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宋高宗南渡时，中原地区失守，宋高宗的父亲宋徽宗以及兄长宋钦宗均被金人俘虏。尽管朝中有张浚、韩世忠、刘锜和岳飞作为将领，但是朝廷倚重秦桧，压制士兵们的亡国之恨，不顾一切耻辱与敌人议和。那些德行端正的人起初拼命阻拦但是没有结果，于是就纷纷回家，不再在朝中任职了。朱熹的父亲也是因此辞官的。朱熹在壮年时，立下志向要探索学问，因而顾不上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恰恰因为朝廷昏庸，不适合出仕，所以他宁可在民间流落。然而他从小刻苦学习，壮年追逐心中的志向，何曾有一日忘怀？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把皇位让给了宋孝宗。宋孝宗登基后，下旨广开言路，征集正直的言论。朱熹依据皇上的旨意，呈了密封的奏折。其大致内容如下：
皇上尽管没有过错，但是不能不清楚如何当好皇帝；朝政尽管没有疏忽，但是要及时制定好对内完善政治与教化、对外抵御强敌的战略。这里面各种利害关系尽管没办法一一罗列，但是其根本却一定要注意。陛下仍处于修身养性的初级阶段，亲自批阅奏章，无非是朗读诗歌文章，通过朗诵文章来让自己的品行得到提升。近年来，想要探索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但却尤为看重道家佛家的书籍，诵记经文和词语，这不是能够贯穿事物根本、确立大道的要点。君主的学问，应先追根究底，了解事情本末，以便清楚地了解事情的变化，并让世间万物的道理都铭记于心，能够将事情的细节看得清清楚楚，就会自然而然地端正内心，让自己意志诚恳，进而使天下得到更好的治理。
文章中间写道：“目前的方针，不过是匡正朝纲，抵抗外敌，但是这一方针为什么无法及时定下来呢？就是被主和言论干扰了啊。金朝和宋朝之间有着血海深仇，两方是绝对无法和谐相处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明知不能做，却还是要这么做，那是因为这里面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依我所见，主和对我们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理应咨询大臣提议，综合起来对全部计谋进行思考，分析目前失败的原因，然后总结应对的方法。坚定地依据大家所赞成的道理，结合当前利害关系，封锁关隘，拒绝合约，采纳贤才，明确法度，净化士风民风。让我们在匡正朝纲、抵抗敌人的同时，没有任何别的退路，以免产生安逸的思想。如此一来，将军、宰相、士兵都能理解皇上的志向，就会相互鼓励并共同为国家尽心尽力了。几年之后，举国上下意志坚定，兵士器宇轩昂，国家富强，军队强盛。再根据我们力量的大小，观察敌人挑衅程度，慢慢地积攒实力战胜他们。这样一来，中原地区丢失的土地一定可以收复。”
文章的结尾写道：“国家的好坏就看百姓是否愉悦，而决定百姓是否安逸的是地方官员是否公正贤明。负责监督辖区官员的监司是地方官吏的榜样，而监司的根本则是朝廷，所以想要妥善安顿人民，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朝廷。皇上，您看看，如今的监司里同流合污祸害百姓的人，哪个不是宰相、台谏的亲友、故交或门下？他们里面有些已经倒台，被查出结党营私的事实，并被免去了职位。但是那些还在当政的人难道就不是这样吗？无非是皇上您不清楚而已。”
宋孝宗隆兴元年，朝廷命令朱熹赶到皇上的住所（所谓行在，就是临安，也称临都，现杭州市），朱熹婉拒了。同年十一月，朱熹奉旨在垂拱殿奏事。那时候，朝廷命王之望前往金朝议和，王之望还未回来。宰相汤思退等人支持议和，正值皇上所依仗的亲信曾觌和龙大渊之辈掌握朝政。朱熹在去朝廷之前，问老师李延平自己应当说些什么。李延平觉得现在朝政混乱，所谓公义和利益混为一谈，因而宋朝运势越来越衰败，反而夷狄的气势越发强盛，人们都只顾利益而不顾忠义，陛下势力薄弱。于是，朱熹就按着老师的意思启奏。首篇文章提及治国之根本唯有讲学是最迫切的。内容大概是：
尽管皇上拥有生而知之的秉性、相较常人有更加高尚的德行，但是却并没有依据事物对道理进行考究，所以世间的许多道理，还没有认识到，没办法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所以还不明白世间的许多事情，致使许多举措都举棋不定，在听取谏言的时候，时常被欺瞒，因此没能取得治理国家的功效。
