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之所以受到后世如此的推崇，除了本身的贡献外，与稍晚于他的两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一个就是真德秀。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真德秀）”“西山之望直继晦翁”。清代另一位学者陈衍锟则说“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杨时），其盛也集于朱子（熹），其末也振于西山”。
  真德秀虽然未曾在朱子的门下学习，但他对这位理学大师非常崇敬，赞颂道“巍巍紫阳，百代宗师”，早年还曾向朱子的弟子詹体仁求过学，与朱子的另一些学生也有很深的交往（如李公晦）。应该说，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或私淑弟子，为重振理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扫清政治障碍尤为突出。
  “庆元党禁”，后朱子等人的职务虽有一定的恢复，但理学并没有受到尊重，仍处于低潮。真德秀认为，制造“庆元党禁”，使正道不行，官场腐败，社会风气沉沦，此案应该彻底推翻。理宗继位后，他发现新皇帝有改变过去一些做法的意愿，便向其进言，希望朝廷重理学，正人心，定国是，解决政治混乱局面。建议被皇上采纳，他也因此以经筵侍读（为皇上解读儒经的讲官）身份宣讲理学。由于官方的认可和扶持，理学迅速兴盛起来。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还亲撰《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正式肯定朱子等为孔孟之道的继承人，使朱子理学成为中国社会的官方哲学，令无数企望“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离不开它。虽然这是后话，但不可不提。
  回顾真德秀的一生，他始终致力于朱子理学的研究，并为之鼓与呼。尽管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评价不高，称其“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盖墨守之而已”，此说仅为一家之言，事实上真德秀对理学的研究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正如明代全祖望所说“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近代有学者也认为，真德秀在传播朱子理学过程中，着重发挥心体说，强调“反身而诚”的求仁说，要求封建统治者“克制”自身过分的贪欲，以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他把道心人心、未发已发、性情动静，都以仁说加以贯通，“合而言之则皆仁”。而求仁则只能求之于心，一切工夫都在心中，一切作用都在心中，因此要“反诸身而求之”“挥求一心之全德”。
  朱子理学强调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结合，真德秀对此加以继承与发挥。他说“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混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却无“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接事物，必不能皆当”。这种“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的主张，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要把做学问与做人结合起来。他还认为，人与动物的形体虽然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仁义礼智的特性。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真德秀指出，天之所以能主宰世间万物，赏罚予夺，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天是人格之神，而是其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这个“理”能够报善以福，报淫以祸。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就是“天理”所要求的。
  真德秀留下的著作有《西山文集》《读书记》《四书集编》等。特别是《大学衍义》，《自序》中说“臣始读《大学》之书，见其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伦。益尝抚卷三叹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
  宋理宗为真德秀的一番苦心所感动，称赞《大学衍义》“备人君之轨范焉”。元、明、清以来，《大学衍义》更是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仁宗说，“修身治国，无逾此书”。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让人将此书抄写于殿堂的两壁，令群臣听理学大师宋濂讲析。