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罗从彦其纪念祠修建于故居处，在沙县城西洞天岩，有颜乐斋、寄傲轩、濯缨亭、邀月台等建筑，与洞天岩的旖旎风光连成一体，还是罗先生的藏修地。
  豫章祠原址在洞天岩西麓，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始建。此后多次毁建和迁建。现存的豫章祠重建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修。站在祠前，我看到了檐下正中横匾“豫章贤祠”，下横梁又有一匾“罗从彦纪念馆”，为沙县籍老红军、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张廷发将军所书。
  进得祠来，在中轴线上，由前向后依次为牌坊、门屋、院子（天井）、正厅，两侧为廊庑。规制齐整，简朴美观。两边廊庑有图文说明，介绍罗从彦的生平著作及其在闽学中的地位“承杨传李启朱”，即承接杨时，传授李侗，启发朱熹，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个评论出自宋礼部祭文：“上传伊洛，下授延平，斯人一脉，万古是师。”还有一幅孔庙内景照片，有罗从彦从祀孔庙的牌位。
  正厅正中有罗从彦全身塑像。祠内还保存着元至正年间罗从彦的灵牌一块以及历代名人题匾数块，其中有康熙帝的御笔“奥学清节”。正厅楹联满目，很显气象，询问是否原物遗存，答，联词是，书法不是。细看，与罗先生精神颇合，便录于此：“宣扬先德留芳远，佑启后贤世泽长”“静参气象涵心性，默处山林蕴德文”“警策文章尊尧是录，穷研学术济世有怀”“严毅力行涵茹今古，澄心默坐体察人天”“清节正人存德泽，文章济世绍书香”。
  看了一圈，深感历史的公正，是先贤，后辈总会以各种方式予以纪念，或立祠，或修纪念堂，或题匾，或书写对联，去赞扬他们的精神、品格、事业的建树，抒发崇敬之情，表达学习、继承和发扬的情怀和决心。
  罗从彦数试不第，宋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以特科进士让他出任广东博罗县主簿；宋嘉定六年（1213年），延平（今南平）太守刘允济将《遵尧录》进献朝廷，并为之请谥；宋淳祐七年（1247年），朝廷赐罗从彦谥号“文质”。《谥义》称：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应曰质。公师友渊源，洞明天理，可谓道德博厚矣；清介绝俗，著书有闻，可谓言行相应矣。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罗从彦从祀文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为罗从彦祠堂题写祠额：“奥学清节”。
  尽管罗从彦从事的是理论建树和传播，一般民众未必知晓，但历史给了他应有的地位和评价。1997年该祠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遵尧录》一书著于宋宣和之末，金人南侵，北宋王朝摇摇欲坠之时，充分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罗从彦认为必须效法先王，正纲纪以挽颓势。他在自序中先赞美宋前期：“一祖开基，三宗绍述，其精神之运、心术之动，见于纲纪法治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先王之盛。”他从维护君主出发，对照尧舜先王溥仁心泽惠于民之言行为准绳，论述了宋前期君王之为君之道。他提出：君王须正心修身。他举了太祖和太宗的三个例子。一是太祖把自己卧室之门洞开，谓左右：“比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见之耳。”豫章先生评论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夫辟四门，明四目，达四德，尧舜之道也。”二是太祖射猎，马失前蹄，被掀摔地，竟怒杀坐骑。过后自悔，自谓有错。豫章先生认为太祖不掩饰过错，勇于纠正，正是可为后王取法。三是一个节镇官好打猎，左右以此奉迎，献鹰犬讨好等，结果放任了属下，竟借其名侵扰军民。太宗以此为鉴，说：“人君当淡然无欲，不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邪无自入焉。”豫章先生称赞：太宗能见到这一点，可见善知为君之道了。正心修身是古今概莫能外的为君为政之真理，故而豫章先生极为推崇。
  君王须诚意纳谏。他也举了几个例子：一是按祖制应是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但因为功者是皇上不喜之人，不予进。臣子力辩：“赏者圣人之所以劝善，罚者圣人之所以惩罚，爵赏刑罚，乃天下之爵赏刑惩，非陛下之爵赏刑罚也，陛下岂得自专之耶？”帝怒，拂袖而去，臣子追随，直至内宫门外，站着不走。豫章先生评曰：“赏罚者，人主之大柄也。赏所以劝功，罚所以惩罪，天下共之。太祖时，臣僚有功当进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进，此蔽于私者也。”二是太祖在后花园持弓弹雀，有臣子要急奏。太祖一看并非紧急，便怒责来人。奏事臣答：总比弹雀要紧吧。结果被打落两颗牙齿。臣子拾起被打落的牙齿放进口袋，太祖说，莫非你想以此控告朕？答：不敢，自有史官记叙。太祖缓过气来，反倒犒劳了这位臣子。豫章先生认为，君主有过失，臣子不应缄默，“史官会记载”就是对君王的很好的提醒。
  君王应讲究用人之道，知人善任。豫章先生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在德才关系上，主张把德放在第一位，反对“贪人之才，而不究其德”“古之用人，以德器为先，才大而德不足，只为累耳”；其次，他强调用人的严肃性和坚定性，提出“人主于宰相，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第三，主张全面考察人才，但反对求全责备，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贤不可责任”。又举例阐释，其中有宋太宗任用吕端一例。当时擢吕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帝诏端曰：“庙堂之上固无虚授，但能进贤退不肖，便为称职，卿宜勉之。”但因任用太晚，奏对时常遭到同僚异议。宋太宗诏曰：“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奏闻。”豫章先生评说：“宰相之任在乎登进贤才，黜远庸侫，而总其纲目，万事自理。故曰天子择宰相，宰相择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虚授，其言是己。”认为太宗既信任吕端，就应给他创造能放手大胆地工作的良好环境。
  君王应树立民为邦本之仁心，勤政爱民。豫章先生举了两处受灾情况。一是杨泗之灾，饥民饿死不少。户部侍郎实地巡查后返朝上奏，建议将军储粮食贷给饥民度荒，秋后再收回新粮，认为朝廷体恤百姓，百姓也会倾力奋耕。太祖采纳，便命令把军粮贷给饥民。豫章先生说，“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养者，民以有食也。所以为安者，以有兵也。”认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人民要有粮食方能生存，但也须有军队保护，方能安居乐业，而军队的用粮则取之于民。他把国家与人民、人民与军队、军队与国家等诸种关系说得很辩证，很朴实，很透彻。二是宋天圣七年（1029年），契丹饥荒，流民过界河，监司以闻。帝谓辅臣曰：“彼虽境外之民，皆朕赤子也，盍多方拯救之。”乃诏契丹流民所过，人给米两斗分送。
  罗从彦一生中只有三年任县主簿，还是因他屡试不第而得特科进士，大约朝廷也看在他自学成才分上给予的鼓励。可他一介书生，对时局、对朝政十分洞明，无比牵挂，直言不讳地告知为君者该如何，为臣者应怎样，真是匹夫有责，匹夫尽责！
  罗从彦坚持天理观、唯物观：反对天人感应说，驳斥了“天降天书”“日食应天”“梦中托生”等说法。他认定内因为主事物的变化皆因心发起。他从自然界现象说到人，说到朝政，说到社会形势，认为“人之作气，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由此讲到政治形势的变化，认为“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以析祸福相依，观察国家治乱。他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并通过大量史实分析印证祸福相依的规律，深感何人当政，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指出“奸邪之人乱国政……庸鄙之士弱国势”就是祸；相反，“得贤则天下治”就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