第二篇文章说，治理国家的要务没有比复仇更为重要的。内容大概是：
欺骗皇上和父母之仇无法消融。只要心中还有君臣父子的忠孝之人，就会有同样的难以自控的痛苦情绪，而不单单因为个人的私情。但是现在应该做的，只有主战才能报仇，只有守护好城池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天理，而不是发自个人欲望和私怨。
第三篇文章名为德行功业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是起用君子还是小人。内容大概是：
抵抗外敌的方式，其根本不取决于军事的强弱，而是取决于德行和功业，防守的重点并非边境，而是朝堂。攻守器具并不取决于命令，而是规章制度。现在进言献策的道路被堵塞，奸佞之臣的势力越来越强盛。爵位与奖赏容易获取，可是惩戒却迟迟无法下达，如今人民的财力和物力已经消耗完了，可是国家却还是不懂得节省花费，如此一来，德业如何能修成？朝廷如何能坚守正道？规章制度如何能树立起来？那些古代的贤明帝王制定的巩固国家基础、依靠实力压制夷狄的战略都并不完善。
朱熹所说的都很有道理。宋孝宗在听第一篇奏折的时候，神情缓和，应答的声音还很洪亮，当听到后两篇的时候就沉默了。没多久，朱熹被升为武学博士。朱熹领完旨就回去了。
评论
历代的儒生都会对“格物致知”进行研究，而每天忙于政务的皇帝哪有时间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进行研究呢？殊不知，想要治理天下，根本就在这里。根本都没能树立，纵然有英军那样强盛的海军，德国陆军那样精锐的部队，美国那样强盛的工商业，秦始皇、汉武帝一般的智慧才华，得到像诸葛孔明一般恪尽职守的人任职宰相，拥有如孙膑、吴起、霍去病一般屡战屡胜的人做将军，也无法使得国家长治久安。
三篇文章讲的并未和密奏的意思脱离。与此同时，修辞语气切中事理。朱熹起初并没有刻意粉饰文章措辞，但是在阅读他文章的时候，却让人明显感到条理清晰、语言顺畅、情感深刻。学着写文章的人，一定要达到这一标准。
朱熹向宋孝宗进谏，把讲学看作是治国的根本，把复仇看作治国的要点，把亲贤臣远小人看作是实施政务的着力点。这几篇文章将治理国务的道理完完全全地讲了一遍。不管是专制体制的时代还是共和体制的时代，这样做就能兴旺，违背了就会走向灭亡。
朱熹在李延平处学习，这次所写的奏折也是来自李延平的启发。他远离污浊的世俗，但是他辅佐皇帝，造福人民的思想却通过徒弟得到了实现。确实与文中子王通不相上下（隋朝时，王通在河汾隐居。唐朝初的股肱之臣像魏徵等人都是他的徒弟。他写有《文中子》一书），都是一流的人物。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把皇位让给了宋孝宗。宋孝宗登基后，下旨广开言路，征集正直的言论。朱熹依据皇上的旨意，呈了密封的奏折。其大致内容如下：
皇上尽管没有过错，但是不能不清楚如何当好皇帝；朝政尽管没有疏忽，但是要及时制定好对内完善政治与教化、对外抵御强敌的战略。这里面各种利害关系尽管没办法一一罗列，但是其根本却一定要注意。陛下仍处于修身养性的初级阶段，亲自批阅奏章，无非是朗读诗歌文章，通过朗诵文章来让自己的品行得到提升。近年来，想要探索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但却尤为看重道家佛家的书籍，诵记经文和词语，这不是能够贯穿事物根本、确立大道的要点。君主的学问，应先追根究底，了解事情本末，以便清楚地了解事情的变化，并让世间万物的道理都铭记于心，能够将事情的细节看得清清楚楚，就会自然而然地端正内心，让自己意志诚恳，进而使天下得到更好的治理。
文章中间写道：“目前的方针，不过是匡正朝纲，抵抗外敌，但是这一方针为什么无法及时定下来呢？就是被主和言论干扰了啊。金朝和宋朝之间有着血海深仇，两方是绝对无法和谐相处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明知不能做，却还是要这么做，那是因为这里面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依我所见，主和对我们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理应咨询大臣提议，综合起来对全部计谋进行思考，分析目前失败的原因，然后总结应对的方法。坚定地依据大家所赞成的道理，结合当前利害关系，封锁关隘，拒绝合约，采纳贤才，明确法度，净化士风民风。让我们在匡正朝纲、抵抗敌人的同时，没有任何别的退路，以免产生安逸的思想。如此一来，将军、宰相、士兵都能理解皇上的志向，就会相互鼓励并共同为国家尽心尽力了。几年之后，举国上下意志坚定，兵士器宇轩昂，国家富强，军队强盛。再根据我们力量的大小，观察敌人挑衅程度，慢慢地积攒实力战胜他们。这样一来，中原地区丢失的土地一定可以收复。”
