚宋朝的注解，不再推崇汉唐的注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朱熹的学识多么渊博。
  在各种经书里，《论语》与《孟子》这两本书最是精粹和重要。朱熹先是编辑了《论孟精义》共计三十四卷，后又写了《训蒙口义》，接着对里面的精髓进行提炼，把可以反映《论语》与《孟子》核心内容的部分编辑成《论语集注》以及《孟子集注》，也就是现在流通的版本。接着还编纂了《论孟或问》三十四卷，对注解的取舍进行解释。
  朱熹对这两本书的评论是：研究领悟不止四十年，一字一句都认真推敲了，所写的集注，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秦朝时吕不韦写下《吕览》（也称《吕氏春秋》），曾经公开在咸阳城门口发布告示：“谁可以在那上面增加或删改某个字，就赏金一千。”最后竟无人能夺得这一千赏金，这不过是因为害怕吕不韦的权势而已，怎会是不能修改？而朱熹所写的集注却是几乎无法删改的。
  《大学》与《中庸》原来是《礼记》中的部分内容，宋代的儒学家把《大学》视为初学者修身、做学问的入门之路，而《中庸》则是孔门教导圣贤大道的心法。因而把这两篇文章抽取出来另外成册，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朱熹最开始做书籍集注的时候和汉唐的旧版做过对比，经文出现较大修改。《论语》与《孟子》的集注较早完成，而《大学》与《中庸》的集注则是在其晚年时才定稿的。朱熹在弥留之际，还靠着枕头修改了《大学·诚意章》，他说：“人与鬼的差别就在这里。”此外还写了《大学或问》一卷以及《中庸或问》一卷。
  《诗经》从毛亨、毛苌以及郑玄（《诗经》有着“毛传郑笺”的说法，毛苌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而郑玄又给“毛诗”写了笺注，名为《毛诗传笺》），都主要以注解小序的形式（小序就是在《诗经》每篇的前面对主题进行简单解释，也有人说是子贡写的），小序的内容和相对的文章内容相悖，就一定要把无法解释的道理讲通。郑樵（字渔仲，莆田人）写了文章，对着里面的错误进行了辨析，并且大力点出其不当之处。朱熹所写的《诗集传》就把小序全都废除了，重复吟唱诗文的意境，然后将其内涵阐明，修正序言的错误，另外编纂了一本书，附在《诗经》的后面，来还原其原本的内涵（如今民间书坊的版本很少刻印附件）。
  由于《易经》是用来占卜的，所以秦朝并没有烧毁它。到了汉朝兴起的时候，有六个派别分别对易经进行了研究。唯独费氏传授的古文《易经》不被官方赞同。东汉时马融、郑玄都大力支持费氏的学说，也正是这个时候，费氏的书籍才开始风靡。从康成（即郑玄）和辅嗣（王弼，字辅嗣，注《易经》）把彖、象以及文言与经文融合在一起，学者们就再也看不到古本的《易经》了。吕东莱在嵩山晁氏所编纂的古《周易》基础上重新进行编纂，朱熹写下《周易本义》，表明创制易经的本质目的在于象数，占卜只是一种实际应用。每解一卦，就好像是占卜时获得卦辞，虚心探寻其意义一般，分析所占卜事情的凶吉，然后再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卦象，追究这里面有什么道理，然后才把卦象与实际结合起来（另外，还有一本《易学启蒙》的书，是刻板印刷流通的，教人画卦数蓍草的方法，这本书署名是云台真逸，也就是朱熹）。
  《尚书》流通的版本是孔安国的注解本。朱熹让弟子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写下《尚书集传》。宋光宗绍熙元年冬，在临漳印制了《易经》《诗经》《尚书》以及《春秋经义》四部书。
  待完成以后，写文章告慰先圣，分别在临漳印制四经后以及临漳印制的四部子集后附一篇文章，对四部子集进行论述：
  “圣贤的人通过写经义来告知后人，为了让读者在朗读的过程中，对其中的义理进行思考，来了解事理的本质，全面理解其中的道义，进而亲力亲为，做到圣贤的境地。尽管文章精简，但是天下的道理，不管有形无形，大或小都包含在里面，想要追寻得道进而进入圣贤境地的人，要不这么做就没有值得用心的事了。但是，如今与圣贤时代相隔甚远，讲解朗诵的方法失传了，那些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师，以及那些向来都有着崇高声望的博学之人，都还有不懂的地方，更何况是那些刚刚入学的孩子呢？他们那么快就开始读这类书籍，又如何能够理解文章的要旨呢？所以程颢在教导别人的时候，会先让他们认真研习《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这几本书，然后再学六经。先把容易的学习了，然后才学习难的，先近后远，先小后大的顺序是一定的，不可以随便更改，所以现在先是刻印四本古文经书，而后才是这四本，用来区分先后顺序，并且考证过去的经典，帮它注音解释意思，以方便阅读。刻印书时还把程颢关于四书的讨论放在了书后面，方便那些学习的人看到阅读的方法。曾经猜测《中庸》是在《孟子》七篇里抽取出来的，但如果读者在学习《孟子》之前不学习《中庸》，也是违背循序渐进的道理的。所以要一起记录在这里。”
  关于《周礼》《仪礼》以及《礼记》这三礼，朱熹还未赶得及做出修订注释，就先教给黄干《仪礼》，写下《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后来还续写了二十九卷；还针对《孝经》写下了《孝经刊误》；针对《离骚》写下《离骚集注》；对韩愈的文章写出《韩文考异》；对道家的言论，诸如《参同契》《阴符经》一类的书也写出了论述。可以说朱熹没有什么是不懂的。
  评论
  自汉唐以来的笺注学问，对于事物的名称研究较为详尽，但是却忽略了对义理的分析，总体上显得不那么平衡。北宋诸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一类的儒学家都是结合义理来讲解经书的。伊洛之学兴起后，对义理的解析则更加精细，圣人之道也更加明朗。在这以后继承他们学说的人，都彻底地摒弃了汉代的学说，针对义理发表了大量议论，都是一些空话，但是这也只是一些低端学者的错误，不可以因此批判朱熹，朱熹的确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清朝的陈澧（字兰甫，番禺人，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作品）说过这么一句话：“近代的儒学家考据学源自朱熹，不可以反过头来因此而诽谤朱熹。”
  想要清楚地了解朱熹的学问，只需要认真研读他所写的《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以及《中庸章句》即可。别的文集语录大概有几百卷，人们不可能全都拥有，也不可能全都读完，毕竟不是像四子书那样随处可见的。
  朱熹在对《诗经》进行解读的时候，由于孔子曾说过“郑声淫”，且《礼记》里也提到“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等内容，就觉得郑国与卫国的诗歌全都是有关男女淫乱私奔的内容，殊不知这里所谓的郑卫之音，指的是郑卫的音乐，而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