文章的结尾写道：“国家的好坏就看百姓是否愉悦，而决定百姓是否安逸的是地方官员是否公正贤明。负责监督辖区官员的监司是地方官吏的榜样，而监司的根本则是朝廷，所以想要妥善安顿人民，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朝廷。皇上，您看看，如今的监司里同流合污祸害百姓的人，哪个不是宰相、台谏的亲友、故交或门下？他们里面有些已经倒台，被查出结党营私的事实，并被免去了职位。但是那些还在当政的人难道就不是这样吗？无非是皇上您不清楚而已。”
宋孝宗隆兴元年，朝廷命令朱熹赶到皇上的住所（所谓行在，就是临安，也称临都，现杭州市），朱熹婉拒了。同年十一月，朱熹奉旨在垂拱殿奏事。那时候，朝廷命王之望前往金朝议和，王之望还未回来。宰相汤思退等人支持议和，正值皇上所依仗的亲信曾觌和龙大渊之辈掌握朝政。朱熹在去朝廷之前，问老师李延平自己应当说些什么。李延平觉得现在朝政混乱，所谓公义和利益混为一谈，因而宋朝运势越来越衰败，反而夷狄的气势越发强盛，人们都只顾利益而不顾忠义，陛下势力薄弱。于是，朱熹就按着老师的意思启奏。首篇文章提及治国之根本唯有讲学是最迫切的。内容大概是：
尽管皇上拥有生而知之的秉性、相较常人有更加高尚的德行，但是却并没有依据事物对道理进行考究，所以世间的许多道理，还没有认识到，没办法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所以还不明白世间的许多事情，致使许多举措都举棋不定，在听取谏言的时候，时常被欺瞒，因此没能取得治理国家的功效。
第二篇文章说，治理国家的要务没有比复仇更为重要的。内容大概是：
欺骗皇上和父母之仇无法消融。只要心中还有君臣父子的忠孝之人，就会有同样的难以自控的痛苦情绪，而不单单因为个人的私情。但是现在应该做的，只有主战才能报仇，只有守护好城池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天理，而不是发自个人欲望和私怨。
第三篇文章名为德行功业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是起用君子还是小人。内容大概是：
抵抗外敌的方式，其根本不取决于军事的强弱，而是取决于德行和功业，防守的重点并非边境，而是朝堂。攻守器具并不取决于命令，而是规章制度。现在进言献策的道路被堵塞，奸佞之臣的势力越来越强盛。爵位与奖赏容易获取，可是惩戒却迟迟无法下达，如今人民的财力和物力已经消耗完了，可是国家却还是不懂得节省花费，如此一来，德业如何能修成？朝廷如何能坚守正道？规章制度如何能树立起来？那些古代的贤明帝王制定的巩固国家基础、依靠实力压制夷狄的战略都并不完善。
朱熹所说的都很有道理。宋孝宗在听第一篇奏折的时候，神情缓和，应答的声音还很洪亮，当听到后两篇的时候就沉默了。没多久，朱熹被升为武学博士。朱熹领完旨就回去了。
评论
历代的儒生都会对“格物致知”进行研究，而每天忙于政务的皇帝哪有时间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进行研究呢？殊不知，想要治理天下，根本就在这里。根本都没能树立，纵然有英军那样强盛的海军，德国陆军那样精锐的部队，美国那样强盛的工商业，秦始皇、汉武帝一般的智慧才华，得到像诸葛孔明一般恪尽职守的人任职宰相，拥有如孙膑、吴起、霍去病一般屡战屡胜的人做将军，也无法使得国家长治久安。
三篇文章讲的并未和密奏的意思脱离。与此同时，修辞语气切中事理。朱熹起初并没有刻意粉饰文章措辞，但是在阅读他文章的时候，却让人明显感到条理清晰、语言顺畅、情感深刻。学着写文章的人，一定要达到这一标准。
朱熹向宋孝宗进谏，把讲学看作是治国的根本，把复仇看作治国的要点，把亲贤臣远小人看作是实施政务的着力点。这几篇文章将治理国务的道理完完全全地讲了一遍。不管是专制体制的时代还是共和体制的时代，这样做就能兴旺，违背了就会走向灭亡。
朱熹在李延平处学习，这次所写的奏折也是来自李延平的启发。他远离污浊的世俗，但是他辅佐皇帝，造福人民的思想却通过徒弟得到了实现。确实与文中子王通不相上下（隋朝时，王通在河汾隐居。唐朝初的股肱之臣像魏徵等人都是他的徒弟。他写有《文中子》一书），都是一流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